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二、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跨文化/国际传播的失衡秩序反映的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对这种权力关系的维护一方面依靠经济、资本和技术等“硬权力”，但更多的是依赖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软权力”。萨义德将东方主义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方式，其实施方式不再是坚船利炮、经济掠夺、技术征服，而是种种有关东方的观念和权力话语:

……我们却必须尊重并试图把握交织在东方学话语中的各种力量关系，其与实权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所具有的令人恐惧而又挥之不去的持久影响力……任何像可传授的智慧那样被视为恒久不变的观念体系都比谎言更为可怕。因此，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想，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纪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学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正如同样的物质积淀使源自东方学的观念不断扩散到一般的文化之中并且不断地从中生成新的观念一样。(黑体为笔者所加)

这个“恒久不变的观念体系”和“过滤框架”就是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其物质性表现就是东方主义话语实践。在过去主要是旅行家、商人、作家、传教士、人类学家、博物学家和军事征服者，而现在则“变脸”为大众传播媒介、学术研究机构等，他们通过话语实践源源不断地生产着关于东方的话语。这种观念体系本身就是一种霸权，维系着欧美民族和文化相对于非欧美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性。而为了维持这种不平等的权力，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即在语言的魔镜中将东方刻板化和妖魔化。刻板化的东方有时令人作呕，怪诞不经;有时则令人神往，充满着神奇、想象和欲望。但不管怎样，东方都是不真实的，都充满着偏见。

而当种族(阿拉伯人)、宗教(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圣战)叠加在一起时，“恒久不变的观念体系”在突发事件和敌对情境的刺激下会立即被激活，生成大量极富偏见的话语。“9·11”事件后，很多美国人对阿拉伯人或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敌对情绪空前高涨，他们使用极为激烈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偏见和刻板信念。美国国会议员约翰·库克西(John Cooksey)在“9·11”事件后的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说:“假如我看见某人进入(一个机场)，他头上戴着尿布似的东西，而且用风扇皮带(带动汽车等散热器风扇的皮带)将那玩意缠在脑袋上，那么这家伙就应该被逮起来。”^[39]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本·拉登在“9·11”事件之后的一段讲话中则说:“我们的恐怖主义针对的是美国。我们的恐怖主义是神圣的恐怖主义。”^[40]可见，那个“恒久不变的观念体系”所蕴含的偏见以及其所引发的歧视、敌视的威力是多么巨大!

不管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东方在西方人眼里总是不真实的、充满偏见的。正如戴维·理查兹在《差异的面纱》一书中写到，那些表面上声称描述他者的材料，实际上与欧洲人的自我再现和身份有关。^[41]不仅是对阿拉伯人如此，对其他的东方人也莫不如此。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著名学者金依莲对美国白人文学中变化的亚洲人/华人形象作了一个非常精辟的概括:

美国白人文学中的亚裔刻板印象有两种基本类型:“好”的亚洲人和“坏”的亚洲人。“坏”的亚洲人是阴险的恶棍和野蛮的群体，这两者都不能为白人所控制，所以都必须被毁灭掉。“好”的亚洲人是无助的异教徒，等待白人英雄或忠实可爱的盟友、伙伴和仆人的拯救。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白人对亚洲人的刻画主要是作为一种陪衬，凸显出美国白人而不是亚洲人;当亚洲人无情狡诈时，白人就间接地显现为充满了正直感和人性;当亚洲人是快乐和驯服的贱民时，就投射出白人的仁慈和重要。滑稽的、胆小的仆人安抚着强壮和聪明的白人主人;无助的异教徒被仁慈的白人拯救者所拯救;聪明的中国侦探为他的白人客户和同事侦破神秘的案件。贯穿这些形象始终的一根线是业已建立和强化的，永恒和不可调和的华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确立了白人在生理上、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优势地位。^[42](黑体为笔者所加)

不仅存在着“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话语，还存在“东方”对自身的“自我东方主义”话语。^[43]自我东方主义是东方主义的变异和延伸，是指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作家、艺术家或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东方主义话语，从西方的视角来描述和陈述其自身的文化，想象、创造和确认自我文化身份，这种“自我呈现”往往与西方持有的东方的刻板印象保持一致。

例如，一些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汤婷婷等)在力图以跨文化的中国叙事来颠覆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在滥用中国文化符号进行自我刻板印象，如小脚、风水、阴阳、八卦、麻将、小老婆、怪异的食物、不可理喻的语言等，以“符号暴力”的形式，反助西方人强化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些华裔作家明知东方主义话语正是操纵着这些符号来建构“华人”他者形象的，可他们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答案之一就是那个“恒久不变的观念系统”在起作用。为了挤入西方主流文化圈，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东方主义话语来写作，不由自主地被纳入到不平等的传播体系中去了，从而与西方形成一种“共谋”关系，里应外合地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华裔作家为了争取“发声”权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写作策略。

萨义德对这种自我东方主义话语抱有极高的警惕。他嘲讽了一些来自东方的学生和学者，在西方的大学和学术机构接受了东方主义话语的培训后，转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有效”地操作着东方主义话语，针对本国和自身文化再生产着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他还挖苦这些人在其“老板”(西方的东方学家)眼中，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而已。为此，他告诫道:

有理由对东方学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东方”自身这一事实敲一敲警钟:阿拉伯语(日语、众多印度方言和其他东方语言无疑也同样如此)书籍和杂志中到处充斥着阿拉伯人自己对“阿拉伯心性”、“伊斯兰”和其他神话的第二手分析……东方学已经成功地汇入了新的帝国主义之中，它的那些起支配作用的范式与控制亚洲这一经久不衰的帝国主义设计并不发生冲突，甚至是不谋而合。^[44]

萨义德将那种以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怠性为基本内容的东方主义称之为隐伏的东方主义，也就是东方主义意识形态(有关东方的观念、信仰、知识体系等)。它很少随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改变的只是显在的陈述形式、技巧和风格。萨义德关注和深挖的是隐伏的东方主义，因为“有关东方的知识中所出现的任何变化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可以在显在的东方学中找到;而惰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则或多或少地永远在于隐伏的东方学中”。^[45]他将那些隐伏的东方主义归纳为三个信条:

其一是理性、发达、人道、高级的西方，与离经叛道、不发达、低级的东方之间绝对的、系统的差异。另一信条是，对东方的抽象概括，特别是那些以代表着“古典”东方文明的文本为基础的概括，总是比来自现代东方社会的直接经验更有效。第三个信条是，东方永恒如一，始终不变，没有能力界定自己;因此人们假定，一套从西方的角度描述东方的高度概括和系统的词汇不可少甚至有着科学的“客观性”。第四个信条是，归根结底，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46]

这些正是东西方跨文化传播中话语偏见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操控下，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便规定了特定的研究范围、特定的言说方式和特定的操作模式，成为一个自足和完备的知识体系。这样，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作家、学者，还是大众媒介机构在言说东方时所产生的话语偏见，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或某个机构的喜恶和政治立场的反映，而更应将其置于更为宽阔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考察。换言之，特定的偏见话语只不过是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下的一个具体的话语实践而已。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表达的形式。在跨文化传播的公共话语中，西方主流媒体经常采用各种语言策略，来微妙地表述意识形态偏见，以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揭示这些正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职责和使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能仅仅将东方主义理解成为“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一种认识和建构关系，它还可以扩展至任何“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建构方式中。正如萨义德所说，“因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一想象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然后服务于这两个世界”。^[47]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和东西方权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类推到普遍意义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