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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理论与话语偏见分析

时间:2022-02-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框架分析方法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受到很多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和国际新闻、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笔者认为,框架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意义建构和理解的定性研究方法不能脱离语言学的支持。
框架理论与话语偏见分析_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

一、框架理论与话语偏见分析

框架(frame)可以是“具有定性区别作用的任何事物。框架可以是一种符号场(semiotic field),其认知功能在于界定(有)标记空间和无标记空间。框架又是一种心理手段,其功能一方面是对记忆中的经验作结构化处理,另一方面又对新的对象或者情景作出预期”。[36]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框架”最早是由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于1955年提出来的,而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框架分析法则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其标志是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戈夫曼将框架看作帮助人们或组织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组织类型,是他们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的结构。此后,新闻传播学将框架理论引进和发展,并逐渐构建了新闻框架理论(news frame),成为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

新闻框架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媒介如何解释、组织和反映现实,并规范和影响受众对其的理解。也就是说,框架理论涉及新闻文本的生产和理解两个方面:一是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介在报道某一事件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下,“框限”或“选择”哪些部分事实,并以何种方式“重组”这些事实从而赋予新闻文本以特定的意义;二是文本所构造的“社会现实”又是如何引导或影响受众的认知和理解的,并使之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新闻框架对简化和整理人们对纷繁芜杂的周围世界的认识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其负面效应也如影随形、接踵而至,这一点与刻板印象(stereotype)颇为相似。选择、强调、突出、凸显是框架理论的主要策略,这些取舍行为毫无疑问要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态度、观念、信念和价值观等)和权力关系,并以或明、或暗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产生新闻偏见,影响和限制受众对客观现实世界的认识。框架分析方法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受到很多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青睐,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和国际新闻、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框架分析方法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应用型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但是缺乏深入和系统的语言学分析。笔者认为,框架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意义建构和理解的定性研究方法不能脱离语言学的支持。

纵观框架理论的发展历程,人们往往强调其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计算心理学)、社会文化学、新闻传播学(议程设置)的关联,而较少关注它与语言学之间的联系。细究起来,作为意义建构和心理认知方法的框架概念或理论,与语言作为人与客观世界中介的语言哲学思想其实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尤其体现在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语言学假设的思想中。后者认为所谓“真实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所反映和建构的世界,不仅如此,语言还塑造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按照语言所开辟的路径去认识世界。从此意义上讲,语言就是一种反映、建构世界和认识、理解世界的框架。并且,新闻框架理论的“选择”、“凸显”和“重组”作用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语篇功能所研究的问题,如哪些信息被“前景化”或“背景化”,哪些信息被挑选出来作为“主位”或“主题”,以及语篇的内部各部分是如何组织、语篇与外部社会情景是如何联系的等问题相契合。因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语言学基础,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将批评性话语分析与框架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各种话语分析,尤其是针对那些隐含着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的分析,揭示它们是如何被生产、掩盖、转移和理解的,以及它们是如何用以维系、巩固现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

批评性话语分析从语篇功能来考察语言是如何表达偏见的主要体现在文本是如何被架构的(framed)。[37]架构(framing)是指一个文本的内容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呈现给受众的,这涉及文本生产者所采取的视角和所持有的立场和态度。这些会导致文本中哪些信息会被“前景化”或“重视”,哪些信息被“背景化”或“忽视”甚至是“省略”。这样,文本就以非常隐蔽的方式表达了意识形态偏见。赫金(Huckin)用此方法分析了一则发生在美国一个核武器试验场的示威活动的报道。[38]该报道的开头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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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中的示威活动被架构成示威者和警察间的一场冲突,其中示威者是以负面形象报道的。在报道中,被“前景化”的信息是他们是闯入者(trespassers)以及被捕的人数;而其他的信息,如示威活动的动机(社会、公共健康和环境问题)、计划核试验的场地信息、附近居民的健康问题被“背景化”或省略了。所以,整篇报道预设的最重要和最感兴趣的方面是被捕的示威者人数,而不是他们为什么要示威。为此,他继续考察了报道是如何通过“主题化”(topicalization)来凸显以上看法的。

More than 700 people were arrested Saturday during an anti-nuclear,anti-Persian Gulf buildup protest at the Nevada Test Site.(星期六,在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场地爆发了一场反核、反海湾战争升级的抗议活动,大约700多人被捕。) Thousands turned out for the demonstration.(数千人出来示威游行。) A sponsor of the protest,American Peace Test,said the crowd was 3,000 to 4,000 strong.(示威的组织者——美国和平试验,说聚众人数达3 000人到4 000人之多)。

在报道中,示威者作为施动者主要是在进行“反社会”行为,如“更富有侵略性”(a bitmore aggressive)、“踢打警卫”(kicking at the guards),而作为逮捕、释放主体的警察则通过被动语态隐而不显,如:“□when 2,000 people were arrested on trespass charges”(……2 000人被指控非法闯入而被逮捕);“□more than 700 people were arrested and would be released in their own recognizance.”(……700多人被捕,在作出保证后将会被释放)

此外,文本的文体风格属于半正式的、客观的新闻报道。事件的内容也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丝毫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实际上,报道者对事件进行了“架构”并使用了种种语言策略,诱导读者以特定的角度和方式去解读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偏见便昭然若揭了。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的差异、意识形态的迥异以及权力关系的失衡,使传播者选取何种框架和使用何种语言策略来表征“他者”的问题显得愈发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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