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

第三节　小型发展中国家（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

在发展中国家，还有一类国家（地区）国土面积很小，人口很少。我们把它们称为小型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些与发展中大国明显不同的特点。在本节，我们想选择中国台湾省和南朝鲜这两个发展中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台湾和南朝鲜都属于战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地区。虽然台湾和南朝鲜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与中国大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两个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对中国大陆，尤其对大陆某些特定地区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一、台湾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况

台湾省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从20年代开始，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农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开始下降。但直至50年代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并不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在绝大多数年份都低于2%。从60年代开始，台湾省农业劳动力外移的速度加快。1960～1970年，农业劳动力每年向外转移率由2.18%提高到6.81%。在台湾农业劳动力转移史上，1969年是一个转折点。从1969年开始，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人数开始超过自然增加的数量，因而农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此后，农业劳动力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到1984年，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17.6%。在过去30多年中，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迅速转移，台湾省的就业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1952～1984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由56.1%降至17.6%，工业就业人口由16.9%提高到42.3%，服务业就业人口由27.1%提高到40.1%。这标志着台湾地区已经初步完成了由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向以非农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的转变。

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而言，台湾是世界上速度极高的地区。从表3-2、表3-3可见，台湾省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不仅远远快于美国、日本，而且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

表3-2　　　　　中国台湾省、日本、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比较

资料来源：据B.约翰斯顿等《农业结构转变》一书附录中Ⅲ等有关资料计算。

表3-3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

注：①为1952年。②分别为1951年、1961年、1971年和1981年。③为1953年。④为1961年。⑤为1947年。⑥为1952年。⑦为1962年。

资料来源：根据粮农组织《生产年鉴（1985）》第61～62页及《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第195～217页计算。

（二）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原因

台湾省过去30多年时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为什么如此之快呢？从台湾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条件和背景出发，我们认为，台湾省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主要是由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巨额的外部资本输入与较高的内部资源动员能力

1951～1965年，美国为台湾省提供了1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50年代末，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本也源源流入台湾。截至1982年年底，跨国公司的投资总额已达到10.6亿美元。从60年代中期至1982年年底，台湾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还从国外银行得到至少100多亿美元的各类贷款。1949～1980年，西方国家倾注于台湾省的资本达120多亿美元。如果包括“军援”在内，则高达160亿～200亿美元。台湾省是一个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小岛屿，如此巨额资本的流入对经济发展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当然，把台湾省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原因主要归之于外部资本的输入是失之片面的。事实上，各种外部资本输入只是对台湾省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前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0年代台湾省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加速阶段以后，外来资本在资本形成总额中只占较小的比重。此后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主要是靠较高的内部资源动员能力支撑的。就内部储蓄率而言，自60年代以来，台湾省基本上是亚洲储蓄率最高的发展中地区。巨额的外部资本流入和很高的内部资源动员能力，使台湾省能够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瓶颈”，这对于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经济发展初期农业的迅速发展对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起了重要作用

台湾省在50年代初期，制定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首先推行了从“三五七减租”到“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6]无论是与亚洲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相比，台湾土地改革都要彻底得多，因而其影响也显著得多。土地改革的实行导致了地权的相对平均化。土地改革前的1949年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33.9%，其耕地面积占55%。到1958年，这两项指标分别增至62%和85%。这就为农民增加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体制基础。除了体制变革的因素以外，台湾当局在投资方面对农业也给予了扶持。1953～1962年，农业固定资本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率平均保持在20.87%，到1965年仍保持17.3%的较高水平。这样，台湾农业在经济发展初期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在1952～1965年，农业保持了年均增长率为5.13%的速度。

经济发展初期农业的迅速发展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土地改革刺激了农业劳动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从而使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初期有效地发挥了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避免了大量过剩农业劳动力盲目涌入城市的问题。例如，1946～1960年，台湾省的耕地面积由85万公顷增加到88万公顷，只增加了3.5%，而作物种植面积则由129万公顷增加到158万公顷，增加了22.5%，每公顷耕地投入的工日数由223个增加到305个，增加了37%。特别是那些面积在1公顷以下的小农户，其劳动集约化程度更高。农业劳动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充分挖掘了农业部门的就业潜力，暂时缓解了农业劳动力过剩问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的压力。其次，农业的发展也为60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的更快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6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粮食基本上可以自给，这样就免除了在工业化初期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粮食，而将有限的外汇用来购买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设备。由于台湾农业产量的增长是在成本很低的情况下实现的，从而，保证了低价的农产品供给。这样有助于工业部门的工资保持较低的水平，使工业部门的利润率较高，竞争力较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60年代以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快速转移成为可能。农业发展对台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食物供给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资金的积累上。在经济发展初期，农业通过各种方式为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根据李登辉对台湾农工部门之间资源流动方向的研究，在1911～1969年，农业部门一直是资源净流出部门。1950～1955年资源流出量占农业总产出的22%，1961～1965年为13.4%，1966～1969年仍高达13.8%。虽然净流出比率趋于下降，但由于在此期间农业产出的快速增长，净流出绝对量的增长是相当可观的。^[7]此外，在50年代初期，台湾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占出口总额的80%以上，到60年代中期仍然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出口的迅速增长成为台湾工业化初期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对于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和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发挥了重要作用。

3.工业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发挥关键性作用

台湾省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当时有利的国际外部环境条件出发，在20世纪60年代初确立了以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为主的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基本上持续到1973年。在此期间，随着工业品外部市场的拓展，台湾省工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增长。1956～1961年，制造业部门产出的年增长率为11.2%，1961～1966提高到16.6%，1966～1971年又进一步提高到21.1%。劳动密集型面向出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对于加速台湾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台湾省克服了内部市场狭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其次，由于工业生产的劳动密集性质，使制造部门产出的就业弹性很高。例如，1963～1969年，台湾省制造业部门产出和就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6.8%和13.3%，就业弹性系数为0.79，而同期以生产资本密集性工业品为主的巴西就业弹性系数只有0.17。事实上，由于60年代劳动密集型面向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到70年代初，台湾就已基本上吸纳完了农业部门所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因为从7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开始大幅度上涨。例如，1962～1971年，农业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6.2%，制造业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为7.2%。而1972～1981年，农业工资和制造业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8%和16.8%。这标志着台湾省在70年代初已达到了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所描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转折点”，即停止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进入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

就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主要是通过城乡间的转移机制实现的，这一点在台湾也不例外。农村人口迁移一直是台湾城市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1961～1970年，农村人口净迁出率达17.4%，每年约有10万人由农村迁往城市。70年代虽然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工业发展曾一度减缓，出现过短暂的城市人口向农村回流的现象，但从总体上讲，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规模仍然很大。1970～1975年，农村移民占城市人口增长的65%。估计70年代每年仍大约有15万人由农村迁入城市。随着大量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台湾城市化有了长足的发展。1950年，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2个，1982年已增加到59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47年为20.6%，1982年已提高到61.3%。

就流动载体而言，6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力主要是流入台北、高雄、台中、台南和基隆五大城市，一些县辖市和地方中心镇人口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60年代中期以后，西部五大城市人口逐渐趋于饱和，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这样，接近大城市的中等县辖市和工商业较发达、交通较方便的中心镇便逐渐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台湾避免了像南朝鲜、泰国等国家农业劳动力过分涌入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的现象逐渐形成了以台北、高雄两个人口愈百万的大城市为核心，以基隆、新竹、台中、嘉义和台南五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中等城市为骨干，以板桥、三重、永和等20个人口在10万～20万的小城市为纽带和数十个小中心镇为细胞的多层次较为合理的城市空间构型。

农村内部转移也是台湾省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重要机制。除了城市非农业部门外，农村非农产业还是吸纳农业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在台湾有着较长的历史，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农村就建立了一些制糖加工厂，抗战胜利以后，农村非农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台湾农村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又有着良好的农业基础，并且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按照一种较为分散的方式进行的，因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要高得多。1956年农村劳动力中已有27%的人从事非农业活动，到1966年，在农村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已占到49%。在此期间，加工业新增加劳动力27.5万人，其中台北吸纳23%，其他主要城市吸纳22%，小城市吸纳9%，而广大农村地区吸纳46%。此外，在服务业部门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中，约有一半是在小城市和农村地区。^[8]

台湾省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主要又是通过兼业机制实现的。台湾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主要是以一部分家庭劳动力进城工作为主，举家进城弃农的情况是较少的。就农业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业部门转移而言，主要是以通勤方式在农村小城镇或村庄从事临时性或固定性非农工作，完全脱离农业者甚少。这样，就导致了农户兼业化的发展。这一点，台湾省与日本颇为相似。在1960～1980年，专业农户由47.6%下降到10.2%，而兼业农户则由52.1%上升为89.8%，其中以农业为副业的兼业农户由22.5%提高到55.4%。

（四）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问题

台湾省依靠巨额的外部资本和较高的内部资源动员能力，通过初期农业的成功发展和后来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运用城乡间转移和农村内部转移双重机制，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基本上实现了由以农业为主体的就业结构向以非农业为主体的就业结构的转变，成为世界上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在台湾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背后也潜伏着一些问题与隐忧。

第一，产业结构低级化问题。作为台湾省经济的支柱工业，目前仍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形态上，其所生产的产品都是简单、低层次的和附加值很小的加工出口品。对于60年代存在着大量廉价劳力的台湾而言，在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下，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选择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未尝不是加快经济发展的良策。但从70年代开始，随着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大幅度上涨，以廉价劳动力为武器发展起来的轻纺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受到削弱，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的比较优势逐渐趋向丧失，从1973年开始，台湾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实现旨在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虽然70年代以来台湾逐渐发展起了石油、化工、钢铁和造船等重化工业，到70年代后半期重化工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率已达到20%～25%，但总体而言，近十余年来产业结构升级进展并不顺利，台湾迄今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台湾技术研究开展能力弱，随着工资费用的提高，对外资金的吸引能力减弱，省内虽然有7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企业投资意愿不高，资本大量外流。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如何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将是台湾今后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

第二，农业劳动力的兼业型转移对农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农业劳动力的普遍兼业型转移造成了台湾小规模土地经营的凝固化。例如，50年代台湾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1.17公顷。到70年代则下降为1.05公顷。狭小的经营规模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顺利发展，同农业专业化和企业化经营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都产生了矛盾。由于经营规模狭小，台湾很难对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进行较大调整。因而，随着70年代以后农业劳动费用的大幅度上升，某些农产品如玉米和小麦等的成本节节上升。台湾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关闭农产品市场，这样美国廉价玉米和小麦的大量进口造成了台湾农业的衰退。农户兼业化的普遍发展，还影响了农业耕作的精细化程度，出现了经营粗放化的倾向。此外，大量的青壮年转入非农业，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老年人和妇女，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素质的下降。

二、南朝鲜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南朝鲜农业劳动力转移既有一些与台湾相似的特点，又有一些与台湾不同的特征。下面，我们将在与台湾的对比中，对南朝鲜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点进行扼要分析。

同台湾一样，南朝鲜也是战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1950～1980年，农业劳动力份额由74.1%下降到34%，年均递减率为2.56%。

（一）就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原因而言，南朝鲜在一些重要方面与台湾不同

第一，南朝鲜农业在启动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南朝鲜在经济发展初期并没有像台湾那样确定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农业生产没有获得引人注目的增长。例如，1965～1973年是南朝鲜顺利地加快了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的时期，然而，在此期间，农业增长却很缓慢。农业总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2%，主要作物——水稻的增长仅为1.3%。

第二，与台湾省相比，外部资本输入对于启动和加快南朝鲜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南朝鲜内部资源动员能力很低，如个人储蓄1983年只有6%。而台湾在70年代末已达到10%以上。总储蓄率水平自60年代以来，一直大大低于台湾。为了克服内部资本积累能力不足的限制，从60年代初开始，南朝鲜采取了大量利用外资的政策。1962年投资率为11.8%，其中外资占83.4%。1962～1981年，内部投资率平均为29.5%，而内部总储蓄率平均为21.8%，外资占投资总额的26.4%。外资引进的绝对额是相当可观的，年平均引进额1962～1966年为6924万美元，1967～1971年为6.75亿美元。1972～1976年为18.6亿美元，1977～1981年为71.5亿美元。外部资本的大量输入对于加快南朝鲜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测算，1962～1982年南朝鲜经济平均增长率如果不引进外资将会由8.2%下降为4.9%，即年均增长率的40%是靠引进外资实现的。1967～1982年就业人数年均增加37.5万人，其中靠外资增加的就业人数年均为13.5万人，占36%。^[9]

单纯依赖丰裕的资本供给不一定能有效地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还需要适当的发展战略与之相配合。南朝鲜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除了通过大量利用外资来大大缩短资本积累过程外，关键还在于从60年代初开始实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体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在这一点上，它与台湾是相似的。针对自然资源贫乏和内部市场狭小的特点，从1962年开始，南朝鲜确立了外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在外向型工业化发展初期，南朝鲜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1962～1971年，劳动密集型轻纺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3%上升到72.1%。整个出口总额从5480万美元增加到10.6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40%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成功地带动了经济的“起飞”，同期经济年平增长率高达9%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品为主体的外向型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南朝鲜在70年代初也基本上吸纳完了农业部门所存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进入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二）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而言，南朝鲜与台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第一，城乡间转移机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农村内部转移机制的作用非常有限。1945～1975年，南朝鲜总人口增长率为1.9%，而城市人口增长率高达6.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人口增长中2/3以上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结果。60年代以后，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南朝鲜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1950年城市人口比重为18.4%。1985年提高到65.4%。南朝鲜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要大大低于台湾，属于世界上农村非农业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这一点从南朝鲜农户收入构成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如果从农户非农业收入中扣除在城市工作的家庭成员汇回的部分，那么，自60年代初以来，来自农村内部的非农业收入在农户收入所占比重基本上稳定在12%～13%。特别是耕地规模在1公顷以上的农户，来自农村非农就业的收入只占极小的比重。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朝鲜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南朝鲜城乡间转移机制的运行具有与台湾省不同的特点。南朝鲜工业的发展是以按行业建立大规模基地的“基地开发”方式进行的。从60年代开始，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建立了27个工业区。这种集中型的工业化战略使大部分人口主要集中在个别大城市和若干个主要工业区内，而其他中小城市的发展则比较缓慢。1955～1975年，南朝鲜10万人以上城市人口比重由19.6%提高到47.8%，10万人以下各级城市人口的相对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农业劳动力主要流入大城市，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是南朝鲜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有别于台湾的运行特点。1985年南朝鲜汉城人口已达到963万人，第二大城市釜山人口达到351万人，这两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32.5%。

（三）南朝鲜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南朝鲜通过大量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资本积累能力的不足，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快速转移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由于南朝鲜在大量利用外资的情况下成功地扩大了工业品的出口，因此，并没有像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家那样因大量拖欠外债而导致“债务危机”。但不能否认，南朝鲜已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1985年，南朝鲜外债余额达到468亿美元，人均1157美元。外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到53.7%，成为发展中国家第四大债务国。沉重的外债还本付息负担，使南朝鲜70年代后半期以来曾长期处于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还本付息额近年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全部被债务的支付所抵消。

第二，南朝鲜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与高度的通货膨胀是联系在一起的。南朝鲜当局为推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既加快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又加剧了通货膨胀。例如，为了鼓励出口，政府曾多次实行通货贬值。在70年代，当局以极低的利率提供银行贷款，支持重化工业投资，造成了对贷款的长期过度需要，使国内通货量急剧增加，片面扶持出口工业，忽视内需工业，造成内需商品的长期供不应求，也成为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等等。1962～1971年，南朝鲜批发物价平均上涨12%，而1972～1979年则高达18%。

第三，南朝鲜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与整个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从60年代开始，南朝鲜推行了不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首先是60年代工农业的不均衡增长；其次是70年代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不均衡增长，并贯穿于始终的还有出口工业和内需工业的不均衡增长。这种不均衡的增长模式虽然使南朝鲜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加快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但也使整个经济一直处于过度的“紧运行”状态，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的经济失调，影响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再次是由于南朝鲜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分重视规模经济效益，使人口和产业高度集中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