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化趋势

第二节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化趋势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化趋势是指一定时期内农业剩余劳动力变化的大致方向。把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化趋势，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转移规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变化是在二元经济环境中，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单一的农业部门结构向多部门产业结构转化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出现了以下趋势：

一、农业劳动力弱化趋势

大量事实表明，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下降。主要表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年龄老化、文化程度下降和妇女劳动力比重增加等方面。我们把这些现象称之为农业劳动力的弱化。据调查，不在劳动年龄段的辅助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河北固安县柳泉乡老虎营村为40%，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风水沟镇兴隆坡村为33%。

农业劳动力的弱化趋势在国外也普遍存在。据报道，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中，35岁以下的青壮年占转移总数的80%～60%；苏联诺戈尔德州迁出人口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8.5%。

农业劳动力的弱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自给性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变初期阶段的特征。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要受到各种因素制约，其中，非农产业提供的何种就业岗位以及劳动者由文化程度及身体状况决定的劳动者素质两个因素又起重要作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的初期阶段引起农业劳动力弱化，也就是高素质劳动力率先转移的原因有：

第一，比较收益差别引起的劳动力就业岗位变动。高素质劳动力是劳动者进行了旨在提高自身文化程度，掌握某项生产技术的培训以及提高体能方面的医疗卫生投资后形成的。据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研究所冯立天等对北京地区0～16岁人口的调查，一个从0～16周岁即达到劳动年龄的新生劳动力培养费用，在农村为10520元，如果再加上这个人因上初中而放弃的4年生产可能创造的收入，那么新生劳动力的培养费用在1.5万元左右。假如他在上完初中后继续上高中、上大学，其新生劳动力的培养费用还要高。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为收回这部分投资，就必须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追求收入的最大化。在目前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的情况下，这部分劳动力向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或行业转移就是很正常和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被农业机械替代，农业生产中比较繁重的劳动，如耕地、种地、排灌、耙地、收割、田间运输、脱粒等主要农活，由依靠人力变为用机械之后，农业劳动力的强度减弱，可以由辅助劳动力来完成。身体强壮、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则转向非农产业。

第三，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社会水平的部门或行业，会因劳动生产率较高而更容易、更快地得到发展。经济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也就是产业结构由低到高的不断高度化。在这个演变的进程中，必然会选择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年龄可塑性强、有培养前途且身体好的劳动力。符合这一标准的当然就是18～35岁的劳动力，所以这部分劳动力率先脱离农业，构成了转移劳动力大军中的主体。

第四，用历史发展论的观点看问题，我们说只要农业生产不是自给性的而是商品性的，只要农业生产的技术不断更新与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那么这些变化过程对劳动力的直接影响结果就是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发达国家为例，凡现正在经营或将来要经营农场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大学文化教育和与所从事生产活动有关的专门培训，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在这些国家不是下降而是提高了。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这一趋势是相似的。在我们调查的11个省（市、区）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西部省份，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转移人数较多，比例较大。在发达地区，情况正好相反，中专以上的农业技术人员多数留在农业部门。这说明两者在发展阶段上处于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者处在劳动力转移的初期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太低，高素质劳动力纷纷脱离农业；后者则处在劳动力转移的中期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商品经济已有很大的发展，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其他行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农业生产已朝着高值化、集约化和规模经营方向迈出了步伐，这些都对农业劳动力的成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这些地区的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农业的人数或比重均较低。总而言之，目前农业劳动力出现的弱化问题，只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暂时的，最终结果必将是农业劳动力素质的高度化。

二、农业劳动力兼业化趋势

农村兼业现象，在我国也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趋势。据对全国11个省（市、区）的222个村调查，1986年转移劳动力70219人中，兼业人数为41889人，占转移总数的59.7%。这是指兼业劳动力，即一个劳动力既从事农业也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从兼业农户来考察，则更为普遍。如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山前乡南荒村90%以上的农户兼业，河北固安县农村80%的农户兼业。

农村兼业化是由许多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土地制度。那些土地分散、资本主义农业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农民不会轻易地放弃土地去从事非农产业。这是因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民将依靠它取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又是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和调节器，一旦经营非农产业遇到挫折，可以退回到农业加以修整和重新等待时机。因此，只要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兼业现象就难以避免。二是农业的承受能力。在商品经济运行中，分散的农业有较强的承受力，因而兼业可以分散市场风险。三是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和周期性的间歇，使农业劳动力有可能从事非农产业活动。

兼业使商品农业的进展缓慢，形成农村自给经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的局面。在农业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条件下，兼业不利于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不利于农业基础地位的加强。但是，兼业能分散市场竞争风险，承担经营不善带来的损失，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在产业结构变革中可以避免大的震荡，有利于协调发展。

三、农业劳动力集中化趋势

集中化是工业社会存在的普遍趋势。随着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集中化是不可避免的。劳动力的集中将有利于节约能源，节约土地资源，节约资金，有利于快速传递信息、交流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劳动力集中需要一定的载体，这就是城市和农村集镇。据11个省（市、区）的222个村的调查，1986年劳动力向外地转移中，经济发达的地区劳动力进入城市的比重高。如上海占79.2%，浙江占75.4%，福建占74.8%。而经济不发达地区进入城市的比重就低，如青海只有17.4%的劳动力外出进入城镇。

外出劳动力转移有两种趋势：一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比重高，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比重低，由东向西递减。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载体主要是中、小城市（镇），即是相对集中的。这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