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的启示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的启示

（一）农业发展对于保证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顺利进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台湾省在经济发展初期确立了优先发展农业的战略，并为农业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制度变革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增长，从而成功地启动了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进程。在这一点上，台湾与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由于长期忽视农业，农业相对于人口的增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从而，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异常缓慢。台湾和印度的对比说明，一个国家和地区只有首先成功地发展了农业，才能保证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顺利进行。当然，这一点对南朝鲜并不适用。南朝鲜是在国内农业发展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从美国大量进口粮食来支持农业劳动力快速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待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再回过头来发展农业的。这一点对于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无多大借鉴意义。

不仅农业发展的速度，而且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将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在分析台湾和巴西农业劳动力转移时所得到的一个启示。台湾在土地占有相对平均化的基础上选择了“单峰型”农业发展模式，巴西在土地占有极不平等的基础上选择了“双峰型”农业发展模式，农业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对二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双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大大削弱了巴西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部门充当农业过剩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同时，“双峰型”农业模式也不利于扩大国内制造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因为实行“双峰型”模式需要购置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农机具，如果这些农机具从国外购买，不仅增加了外汇负担，而且还减少了对国内制造业的需求，不利于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如果在国内生产，由于其高度的资本密集性质，即使发展起来了也难以吸纳大量的农业过剩劳动力。“双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导致巴西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度、城市化过度和服务业过分膨胀的重要原因之。台湾由于实行了“单峰型”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资源相对于平均地分布在各种农户之中，农业技术革新主要偏向于采用高度可分的和中性规模的技术。如优良作物品种、化肥、小型农机具和排灌设备等。这样，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农业部门容纳劳动力的能力，使农业在经济发展初期有效地充当了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后来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单峰型”农业发展模式的实施，还扩大了对各种农业投入要素的需求，刺激了台湾省内制造业的发展，增强了制造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台湾和巴西的对比说明，对于存在着大量过剩农业劳动力的欠发达国家来讲，“单峰型”农业发展模式似乎比“双峰型”农业模式更为可取。

（二）资本形成能力的高低是制约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重要因素

以台湾和南朝鲜为例，台湾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显然与其农业部门所发挥的资本积累功能和很高的内部储畜率有密切关系。从台湾经验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即如何提高内部资源动员能力，是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关键之一。南朝鲜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与其较高的资本形成能力有关。不过，南朝鲜农业的资本积累功能很有限，内部储蓄率水平也很低，较高的资本形成能力是依靠大量利用外资来实现的。在大量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本积累能力不足，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这一点上，南朝鲜模式中既包含着成功的经验，也有应当吸取的教训。从南朝鲜情况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即对于资本短缺的欠发达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国内储蓄水平不可能很高，为了避免城乡关系过于紧张，也不可能从农业部门获取太多的资本积累。因此，积极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本积累能力的不足，将有利于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但又应当使引进外资的规模与自己的偿债能力相适应，避免陷入借新债还旧债以及外债还本付息负担吞噬掉经济增长成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是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的产物，而工业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以台湾和南朝鲜为例，其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关键都在手工业化初期实施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核心的面向出口的工业化战略。巴西由于没有像台湾和南朝鲜那样经历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替代的工业化过程，直接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替代进入了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阶段。虽然后来也经历了资本密集型工业品出口的显著扩大，但并没有获得像台湾和南朝鲜那样的转移速度。同时，工业生产的高度的资本密集性质使大量劳动力不得不转入服务业部门，导致了服务业部门的过分膨胀。而印度由于工业化的发展直接起步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进口替代，严重影响了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从而成为导致就业结构呈“凝固”状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的选择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上几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农业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机制和农村内部转移机制，台湾无疑是其中比较有效地运用了双重转移机制的地区。即使根据这几种模式的比较，很难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选择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之间建立一种确定的关系。但我们仍会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机制的选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后果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台湾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以中等城市为骨干，以小城市为纽带和以中心镇为细胞的多层次的城镇空间构型，并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吸纳了大量农业劳动力。这样就避免了像南朝鲜、巴西和印度那样，因农业劳动力过度涌向大城市和不能有效地利用农村内部转移机制，带来了诸如大城市恶性膨胀、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拉大等社会经济问题。以上各种模式的比较表明，选择恰当的城市化道路和有效地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是保持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很有启发性的，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推力”远大于城市对农业劳动力的“拉力”，完全依赖发展大城市是难以奏效的，有必要重视发展中小城市和农村内部转移机制的使用。

（五）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要适度

像印度那样，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异常缓慢，就业结构呈“凝固”状态，是极不正常的。像巴西那样，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度，造成社会经济畸形发展以及像南朝鲜那样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与高通货膨胀相伴而行的教训，都是值得认真吸取的。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转移农业过剩劳动力，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操之过急。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要与农业支撑能力和非农业部门的吸纳能力相适应。

【注释】

[1]张纯元主编：《人口经济学》，第435页。

[2]田方主编：《国外人口迁移》，第61页。

[3]同①，第55～56页。

[4]见《城市学讲座》，第48～49页。

[5]“双峰型”农业发展模式是与“单峰型”农业发展模式相对应的，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斯·约翰斯顿提出的两个经济学术语。按照约翰斯顿的观点，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在“单峰型”农业发展模式下，农业资源相对平均地分布在广大农户中，强调可以被大多数农户广泛采用的高度可分的和中性规模的技术革新；在“双峰型”农业发展模式下，资源主要集中于少数大规模农业企业，农业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这少数农业企业中现代农业机具的大量采用上。

[6]所谓“三五七”减租，即规定地主征收的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主要作物正产品（相对于农作物副产品而言）收获量的35.7%；所谓“公地放领”，即当局把从日本人手里没收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耕者有其田”，是指由当局出面以土地实物券和企业股票的形式，征购地主超过规定额的耕地，然后重新出售给佃农。

[7]转引自B.约翰斯顿：《农业与结构转变》，第318页。

[8]见《农村经济情况》1987年第8期，第10页。

[9]见《世界经济》1987年第8期，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