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媒介素养的自发状态

三、我国公民媒介素养的自发状态

进入科技时代,公民面临的是越来越先进但却越来越复杂的传媒科技,越来越丰富但却越来越无序的信息环境。这样繁杂的信息、丰富而复杂的传媒环境、多元化的文化背景,是当今时代——传播新技术格局下——的特征。我国公民、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主流人群大都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当中,他们与媒介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我国广大公民正随着时代的发展往前迈进,他们在媒介的类型、内容、品性的取舍上已经有了更多自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原则,他们不仅从媒介中获得新闻、信息和知识,还需要从媒介获得娱乐、休闲,甚至是参与欲望的满足。

但是另一方面,面对飞速发展的媒介,面对如潮的信息,作为现代公民能否顺应时代的潮流,从容应对科技汇流所带来的媒介变革与信息革命?他们是否具备了相应的素质和能力能够基本正确地获取、选择、判断、分析、理解和驾御信息呢?信息毕竟是存在于外界的自然之物,如果它不能通过人的认知结构转化为“为我所用之物”,其后果是它们不仅不起任何作用,反而会成为人的负担,妨碍人们对事实的正确判断。他们又能否经受住外来强大文化的冲击攻势,在优秀文化和不良侵害之间游刃有余呢?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状况和公民对自身媒介素养的认知,从两个方面解析了我国公民所具备媒介素养的现状。

(一)我国单一的媒介教育

我国媒介教育的开端通常是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 20世纪末已经逐步形成了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从专科、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完整媒介教育系统——以研究新闻、传播的相关史论、业务、传播媒介形态、大众文化、媒介产业以及传媒科技等为主要领域,以培养媒介从业人员为主的专业化、职业型教育。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被视为媒介教育,主要是从媒介传播者的角度出发,而关于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始终未能引起重视。从媒介教育到媒介素养教育,意味着外延的不断扩大,侧重对象的变化,教育内容的扩充,主要表现为让普通公众了解各种大众媒介的产制过程、机构背景、内容特点、接受过程、正负作用,提高公众辨识、利用大众媒介的能力,包括使用现代化传播工具的能力,防止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毒害,促使传媒履行社会责任。

从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我国内地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步于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卜卫的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论文的发表。在过去的十年时间,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仍然停留在这种教育观念的介绍和引入层面,还处于研究阶段。成果少,尚未引起充分、广泛的重视,而对其研究尚在定性分析多、定量调查少、媒介素养状况很值得认真调研阶段;至于应用,至今“仅限于理论研究和介绍,媒介素养教育缺乏有效实践”。目前媒介素养尚未作为一门独立的或部分的课程进入我国的教学课堂,可喜的是研究在继续深入,有价值的实践也在继续进行。比较令人瞩目的做法是卜卫曾经在中青网“青少年园地”频道开设了“媒介课堂”栏目,通过青少年经常接触的网络媒介向他们普及媒介知识。其中涉及到这样一些内容:“新闻是真的吗?”“我们该不该相信新闻?”“记者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意见会得到媒介的重视吗?”等,力图通过这样的栏目建设,让更多的青少年讨论新闻、了解媒介。

(二)我国公民媒介素养现状

国内两份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阶段公民的媒介素养调查报告,展现了我国公民自身具备理性面对媒介的素养的现状: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媒介素养研究课题组和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西安电视台分别开展了关于媒介素养的问卷调查。对我国公民的媒介接触动机和媒介判断能力进行了理性分析:

1．媒介接触动机

调查显示,一般而言,人们接触媒介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而“了解新闻”是个人群组最多的选择,尤其是男性人群、受过高等教育人群和中青年人群。北京人接触媒介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情”,其次是“放松自己”、“学习新知识”和“消遣娱乐”。从所受教育程度来看,高知层人群在满足了对新闻的需求以后,也对媒介信息的知识性和娱乐性提出一定要求,而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却偏向于利用媒介信息来放松自己。而青少年也是调查所关注的对象,发现他们接触媒介的主要目的是“放松自己”,此外,主要是“学会与人交往”。目前世界上对媒介效果的研究几乎都是关于行为效果的研究,比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媒介传播了过多的暴力内容,容易致使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有好斗的倾向,过多色情内容的渲染导致青少年过早地接触性行为,媒介中过多传播犯罪活动会诱导人走出家门进行类似的犯罪活动。青少年判断能力的缺乏与认知结构的不完善,很容易通过接触媒介,阅读、视听媒介中的各种人物行为,引导自己的社会行为。

表11-3　北京人接触媒体的首选动机(%)⁽¹⁷⁾

而在对大学生接触媒介的动机调查中看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了解社会”、“了解生活资讯”和“学习”是其主要动机,而“习惯”、“消磨时间”、“忘记烦恼”则成为中选率较少的三类。

具备了一定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的大学生,在接触媒介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其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主动、积极地利用媒介资源的状态,意味着大学生在与媒介建立起来的依赖关系中,基本处于主体地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调节、控制自身接触媒介的行为。而“了解社会”、“了解生活资讯”和“学习”的动机中选率远远高于“寻求娱乐或刺激”,表明大学生在接触媒介时,开始着眼于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体现出较强的理性与功利色彩。

表11-4　大学生接触媒体的动机(%)⁽¹⁸⁾

2．媒介判断能力的调查

媒介判断能力是衡量媒介素养的一项重要指标,既包括受众对传播内容的鉴别能力,也包括受众关于传媒对人、对社会的影响这些深层次问题有足够的认识。

表11-5　是否具备判断媒介信息能力的调查⁽¹⁹⁾

在这个问题中,男性对自己的信息解构能力最自信,其次是未受过高等教育者和青少年,有高等学历的人对此观点的赞同率最低;受过高等教育者、中青年和女性更偏向于“不同意”观点,在表示“说不清”的比例最大的人群是青少年和未受过高等教育者。这说明,受过高等教育者由于自身受教育的背景,对媒介以及媒介信息的特征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到正确地解构信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青少年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由于生活阅历的缺乏、知识的不足和教育程度的局限,对媒介信息的认识还是比较盲目的。

“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是从媒介的社会角色、媒介真实、媒介暴力影响等三方面来对当代大学生的媒介判断能力进行了调查。

在媒介社会角色这一问题上,认为媒介干预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大学生占13．7%,认为媒介干预不一定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大学生占68．9%,两项相加为82．6%。这表明,当代大学生对媒介社会角色的认识渐趋理性,逐渐走出传统的传媒无所不能的认识误区,这有助于大学生更加合理地利用媒介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大众传媒进一步回归本位、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当代大学生开始意识到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区别,从统计结果看, 57．4%的大学生认为媒介所反映的内容“不太真实”, 5．8%的大学生认为媒介所反映的内容“不真实”,两项合计为63．2%,另有12．6%的人选择“不知道”,三项合计为75．8%。这表明,大学生中75．8%的人至少已经对“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是否是同一个世界产生了怀疑。

现代传媒带给受众的信息洪流中,不可避免地裹挟着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受众是否能够有意识地在信息接收与处理当中尽量剔除这类信息?根据调查结果, 23．2%的大学生认为媒介中所表现的暴力对自己“没影响”, 46．1%的人认为媒介暴力对自己“影响不大”,⁽²⁰⁾两项合计超过总数的2/3。

虽然调查数据还不够全面,但是从中发现,绝大多数人在处理对媒介的态度与关系时,都有着一定的理性认识,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在选择媒介、驾驭媒介以及在传播学者深为忧虑的“客观现实与媒介现实”的问题当中,都能表现出一定的辨别意识和辨别行为。

但同时,发人深省的是:为数不少的人仍然缺乏对媒介信息的正确判断力,绝大多数人对媒介的认识和判断尚处于自发状态。也就是说我国公民不是通过科学的媒介理论指导以及系统的训练获得对媒介的理性认知,而是在日常媒介接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知识积淀、个人的直觉、感悟来培养自身的媒介素养。这种自发状态最直接的后果是我国当代公民的媒介素养层次普遍偏低。

因此,系统而完善地建构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使其媒介素养由自发而自觉,由感悟走向系统,由感性认识走向理性认识,在我国传播新技术格局下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具备怎样能力和素养的公民才是一个理性的、合格的媒介消费者?如何使我国公民成为了解信息的“内行”,使之能够从媒介中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了解媒介文化,让国人练好“内功”不失为有效的办法。所谓内功,便是让我们所有公民拥有新时期必备的媒介能力——媒介素养,对来自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广告和互联网等的各种媒介信息具备一定的获得、取舍、认知、质疑、反馈和批判性接收的能力,具备对媒介现实和客观现实的辨别能力,以及对身处媒介文化环境中的感知能力。我国传播新技术格局下的媒介发展和变化,对我国公民提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即:具备科技时代的新素养——媒介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