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媒介素养追溯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的瞭望塔和黏合剂，对社会的良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公民的培育以及公民素养的提升尤其需要现代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媒介素养与公民、现代化和国家等紧密相连。

随着大众媒介的快速发展，其在担负社会宣传传播等功能方面也呈现出一定的弊端，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更重要的是众多研究也表明，当前大众的媒介素养意识不强，急需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然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关于媒介素养的培养意识也日渐加强。因此在目前国内对媒介素养的研究还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在国内外文献研究基础之上，拟对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主体、教育等相关研究进行介绍与述评，并就该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展望提出了具体的改善型意见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与展望。

一、媒体素养的概念内涵

目前学界对媒介素养的定义不一、众说纷纭，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观点，即分别从传播者和受众的角度予以研究来理解媒介素养的含义。

比较普遍的是从受众即社会公众的层面上来理解媒介素养，这在媒介素养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公众对于媒介的正确认识以及其获取、辨别、运用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的研究始于西方，并且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做出如下定义：“媒介素养是一种能力，用这种能力来接触、分析和评价大众媒介中所传递的诸多复杂信息。媒介素养着重于帮助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成为对媒介信息更谨慎、更理性的消费者，从而在有关健康、购物和价值判断上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同时也帮助人们成为媒介有创新性的生产者，从而更有效地传递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优势。”[1]我国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媒体素养研究室把媒体素养定义为：“媒体素养是指大众能够解读媒体、思辨媒体、欣赏媒体、进而利用媒体来发声，重新建立社区的媒体文化品位，并理解公民的传播权利和责任。”[2]张开副教授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一文中指出： “媒体素养是传统素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它包括对各种形式的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外，还有批判地观看、收听并解读影视、广播、网络、报纸、杂志、广告等媒介所传输的各种信息的能力，当然还包括使用宽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各种媒体信息的能力。”以上观点是主流观点，将研究视角着重于受者身上。

但是随着近些年媒介素养研究的快速发展，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深入并且扩散，人们开始从传者即在各种媒体机构中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工作者这个层次来理解。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轨迹与社会意识形态与西方的不同，许多学者结合我国媒介机构发展的实际情况，有了新的视角。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媒介素养应该包含两个层次，除了社会公众，还有新闻传播者的作用，即新闻媒介的从业人员能够正确认识自身职业，并且能够在正确地利用媒介来生产和传播媒介产品。比如姬德强认为媒介素养是包括了传播者及其制度背景在内的一种多系统构成。[3]贺文发也指出，当前我国媒体受众人数较多且层次不一，所以媒体素养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素质教育。

二、主体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社会各成员对媒介综合运用的一种素质和能力的体现，社会成员的身份、层次不一，因此也需要进行特殊对待、特殊研究，因材施教。

国内目前比较多的是对青少年媒介素养的研究。由于青少年作为数目庞大的群体，且身心仍旧处于发展阶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许多研究机构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抽样调查，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于2000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长沙5个城市的4800多名中小学生进行了互联网使用情况及影响的调查，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少先队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也于2004年对3000名9～18岁的未成年人的媒体需求进行了问卷式抽样调查。调查显示，青少年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媒介消费者，但是存在着大量非理性的行为，比如偏爱新生媒介；娱乐化倾向严重；对媒介充分信任，缺乏取舍批判精神等。这些研究的出发点旨在保护青少年，避免其受到媒介的负面影响。

很多学者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状况也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指出了大学生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依赖网络成瘾，依赖新型媒介，缺乏理性认识，媒介教育落后等。应对之策主要体现在学校教育、社会管理、传媒自我制约、大学生自我约束等方面。郭楷、孙大鹏认为应对的途径和方法主要为：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基础，加大媒介与社会机构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参与力度；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对大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4]

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很大比例，同时城乡之间的差异等因素使得对农民的媒介素养研究极具价值。有学者对农民工的媒介消费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信息获取滞后困难、媒介消费结构不合理、媒介产品供需之间的严重失衡等。由此，应当加强政府对其的政策扶持，规范媒介宣传体系，强化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加大对其的经济扶持力度，创办适合农民工媒介消费的公共场所，合理配置媒介资源等。农民作为最广大的受众，农民工作为农村的意见领袖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应该以农民工为突破口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还有学者通过对中西部农民与东部农民媒介素养的对比分析，指出中西部农民对媒介利用的不足，应该从媒介、政府、教育、学界等方面提出完善措施。[5]

对公务员的媒介素养研究是结合了政治传播学的观点。马尔科姆·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扩充，发展成较为完整的三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而公务员的媒介素养又会影响到政府议程，既而可能影响到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公务员的媒介素养界定为三个层面：作为 “受者”的处理媒介信息的能力；作为 “传者”的能力；作为 “新闻人物”，即被报道对象的能力。[6]现有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突发事件中公务员呈现出来的媒介素养，但是日常履职尤其是在私生活中，公务员应对媒体时未必处理得当，因而要加强对其在这两个方面的媒体素养教育，这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新闻传播者作为媒介从业人员，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也是其重要的任务。学界早期对大众媒介素养的研究占了很大比例，而现在渐渐开始重视对传播者媒介素养的研究。许多研究者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来审视传媒人媒介素养的缺失，如信息采集的把关不严、信息传播时的舆论引导缺失、追逐商业利益等。他们认为应重视传媒人的媒介素养建构，传媒人自身要提高业务能力、加强职业素养、具备自律意识，社会方面要加大监督，制度方面要建立起引导媒体良性发展的机制。还有研究者将视角投向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对记者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仇丽媛在 《全球化时代记者的媒介素养研究》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媒介文化受到冲击，媒介技术全球化，跨文化传播的普遍化以及媒介市场的多元化，为了提高我国记者媒介素养，需要政府的有力推动、教育机构的培养、媒体环境的净化、频繁的国际交流。[7]

三、媒介素养教育

许多学者针对不同群体作了专门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在前文中已有提及。本节将着重从总体上讨论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进展。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给出的概念基本一致，也就是对社会公民的媒介素质的培养，使其全面理解和掌握媒介，并对媒介信息做出正确判断。学界引用度较高的概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宋小卫对媒介素养教育所下的定义，他认为：“所谓媒介素养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而王雅灵在 《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意义及体系构建》一文中指出，介于社会转型期传媒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对公民实行媒介素养教育是信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整体素质和社会的文明，有助于推动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当今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如认识水平低、发展不平衡、缺乏推动力、方法欠科学等。对于如何提高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者一般认为应该结合政府、学校、家庭、大众媒介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郑晓燕在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和路径》一文中指出：要加大政府媒介素养教育保障力度 （包括加大支持协调力度，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发挥学校媒介教育主体功能 （包括以大学教育为主导，设立专业研究机构，培养师资编写教材，重视未成年人教育）；树立家庭媒介素养教育主动意识；加强和规范大众媒介的社会责任；营造社会整体媒介素养教育氛围等。[8]

四、网络媒介素养

随着网络普及率的迅速提高，许多由此引发的问题也频频见于报端。网络是把双刃剑，媒介素养关系到对其的合理使用。对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对网络媒介素养进行深入思考，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蒋晓丽于2004年提出的。蒋洪大认为网络媒介素养应包括网络认知素养、网络甄别素养、网络道德法律素养、网络安全素养、网络行为自我管理素养、网络发展创新素养等，张潇、屈小顺则认为网络媒介素养应包括网络媒介的基本知识、网络传播的政策法规、网络交流的道德观念、网络信息的批判能力等。但是，以上研究的主体对象着重在青少年和大学生身上，因为他们是网络使用的主力军，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他们的个性需求，当然也可能生成诸多弊端。

有学者对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的整体情况展开了各个层面的问卷调查研究。总的来看，大学生们整体对网络认知不足、自律意识薄弱、信息接收被动、沉迷于网络消遣娱乐、利用能力不强。关于如何提升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水平，大多数研究者仍旧秉承媒介素养教育的思想，更多地看到网络的坏影响，认为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水平偏低，需要进行完善的教育，学校教育应在此发挥其重要作用。比如官晓渝、李朗认为，高校要开设相关课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平台，帮助他们善用网络为自身的发展服务。于滨认为，高校应当开展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传授学生关于媒介素养的基本知识，并且要注意强化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和传播伦理，培养大学生利用网络表达意见、传递声音以及运用网络完善自我和服务自我等。

网络媒介在青少年中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媒介素养并不高，也有学者对此作了调查研究。主要问题如下：青少年对网络媒介认识肤浅，自控能力薄弱，信息化学习能力不强，存在网络成瘾的趋势。鉴于青少年对媒介内容的认知和理解水平比大学生低，教育途径除了学校的教育以外，应更侧重于家长的配合。李苗在 《青少年媒介素养状况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以下建议：把媒介素养教育单独地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对当前学生接触的媒介内容和影响进行讲解和讨论；可采取组织参观、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并将其自然地融入教学实践；家长与孩子一同参与选择媒介信息，提高对负面信息的警觉能力；建立学校与家长的交流平台。例如学校网站建立媒介素养教育专区，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论坛，给家长和教师提供一个网上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1] 杨光辉：《走进传媒——如何开展媒介教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2] 杨光辉：《走进传媒——如何开展媒介教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3] 姬德强：《大众传播受众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建构——从传授基本矛盾的分析入手》，中华传媒网，http：／／aeademie．mediaehina．net／aeadoic－－xsjd－－view．jsp？id＝20580。

[4] 参见郭楷、孙大鹏：《关于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考》，载 《理论界》，2007年第4期，第107～108页。

[5] 石静：《中西部农民媒介素养研究》，太原：山西大学，2011年，第24页。

[6] 参见史玉琴：《我国公务员媒介素养研究》，郑州：郑州大学，2011年，第14页。

[7] 仇丽媛：《全球化时代记者的媒介素养研究》，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7年，第24页。

[8] 郑晓燕：《传媒素养教育的特定性含义与重点性运作》，载 《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98～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