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理论

四、媒介素养理论

媒介素养在国内的教科书及学术文章上，有多种不同提法，又被称为“传媒素养”、“媒体教养”、“媒体教育”、“传媒素质”等。笔者综合分析之后，认为这些提法可以归为两类，其一是“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其二是“媒介素养教育(Media Education)”。但是很多研究也经常把二者混为一谈，例如英国电影学院有影响的媒介素养教育家卡里·巴扎尔格特认为，媒介教育理论应关注媒介的特性、媒介的运作过程以及媒介的传播效果。媒介教育的宗旨是帮助人们学会和掌握有效的使用媒介，正确理解媒介传输的信息，帮助人们成为积极主动的思辨者^[20]。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也认为，媒介素养旨在培养学生对媒体本质、媒体惯用的技巧和手段以及这些技巧和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和判断力，……(它)是一种教育，宗旨为增强学生理解和欣赏媒介内容的能力，让学生了解媒介信息的传输过程和制作过程，从而认清媒介是架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再现现实的特性。^[21]

笔者认为，Media Education是以媒介素养为内容的教育，研究内容侧重教育，当然也包含了媒介素养的内容；Media Literacy则侧重素养，“为具有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22]。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介素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介素养教育代表整个教育过程，而媒介素养则是这一过程的内容、终极目标和结果。

(一)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有诸多不同的定义，在媒介素养较早开展，理论与实践成果较为丰富的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有着不同的解释。英国媒介教育专家David Buckingham把媒介素养总结为“媒介素养指使用和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23]。美国媒介素养中心给媒介素养所下的定义如下:媒介素养就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ability to select)、理解能力(ability to understand)、质疑能力(ability to question)、评估能力(ability to evaluate)、创造和制作能力(ability to create and produce)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ability to respond thoughtfully)^[24]。

美国媒介素养教育家James Potter认为:“媒介素养是一种观察方法，即当我们置身于媒介中时，为了解读我们所遇到的信息时主动采取的一种方法，我们通过知识结构来构建我们的方法，而要构建知识结构则需要工具和原始材料，工具是我们的技巧，原始材料则是来自于媒介和现实世界的信息，主动采用指我们不但知晓信息，而且还会不断与信息交流。”^[25]

美国密苏里州韦伯斯特大学的教授阿特·西尔弗勃拉特列举了媒介素养的五个基本要素，美国学者斯坦利·J·巴伦在《大众传播概论》一书中又补充了两点:

1.对媒介影响力的认识；

2.理解大众传播的过程；

3.分析和讨论媒介信息的谋略；

4.对媒介关于文化和生活预见性内容的理解；

5.娱乐、理解和欣赏媒介的能力；

6.对媒介职业工作者的道德和社会伦理义务有所理解；

7.发展恰如其分的、行之有效的制作才能”^[26]。

笔者认为这七点见解可以较为完整地概括媒介素养的全部内涵。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发表了个人的见解。

杨丹认为:媒介素养指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的组织建构及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各种微妙隐性关系，媒体如何架构现实等，从而对媒体所传递的信息进行思辨、解读，透视信息背后所隐含的媒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给予正确的评估和选择的能力，通俗地说，就是给人们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清楚自己所处的媒体周围的世界，拼接自己的能力来去伪存真。^[27]

张志安等人认为，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28]。

(二)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已历经近80年的历史，在欧美国家其理论体系相对成熟，特别是在英国，理论发展的脉络更为清晰:

1.媒介素养教育是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的一种教育主张。当时，以电影和广播为媒体的大众文化在欧美各国日渐流行，它所传播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与传统的文化理念多有抵牾和冲突。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EH.1.eari.)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桑普森(Deny.Thompson)发表了文化批评论著《文化和环境:培养批判意识》(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该书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并提出了系统的教学建议。利维斯和桑普森认为，新兴的大众传媒在商业动机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销一种“低水平的满足”，这种低水平的满足将误导社会成员的精神追求，尤其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各种负面的影响。^[29]因此，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排斥媒介的教育。由于这种媒介教育在本质上把媒介几乎视同为一种疾病，认为学生接受媒介教育就像打预防针进行免疫一样，因此这一模式被形象地称为“免疫模式”^[30]。

2.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出现文化研究学派，正是这一发端，引发了媒介素养教育的一次重要转折。该学派反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对生活化、大众化的文化形式给予了肯定，从而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意义。从客观环境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学校课程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校外文化”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在学校的课堂教育中取得合法地位。这一教育民主化的趋势，试图将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纳入教育课程的努力，体现了对精英文化霸权的直接挑战，成为广泛的民主政治运动的一部分。^[31]在这一背景中，媒介素养教育的观点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排斥转为培养学生的辨别能力。学生不再只是拒绝媒介，而是要学会辨别媒介内容，并且承认流行文化也可以有优秀作品。

3.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进一步脱离了保护主义的思路。作为这种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基础的认识论认为，现有的知识不是简单地来自教师的传授或学生的“发现”，而是双方在互动的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共识。英国利物浦大学高级研究员、联合国教文组织及欧洲议会媒介素养教育问题咨询顾问len Masterman在其论著《有关电视的教育》(Teaching About Television)、《媒介教育》( Teaching the Media)和《二十世纪90年代欧洲的媒介素养教育》(Media Education in Europe in the1990 s)中提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原则，如媒介素养教育应当着眼于增强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独立自主的批评、判断能力，而不能仅仅停留于记住某些批评、判断的手法和技巧；媒介素养教育理想中的“评价”，首先意味着学生的“自我评价”，这一自我评价既受学生的个性影响，也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

由此可见，欧美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是围绕“媒介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应该如何应对媒介影响”这一核心社会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很多研究者通常将媒介素养一直包含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对二者不做严格区分。目前媒介素养教育在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规模和体系，并且已经应用到了教育实践当中。

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晚于国外。1997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卜卫发表《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该文追溯了“媒介素养”概念在西方发展演变的历史，标志着我国媒介素养研究的开端。之后，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广泛引起国内学者关注，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报章。国内学者除积极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之外，还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的体系和方法，很多研究重点围绕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也有一些研究针对受众的媒介素养问题，也有一些学者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发掘早期新闻学者的媒介素养教育思想。

【注释】

[1]节选自《每周质量报告———“3·15”红黑榜》节目文本，2006年3月，央视国际网站。

[2]摘自2006年12月29日《京华时报》。

[3]摘自中新社网页，2006/11/20，19∶26。

[4]即文章中只要含有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管理、动物性食品安全、食品安全策略、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食品质量安全、食品安全控制、安全网、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体系、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食品安全保证体系、食品安全性、食品卫生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度、安全员等18个类似词中的任何一个都被列为满足条件项。

[5]引自《“共同打造有质量的生活”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央视国际网站，2003年06月17日09∶43。

[6]刘宁、张庆等著:《透视中国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7]金征宇主编:《食品安全导论》，化学工业出版社。

[8]李聪:《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系列图书———食品安全监测与预警系统》，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9]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0]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修订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Google Scholar是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络下设的专门进行学术搜索的专门工具。

[12]Matthew C.Nisbet& Bruce V.Lewenstein(CornellUniversity):《Bio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Media: The Policy Process and the Elite Press，1970 to 1999》，Science Communication，Vol.23，No.4，pp.359-391(2002).

[13]Simon Chapman PhD/Professor(University of Sydney):A strategy for increasing news media coverage of tobacco and health，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2001； 16:pp.137-43.

[14]Volker Saggau(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y at Kiel，Germany):“Food Risk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s’Trust in the Food Supply Chain”，QUALITY OF LIFE AND MANAGEMENT OF LIVING RESOURCES，THE FIFTH FRAMEWORK PROGRAMME 1998-2002，European Commission。

[15]观点来自[美] S.E.Taylor，L.A.Peplau，D.O.Sears等著:《社会心理学》，(第十版)，谢晓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引自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7]引自[美] S.E.Taylor，L.A.Peplau，D.O.Sears等著:《社会心理学》(第十版)，谢晓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145。

[18]引自[美]费斯廷格著:《认知失调理论》，郑全全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9]观点来自[美]费斯廷格著:《认知失调理论》，郑全全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0]转引自党芳莉:《20世纪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144-147页。

[21]Media Literacy Online Project by College of Education，University of Oregon.

[22]转引自臧海群:《传播学教育新方向:从媒介研究到媒介素养》，《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3期，第35页。

[23]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literacy learning Literacy Movement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36.

[24]转引自张开:《媒介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

[25]李艳华:《传播素养与媒介素养辨析》《当代传播》2006年第2期，第73-75页。

[26][美]斯坦利·J．巴伦著:《大众传播概伦———媒介认知与文化》(第3版)，刘鸿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61页。

[27]杨丹:《媒介素养教育与媒体发展》，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网站，http://www.medialiteracy.org.cn/。

[28]张志安、沈国麟:《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网站(http://www.medialiteracy.org.cn/prog/showDetail.asp?id=17)。

[29]蔡帼芬、张开、刘笑盈:《媒介素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30]David Buckingham，Media Education in the UK: 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Winter 1998.

[31]田中初:《媒介素养教育离我们有多远》，《当代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