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的认知失调

从21世纪的视角来看，直觉告诉我们奴隶制是错的，因此，很难设想我们这些最近的祖先真的相信奴隶制是完全道德的，或者至少不是完全不道德的。我们知道人们经常公开宣称奴隶制是合法的或者道德或者正当的，但想必没有人内心真的相信奴役另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信吗？他们信。并且他们为实行奴隶制做了理性论证，但最终在理性的废奴之路上奴隶制遭遇了更优越的论证的驳斥。

自欺是解决被称为认知失调的心理现象，或者说同时持有两个冲突想法时体验到的心理紧张的变通办法，而奴隶制是研究自欺力量的一个案例，因为：（1）奴隶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是善的；（2）奴隶制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可能是恶的。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人们无知地接受第一个观念；但随着人人平等的启蒙观念在各个社会的扩散，人们的情感开始倾向于后者，这就造成了认知失调。

心理学家利盎·费斯廷格首先定义了认知失调，他这样描述这一心理过程：“假设某个个体全心全意地相信某事物；进一步假设他要献身于该信仰，并因此采取了不可撤销的行动；最后，把证据、确定无疑不可否认的证据呈现给他，证明他的信仰是错的：会发生什么？这个人的表现常常是不仅没有动摇，甚至比以前更加确信他的信仰是真的。确实，他甚至可能表现出一股新的使他人确信并皈依他的观点的狂热。”[13]我猜想，随着有关体面对待人类的道德情感的长期趋势的转变的持续进行，整个19世纪，日渐增长的认知失调使得奴隶主的生活日甚一日地难过。普遍被接受的信念——人类的一部分可以奴役另一部分——与启蒙的信念发生了冲突，即人永远不可以被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对待，人自身就是目的，是属于其自身的目的（康德），以及所有人生而平等（托马斯·杰弗逊）。

随着这个转变的持续进行，以及越来越多的奴隶主因感受到观念的冲突而出现认知失调，某些东西必须让步——要么是奴隶制本身，要么是通过大量虚假的理论论证对奴隶制进行正当化；这些虚假论证通过所谓的自欺的心理学现象得到辩护。有充分证据证明，自欺是一种减轻认知失调的策略，有两本书对之做了总结，一本是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泰弗士的《愚人愚事：人类生活中欺骗和自欺的逻辑》，一本是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和艾略特·阿伦森的《错已铸成》。[14]自欺的逻辑是这样的：在进化的自私基因模型中，我们应该通过狡诈和欺骗最大化我们的繁衍成功率。然而博弈论动力学（如我们在第一章考虑的那样）显示，如果你意识到博弈中的其他竞争者也会采用相同的策略，在你背叛并攫取战利品之前，你理所当然会伪装成透明而诚实的样子，诱骗他们陷入自满的状态。但如果他们像你一样预先改变策略，他们可能会运用同样的欺骗诡计，这意味着你必须对他们的欺骗和你自己的欺骗高度敏感。因此，我们进化了欺骗识别的能力，这又导致了欺骗和欺骗识别之间的“军备竞赛”。

欺骗相比欺骗识别有微弱优势，如果互动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并且次数很少的话。但只要你和对手共处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就可能从行为玄机上泄露真实意图。正如泰弗士所写，“如果互动是匿名的或者不频繁，行为中的线索不能依靠一个已知的行为背景来解读，因此，必须用到撒谎的更一般的特性。”他区分了三种特征：神经紧张，“因为被发现会有负面后果，包括被攻击……可以预期人们在撒谎时会更紧张。”控制，“为了应付对表现出紧张的担心……人们可能会施行控制，试图抑制行为，但这会伴随有可能的可识别的副作用如……计划的或者预演过的模仿。”认知负荷，“撒谎在认知上要求苛刻。你必须掩盖真相，同时构造出表面上似乎可信的假相，并且……你必须以一种可信的方式讲故事，同时你必须记得这个故事。”除非进入自欺。如果你相信这个谎言，你就不太可能会释放出其他人可以觉察到的常规的撒谎线索；欺骗和欺骗识别创造了自欺。

《致命的自欺：战前美国南方的家长奴隶制》一书是对奴隶主和奴隶制支持者的自欺的真实记录，作者是历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和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19世纪的绝大多数奴隶主感觉不到奴隶制是一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对另一些人的剥削；相反，奴隶主描绘的奴隶制形象是家长式的且富有温情的，奴隶和一切劳动者没有多少不同，不论这些劳动者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在自由州和蓄奴州各处辛苦劳作着；不仅如此，据称南方的“基督教奴隶制”还要更优越。“数十年的研究告诉了我们一个有些读者会觉得反感的结论” ，吉诺维斯和福克斯·吉诺维斯写道，“虽然存在自私的修饰，奴隶主真的相信他们自己在保卫基督教的堡垒、宪政共和主义和社会秩序，以抵御北方和欧洲的背教、世俗主义和社会与政治的激进主义。”南方奴隶主能够环顾世界并亲眼目见其伪善。“他们审视自由州，看到了邪恶的黑人恐惧症、种族歧视和受到残酷剥削的白人工人阶级。于是下结论说，所有的劳动者，不论白人黑人，都要忍受事实上的奴隶制或者某种类似的制度，他们自豪地认定‘基督教奴隶制’是最人道、最富同情心、最慷慨的社会制度。”[15]

《刘易斯·克拉克遭遇记：在北美所谓的基督州之一肯塔基州的阿尔及利亚人中间被囚超过25年》，前奴隶刘易斯·克拉克用书名概括了全书梗概。他在书中有这样的观察：“没有人比南方各州奴隶主更具欺骗性，因为奴隶欺骗他们，他们也欺骗自己。”[16]美国建筑师、记者和社会批评家劳·奥姆斯特德总结了美国北方人和欧洲人兜售的黑人无能论：“比起欧洲的现状或者北方将来的情况，奴隶制下劳工阶层的处境更好，因为奴隶制会造就大量这样的主人，他们出于赚钱和人道的目的会为他们的劳动工具提供强健的身体状况所要求的必需品。”[17]想象一下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了减少认知失调而采纳的理性化策略的范围——无意识地依赖自欺过程——吉诺维斯对之做了记录：

除了主人，黑人（negro）还从未发现一个真诚的朋友。——乔治M.特鲁普，1824年，《给乔治亚州议会的第一份年度咨文》[18]

我丈夫对奴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从不质疑他的权威，并且永远准备无条件服从，他们爱他！——路易斯安那州的弗朗西斯·费恩[19]

我们，首先……是在保护无助的黑人免遭血腥而贪婪的“博爱”之手的灭绝；这只手试图剥夺他们从人道的主人那里得到的关怀，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被从地球上消灭，为自由竞争和供求关系在劳动力领域的应用准备好空间；这甚至会使得白人工人陷入最低标准的悲惨生活，并且要让这些简单的黑人尽其所能与蜂拥而至的更有活力的种族的数百万饥饿人群竞争，而这些人已经在互相弱肉强食。——E.A.波拉德，1866年，《南方的内战史》[20]

黑人不知节约、缺乏思考。让他们自立，他们会暴饮暴食，不知节制，半夜闲逛，在任何地方倒地露宿。——弗吉尼亚州奴隶主，1832年[21]

90%的南方奴隶主会受到奴隶们奋不顾身地保卫。——托马斯R.R.科布，1858年[22]

南卡罗来纳州的首席法官威廉·哈珀很好地描述了用于缓解认知失调的扭曲的心理状态，他说，“受压迫者恨压迫者天经地义。但压迫者恨受害者更加天经地义。让主人确信他在对其奴隶行不义之事，他会立刻开始带着怀疑和恶意对待奴隶。”[23]1994年出版的《天鹅绒手套》是社会学家玛丽R.杰克曼对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做的社会学分析，她在分析中确定了我认为可以更合适地标签为认知失调的东西：“不论伴随多少爱及爱的强烈表达，自以为是他对另一个存在剥夺关系的群体具有道德优越感，这断然与利他的仁爱精神相冲突。在对社会群体的不平等关系的分析中，必须区别仁爱和家长式的父爱主义。”[24]我可以在南卡莱罗纳州州长乔治·麦克达菲1835年的言辞中发现这种合理化：“奴隶的管理严格意义上是家长式的，这带来了相互间的友好情谊，这情谊的根源是持续而良好的彼此照料。”[25]不论你怎么称呼它，自欺的父爱主义要么伪装成利他主义（“我在帮助这些人“），要么伪装成互惠主义（“他们为我付出，我要回馈他们”），而这可能是奴隶制和自由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为了避免有人出现刹那间的恍惚，认为南方奴隶制有什么仁慈之处，看一看史蒂夫·麦奎因的《为奴十二载》，它会勾起对所谓的父爱主义的不人道的痛彻肺腑的记忆——奴役的枷锁；沉默的喉舌；生活区的肮脏；还有殴打、悬吊，以及尤其难忘的鞭打和鞭子抽打的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