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

三、我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教育

1.早期媒介素养教育思想的萌芽

如上所述,以培养公众的评判意识、抵御媒介负面影响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1930年代的英国和丹麦。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属于舶来品,我国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注起始于1990年代中期。

然而,据现有资料考证,早在西方学者系统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1930年代前后,我国的新闻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就对新闻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以及在中小学开设新闻学课程进行过阐述。

我国专门性的新闻学教育与研究起始于1918年10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以1920年9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报学系(后称新闻系)为标志,我国开始了专业化正规新闻学教育的历史。

至于面向非专业人员的新闻学教育,即公众的新闻素养的养成问题,据现有资料,我国较早的论述文字出自著名报业活动家、新闻教育家邵飘萍1924年出版的《新闻学总论》。邵飘萍富于远见地对学校开设新闻课程和国民的新闻教育做了论述。他指出:“新闻与人生之关系既如此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遍知识之一”^[27];新闻学作为一种“处世穷理之学”,“不独为新闻记者所应具”,“即多数国民,最好亦能使之相当了解”,“以余之希望,新闻学一科,应作为中学以上之普通课程,且望各大学之皆有添设”。^[28]显然,邵飘萍在这里强调的是新闻学知识的普及问题,因为新闻学具有“处世穷理”的功能。

1929年,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指出:“新闻学是无条件的一种国民修养,倘若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知道报纸是出于什么需要来的,报纸有何力量,报纸受何种努力的影响,那么国人才可以对报纸有理解和正当的态度,才可以成为舆论一分子。”^[29]

193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谢六逸曾指出:“新闻教育分为普通学校和专门学校两种。大学创办新闻系,除了培养经营编辑人才之外,同时要为普通学校培养新闻教育人才。”^[30]

193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黄天鹏教授对如何在中学开设新闻学通识课程提出见解:“在东方,新闻记者的教育已为一般人所承认,在中等教育也已有加进新闻学一门为必修的课程的动议。最低应给予中学生以‘新闻纸是什么’的观念。”^[31]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这种“观念”,应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一引起学生对于作文更有嗜好心,而养成其写作的力量;二增加学生的观察力;三使学生认识新闻纸是指导公众的公共机关,对新闻纸的发达,及关于社会的影响,也有相当的学识。总之,在中等教育里面,教员不必存了要养成一个新闻记者的观念,只要使学生对新闻纸有一个正当的认识,或引起相当的兴趣就够了。”^[32]

关于普及新闻学教育的目的,黄天鹏指出:“新闻学谁都有研究的必要”,因为“我们对新闻学有相当的了解,对新闻社有若干的常识,则对新闻纸的记事,自有较深的认识。新闻纸的评论,也有更明确的判断。在社会上为报纸的监督者,在自己增加了是非的判别力”。这样,面对“无论何种的新闻纸,都有敏锐的判别眼力,不致为有作用的新闻纸所同化”;同时,“能尽读者的责任,有监督记者的力量,督责新闻社向上”。^[33]中学教师潘觉还撰文阐述了新闻学的专门教育与普及教育的区别:“前者的目的,是在养成新闻的专门人才。后者的目标,是在培植能阅读报纸,写作和鉴别新闻的普通国民。这两种工作,在新闻教育的范畴内,是同样重要的。”拥有大量具备“新闻学素养”的国民是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的新闻事业,方可因新闻教育的普及而获得长足的发展”。^[34]

关于普及新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新闻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一系列见解。

黄天鹏认为,新闻学知识教育在中学可以按照作文课的教授方法进行:“(a)要多读,多闻,多见。(b)所读所闻所见的,要引起来写的心。(c)自己所写的东西,不但要供给读者,而且要有左右读者的力量。(d)作品不独要得到教员的好评,而更须着公众的共同赞赏。(e)由新闻作品,而增加其对别的文章的评判力。(f)有评判思想价值的能力。(g)对于记闻的搜集与制作,要发挥独创的心力。(h)有相当的印刷知识。”^[35]

中学教师潘觉对如何普及新闻教育的途径提出了见解:首先,“师范学校中添列新闻课程”。只有教师具备相关知识,“才可在教授公民课程的时候,或在课外作业中去指导学生读报和办理学校新闻。”其次,“普通中学及职业学校中添授新闻学科”。第三,由于“报纸是传布商业知识的刊物,举凡世界经济的大势和本国各地商场的情形,商人们都可从报纸上获得正确的消息”,“商人团体应于补习学校中添授经济新闻读法科目”。第四,“利用无线电播音灌输新闻学知识”。第五,“民众教育馆设法指导民众读报”,“使一般的民众都能知道报纸是如何发生?如何成立?有什么条件才能存在?报纸的界限是什么?读的方法如何?”^[36]

新闻学者惜莹提出了通过“读报运动”普及新闻学知识的主张:“在最近的将来,盼望新闻教育机关和报界有一种读报运动的联合举行。这种读报运动的目的,首先的自然是企图读报人数的增加,而最重要的还是养成看报人有鉴别报纸好坏的能力。因为看报人有了鉴别报纸的能力以后,报纸的销路当然要和报纸改进与否而成为正比例。”^[37]教师涂红霞就如何在小学指导学生读报提出见解:第一,这一科应该添在高级小学生课程中,即小学五六年级。第二,担任这一科的教师,应该先把当天所到的报纸,预阅一遍,把重要的新闻用有颜色的墨水圈起来,提醒儿童读报时的注意点。第三,儿童读报的时候,教师应当详细讲解。第四,儿童阅读以后,应当切实了解新闻的要点。第五,这一科应当每日都上。照此方法操作,“可以造成许多留心时事欢喜阅报的人才,积极的可以使儿童明了国家的大事”。^[38]

小学教师曹锡胤有感于中国的教育“以成人为本位”,报纸文字艰深难懂的实际,认为“儿童报纸的产生,更为重要”,希望按照“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宗旨”,“从速创办儿童日报”。^[39]

综上所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西方学者最初提出媒介素养教育概念前后,我国的新闻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就提出了一系列普及新闻学教育的主张(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普及新闻学教育”)。这些主张,虽然没有冠以“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但却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以及实施途径与方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述。“普及新闻学教育”与当今的“媒介素养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二者的联系:

都是面向普通“国民”、“公民”、“大众”的媒介知识普及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学生和普通公众对媒介、媒介内容和运行机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与以培养记者为目标的专业化、职业化新闻传播教育有别。

都是以青少年学生为重点教育对象,以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融入相关内容为主要实施途径。

二者的区别:

“普及新闻学教育”重在推广新闻学知识,让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新闻纸有所了解,“有一个正当的认识”,“引起相当的兴趣”,这样,民众可以通过报纸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和“正确的消息”,从而对国家、国际大事有“较深的认识”和“更明确的判断”;对于新闻事业,也会因“新闻教育的普及而获着长足的发展”。而“媒介素养教育”则以树立媒介批判意识为核心,着重培养公众对媒介负面影响的抵御能力,以及建设性地使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做信息时代媒介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普及新闻学教育”以新闻学特别是报学为基础,其动因在于培养具有“新闻学素养”的“读报人”,以推进报纸的普及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媒介素养教育”则以现代文化批判和传播学为理论基石,是出于影视媒介兴起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以及“屏幕识读”“浅化”人们思维的深深忧虑而发出的社会呐喊。

“普及新闻学教育”的提出是基于报纸媒介的兴起,所面对的媒介环境比较单一,以培养公众的“阅读能力”为目标。“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广播影视等视听媒介的兴起和逐步普及,在20世纪下半叶网络等新型传媒日新月异、媒介的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媒介素养已成为公众的基本素养、媒介素养教育被视为公民终身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复杂媒介生态环境中空前发展,其内涵之丰富、外延涉及面之广,远非“普及新闻学教育”所能比拟。

2.新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

我国大陆对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问题自觉的关注和探讨,开始于1990年代。自那时起,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凸显,源自我国社会和传媒生态发展的现实背景,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990年代是我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期,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以强大的力量渗透于社会系统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民众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成为大众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有机构成部分。面对汹涌的信息浪潮,身处各种传媒的重围之中,公众对传媒的认识、对传媒的选择和接触、对传媒内容的甄别和判断、对传媒信息资源的科学运用等等,将直接关乎公众的社会生活质量,特别是关乎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传播环境和媒介运行机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媒介产业迅速发展,媒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化的侵蚀给媒介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严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媒介,商品性、消费性、娱乐性凸显,低俗内容、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屡见不鲜,而批评的声音却零散和微弱。加强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理性辨别媒介、抵御媒介负面影响的能力,已成当务之急。

(3)公民媒介素养状况堪忧。长期处于计划经济媒介体制下的我国受众,早已习惯于将媒介报道视为“指导性文件”,对媒介产业化经营导致的商业化倾向缺乏起码的警觉,对媒体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缺乏理性的认识。可以说,我国受众是媒介信息很好的接受者,但不是很好的分析者、辨别者和评判者。

1994年1月1日,《新闻出版报》发表了《我国的“媒介扫盲”尚未起步》,作者署名夏商周。这是新时期较早关注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文章。

1997年第1期的《现代传播》,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一文。文章从1930年代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丹尼斯·桑普森合作出版《文化与环境》,率先提出“文化素养”概念的简要分析入手,概要式地介绍和研究了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意义、内容、方法和实施途径。

卜卫的这篇文章是我国大陆学术界第一次从学理的角度,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进行系统介绍和论述的成果,在我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和启蒙的意义。

继卜卫之后,来自新闻传播学界、教育学界的许多学者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在翻译、引介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媒介素养教育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

1996年,中国社科院以卜卫为首的课题组的项目“大众传播对青少年的影响”获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2002年1月,项目成果以《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为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如何保护儿童不受媒介的消极影响的角度,专设“媒介教育”一节,对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阐述。由于媒介素养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该课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系列实证调查研究,对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源和观点积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00年6月,笔者在拙著《新闻媒介通论》中,设有“新闻媒介教育”一章,以“公众的新闻媒介教育”为题,就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定义、目的、内容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我国的新闻信息传播产业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而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仍未起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媒介教育体系,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40]

2001年1月出版的刘晓红、卜卫的《大众传播心理研究》,从研究大众传播对人的影响过程和结果以及媒介内容及其影响因素的视角,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大众媒介的负面效应及其产生的内在机理,在一定程度上为探讨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动因提供了理论依据。

2002年,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召开的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就媒介素养教育问题作了专题发言,呼吁新闻教育界共同关注和推动面向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

有学者认为,2001-2003年间,媒介素养研究的重点和特点是:对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成果的借鉴开始全面深入;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急迫性等意义的认识开始明确、深刻;对媒介素养教育结合不同领域和对象的功能探讨开始多元扩散;对适合中国本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方法、模式等的研究开始自觉起步。^[41]

2004年,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成果激增,成为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当年被称为“媒介素养教育年”。

2004年10月8日,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研讨会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来自加拿大、英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学者就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加强国际国内媒介素养教育专家学者的交流与沟通,推动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是我国大陆第一次国际性的媒介素养教育研讨会。

2004年12月12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中央文明办、全国妇联、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社科院联合举办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论坛———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在上海举行。论坛的主旨是:深入研究现代媒体的发展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带来的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推动全社会对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课题的关注和研究,发挥媒体在促进未成年人发展中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引导未成年人更好地对待和运用媒体,以及促进团队组织和青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阵地运用媒体更好地服务未成年人,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围绕“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的主题,与会者就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青少年的媒体使用权、媒体反映儿童心声、服务儿童成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论坛还发布了“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宣言———《共同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媒体环境》。论坛特别关注了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课题,发表了《未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行动策略研究》。这次论坛是迄今为止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有关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全国性论坛。

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媒介研究》2004年第3期出版了《信息时代的传媒素养》专辑。2005年1月,中国传媒大学蔡帼芬、张开、刘笑盈主编的《媒介素养》一书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交通大学谢金文撰写的“我国第一本针对大学生进行传媒素养教育的著作”———《新闻·传媒·传媒素养》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2004年,“媒体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被列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准立项。该项目设有“中外媒介素养教育历史与现状”、“媒介素养教育与中国社会转型和青少年社会化”等子项目,还推出了包括编写媒介素养教育教材、面向中小学和普通公众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进行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师资培训、开办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夏令营等在内的“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推广计划”。

2003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成立“复旦大学媒体素养小组”,筹建“复旦大学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2003年,北京广播学院设立“传媒教育”硕士点,并于当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5年2月,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心”。

2004年10月1日,由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创办的“媒介素养研究”网站(www.medialiteracy.org.cn)正式开通。该网站致力于促进媒介素养教育学术交流和研究,设有“媒介素养理论研究”、“媒介素养调查报告”、“媒介素养传播实践”、“媒介素养研究动态”、“媒介素养知识普及”、“媒介素养资料书籍”等栏目。这是我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

2005-2006年,我国内地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进入深入发展时期,多家专业杂志开设了“媒介素养”专栏。以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量增长尤为明显。据统计,2004年和2005年两年共发表主题论文259篇,而2006年与2007年则分别达到了231篇和352篇,2008年到11月10日截止已有341篇论文。^[42]

2008年,学者姬德强对中国知网(CNKI)1996-2007年的研究文献进行搜索(主题词为“媒介素养”的“精确”搜索),发现这10年当中,相关研究成果呈现迅速递增趋势(见表1-1、表1-2)。

表1-1　“主题”搜索结果^[43]

表1-2　“篇名”搜索结果^[44]

随后,姬德强采用Mind Manager(Pro 7)软件对上述检索结果进行关键词和主题句整理,得到媒介素养在中国的一个研究谱系图(如图1-1)。

2007年以后,随着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素养研究逐步深入,研究者们的思考趋于清醒和深刻,对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理念与实践的思考趋于冷静和具有批判性,对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证研究增加,尤其是对各地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数量明显增加。此外,研究者们还开始注意对政府官员等群体媒介素养的研究。新媒体的兴盛与发展也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参照因素。

图1-1　媒介素养在中国^[45]

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方面,一些业界人士和相关机构开始利用报纸、网络等媒体,开设课程传播和讲授媒介素养的相关知识。中国社科院卜卫在中青网(www.cycnet.com.cn)“青少年园地”开设了“媒介课堂”栏目,通过青少年经常接触的网络媒体向他们普及传媒知识。2000年6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团中央中青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媒介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儿童表达”。“中国儿童表达”是以中青网为基地形成的一个全国性儿童表达组织。全国6岁至18岁的儿童可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等方式报道和评论新闻,讲述自己的故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中国儿童表达”十分注重发现并创造弱势群体儿童表达的机会。2000 年6月至9月期间,“中国儿童表达”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合作,赴中国西北部和其他地区采访贫困地区儿童,搜集他们的声音,并督促媒体报道他们的声音。^[46]

2002年,上海市老干部局、老龄委、科学技术协会、老年基金会等机构与老年网站(oldkids.com.cn)联合,启动了针对中老年人的信息素养教育和普及工程,帮助中老年人学习信息技术,提高信息和媒介素养。

2004年12月,《深圳青少年报》的“小学周刊”、“中学周刊”推出“媒介课堂”、“走进媒介素养”专栏,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中小学生用批判的意识和眼光对待媒介信息,判断信息的真假与好坏,规避媒介可能造成的伤害,确立正确的媒介消费观念。2004年9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技术学院开设了针对全校非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传媒素养”课程。

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室与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学合作,开设“媒介素养教育实验课”,旨在促进学生对媒介的功能运作、讯息传递和现实建构的理解,培养学生在互动媒体时代具有创造媒介产品的能力。2008年9月至2009年1月,第一阶段媒介素养教育实验课面向黑芝麻胡同小学五年级学生开设,为期15周,每周1课时。五年级的5个班中,4个作为实验班,1个作为对比班,该班暂不上此阶段的实验课。课程向家长全程开放,学校鼓励家长走进教室和孩子一起学习媒介素养。^[47]

总之,综观我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推广都开始起步并有一定积累。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1)对国外文献的介绍和引用之外,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具有一定的批判性;(2)缺乏对转型期我国媒介环境特殊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媒介素养研究与实践推广紧迫性的深入研究;(3)虽然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已始探讨如何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但仍未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4)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相对滞后,亟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