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及其对拉美文化的影响

20世纪后期全球化进程出现了明显不同于过去的某些特点：首先，美国逐步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力图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向；其次，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影响中小民族国家，使得后者感受到压力和挑战，特别是拉美国家面临着发展模式的危机；再次，空前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世界各地的社会文化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最后，伴随着美国在全球各个领域的影响力日趋增强，其大众型消费文化模式辐射到世界各地。

与这种弱势政治现象相联系的是，世界新的文化霸权的出现，伴随而来的是文化全球化的新走向：世界文化中心转移到美国，高雅文化开始走向没落，而大众型消费文化风靡世界。对此，洛佩斯·塞格雷拉作出形象的述评：“在这个全球化的星球上，新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使得信息及时传递，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居统治地位的全球地缘文化企图自上而下地使文化同质化，扫除各种不同的特质，提供一种标准化的、充满了由金融市场的老板们强加的形象与梦想的亚文化；推销质量可疑的、大多数南方国家不可企及的消费模式。”这种源自西方的大众型流行文化，凭借先进的通讯和信息科学技术，影响到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和时尚，大众文化模式的风行，使得世界文化趋向同一性。关于这种现象，拉美学者作了描述：“最富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这些技术领域的支配地位意味着通过一种世界文化而形成的新的依附与文化从属形式。这种世界文化趋向于把一种美国化的文化同质性——系列片、娱乐节目、西部片、牛仔裤、汉堡包、可口可乐、超级市场等——强加给世界各地。这种美国化的文化同质性在腐蚀和破坏了外围宝贵的文化之后，现在已对欧洲的本土文化构成了威胁。”

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高雅文化艺术的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这是因为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及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迅速提升其文化艺术的水平及其传播能力，其影响首先扩及西半球其他地区。霍布斯鲍姆在其《极端的年代》（下）对于这种现象作了全面的描写，在此，本文将其内容简述如下：欧洲不再是高雅艺术的大本营，实际上纽约取代了巴黎艺术之都的地位。这一转变表明纽约才是当代艺术市场的中心，换言之，艺术家们在此成为高价商品。此外，诺贝尔文学奖（其政治意味超过文学鉴赏的品味）的评委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认真考虑欧洲之外作家的作品。到70年代，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初露头角。此外，在建筑艺术方面，美国的成就在二战后达到巅峰，其作品最大又最多，特别是在70年代美国通过在世界各地密如蛛网般的旅馆连锁店，向全球输出奇特的建筑艺术形式。美国的现代派艺术影响波及世界各地，比如，勒·柯布西耶在印度建成了一整座都市——昌迪加尔；巴西的奥斯卡尔·尼迈耶尔规划和设计了新首都巴西利亚；还有墨西哥政府投资兴建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它们都是现代派潮流的代表作。

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艺术市场的重心也从伦敦转移到纽约。这时其市场的身价已与同一世纪前期的最高纪录相等。从80年代开始，艺术品市场价值疯狂暴涨，特别是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作品的价格于1975—1989年之间暴涨了二十三倍，因为现今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投资而去购买艺术品，与过去竞购金矿股份是同一动机。

但是，到了20世纪末，出现了两个重要因素，它们破坏了古典艺术的高雅文化。“其一，是大众型的消费社会在世界各地大奏凯歌。自60年代开始，与西方世界的人们如影随形的画面——在第三世界都市地区也与日俱增——从生到死，全是广告和表现消费文化，致力大众商业娱乐的各色事物。商业性流行音乐的声音，充斥于都市生活的空间，弥散在户内户外。”其二，文化活动的支配要素是商品。“如今支配着西方消费社会的文字，再不是神圣经书，更非凡人作品，却是商品——或任何可以金钱购买之物——的品牌商标。它们印在T恤上，附在其他衣物之上，宛如神奇的护身符般，使穿者好像立登龙门，在精神上取得了这些名牌所象征应有的生活方式（通常属于一种年轻有活力的青春形态）。而成为神祇偶像，受到大众消费娱乐社会膜拜的，则是明星与罐头。”霍布斯鲍姆认为，尽管上述一切新时尚以19世纪的艺术观念来衡量，仅属于“匠人工艺”水平，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在20世纪后期事实证明“大众市场所以称雄的基础，不但建立了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基于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要素的出现：美国已取代英国，而力图掌控世界政治经济走向，极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式民主制度、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文化全球化也开始了新陈代谢的过程，美国的大众型消费文化模式取代欧洲的古典高雅文化，从而逐渐引领世界文化新潮流。正是在这种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压力下，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开始了新一轮多层次的变革。

从政治经济层面看，在20世纪末的拉美国家，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以及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化形成了一种相互交织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政治方面，它们从外部推动拉美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启动。正是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在拉丁美洲，“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民主化和大大加强的世界市场一体化过程齐头并进”。拉美经济体系常务秘书处在1999年的报告中指出了全球化与民主化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今后依然有必要争取有效、有利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加速发展进程迫在眉睫，这是确保该地区国家民主政治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

首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使拉美与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就使后者更易于施加其政治影响力。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的：“美洲大陆的紧密结合还表现在政治观点及新近拉丁美洲对美国更多的尊重上。拉丁美洲人感觉到，过去和美国之间龃龉不断的关系变得顺畅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主张，外资在拉丁美洲影响的增大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民主制度的更大力度支持，都有助于消除历史上形成的拉丁美洲对这一北方邻国的疑虑。”

拉美与美国的这种紧密关系首先影响到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从替代进口工业化转变为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然后扩及拉美的政治领域。因此，“在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上，今天的拉丁美洲更接近美国而非欧洲、亚洲特色的资本主义”。这样，美国的影响从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延伸到政治层面上。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实例是墨西哥，它已成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口增长最快的外国市场。与此同时，其民主化进程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世纪末的大选结束了革命制度党七十一年的执政历史，从而使反对派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通过竞争登上了总统宝座。

其次，20世纪后期，当经济全球化在拉美迅速推进之时，美国竭力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也在西半球的思想意识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经济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发展，因为自由化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需要对原有的政治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冲破了这种固定的单方面内向的模式、企业、国家、国民经济新兴行业中间组织以及社会的特征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今天即便新自由主义势力也强调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技术统治经济政策的准备根本不够，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并进行法律、教育和金融领域的改革。”显然，这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间接地对拉美国家原有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实行独裁统治的军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还政于民”，以使政治体制适应经济自由化的需要。正是在所述的历史背景下，巴西的军人在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使得巴西在1985年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了民选总统，从而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军人独裁统治。巴西的政治民主化稳步推进。

再次，随着拉美国家日益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发展，整个拉美地区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技术政治家，他们一般接受美国的教育，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倾向，逐步成为推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关于这支政治力量，欧洲学者作了这样的描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20世纪50—60年代为准备阶段），拉丁美洲形成了一个新的由经济领域技术官僚或者叫技术政治家组成的跨国阶级，他们实行对外开放，并使新的经济政策模式合法化。这一群体通过共同的海外求学经历超越国家边界，结成相互之间的联合，其中大多数人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如智利的‘芝加哥弟子’和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周围的人士），接受并宣传美国经济的主导模式（具有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特征的）。”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成长起来的拉美国家技术政治家队伍，它们是打破旧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按照新自由主义思想来塑造本国发展模式的一支洲际性的政治力量。

最后，外界的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威权主义对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挥了保障作用。正如智利学者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捍卫民主上，而不是促进民主上，也就是说，放在监督民主程序上，特别是放在举行公正合理的选举上”。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把推动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作为其长远的战略利益，并通过各种手段来保障这一地区的“民主政治”。如前所述，美国不仅加强了同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合作，而且还在西半球建立了政治论坛和协调机构，改革了美洲国家组织；它甚至军事干涉海地，协助和平解决厄瓜多尔同秘鲁之间的冲突。从整体来看，美国这一切措施和行动为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展创造了必要的国际环境。

总之，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同美国力图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的走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些世界性发展趋势的作用下，美国的消费文化也必然渗入拉丁美洲，使其文化重新构造，也就是使之实现“西方化”。何谓“西方化”？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对此作了诠释：“当人们谈论‘西方化’的时候，他们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它可谓包罗万象，显然包括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的传播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但它同样也包括了：服装样式、饮食习惯、建筑风格和音乐形式，在工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文化体验的模式，一整套的哲学思想，一系列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关于个人自由、社会性别（gender）和性欲、人权、政治过程、宗教、科学和技术合理性等等。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中，西方文化的全球主导概念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主导概念合二为一的，甚至是和个别的民族国家——最显而易见的是美国——的主导合二为一的。”

从20世纪后半期历史事实看，美国对拉美的文化影响是以它与拉美的强有力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对美国的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据统计，1996年末，拉美对美国的贸易额占全地区对外贸易额的60%以上，其中墨西哥高达80%；美国投资占拉美外资总额的62%。显然，这种高度依存的经济关系必然对拉美文化的走向产生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流行文化为主的美国文化影响不断从广度和深度上向拉美渗入。据美国商务与工业数据，1996年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超过其他任何行业。由此可见，美国流行文化已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作为其邻近的拉丁美洲更是其渗透的主要目标。实际上，美国早就控制了拉美的大众传媒。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拉美出版报刊近6　300种，而其中许多报刊直接或间接地受美国控制，绝大多数消息来源于美国或西欧的通讯社。拉美的广播和电视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美国。在电影事业方面，1976年拉美拥有12　800家电影院，年平均上映影片约350部，其中美国影片占55%以上，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影片占43%。与此同时，按照美国模式改建的许多剧场和影院在拉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由于上述状况，美国文化的影响已渗入拉美各个角落。1984年有位欧洲女社会学家深入到巴西最贫穷最偏僻的东北部作社会调查后，写了一篇题为《巴西东北部居民收看电视流行剧》的论文。文中描写了一个小镇的居民深夜在广场上看美国电视，当卓别林在《淘金记》中跳面包舞时，收看者爆发出笑声。对此作者问道：“这阵冲破了语言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笑声缘何而来？如果我们对此都不能理解，我们又怎么敢放声高谈电视的影响呢？”由这一实例可见美国文化对南美洲居民的影响到了何种程度。

关于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化影响已扩及拉美各个领域的现实，拉美的知识界已形成一种共识，就是他们“觉得拉丁美洲诸国都同样依靠工业国家，主要是依靠美国。这种依靠首先是经济和技术上的，但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然后便出现在种种的文化表现中。虽然人们已不再像本世纪初那样不加批判地抄袭法兰西的文学艺术时尚，但是种种‘波普艺术’和‘北方庞然大物’的消费模式的表现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拉丁美洲的文化。近些年来，这种情况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和经由北美多国公司建立的文化企业发生的。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也是依靠美国。绝大多数的知识界精英，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都曾在美国有名的研究生院学习过，而且科学的生产力往往是以北美英文刊物上发表的东西为基础来估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