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旅游文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天人合一”的思想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把天地自然看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因此，不论儒家、道家或墨家，也不论哲学、文学或艺术，大都表现出对自然的深切关爱与亲近，把自然与人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并影响到中国科学、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必然影响着中国的旅游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观的形成源于古人对“自然”的认识。中国人对“自然”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殷商之际，天神和地祇和人鬼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周人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统治阶级认为只有“敬德保民”，才能“祈天永命”，所以把“尊天”与“敬德”联系起来，使“天”有一定的道德含义。至孔子时，他虽然对天仍怀有敬畏之情，但已开始将“天”所具有的神秘性淡化，把“天”理解为具有必然性之命运的含义，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所称的“命运之天”。这种认识，不仅包含有宗教感情，又包含有人德（人的道德）与天则（自然的秩序与规律性）的合一。孟子继承了孔子“天人合德”的思想，但已不再重视或强调天的主宰性和宗教意义，而是通过“尽心知性”，赋予“天”以道德的内容，这在中国哲学史上称之为“道德之天”或“义理之天”。在老庄的体系中，把天地解为“自然之天”。所谓“自然之天”，既包括各种自然现象，又包括事物客观存在的、不受外力制约的、天然的本性或状态。道家反对儒家把“天”赋予仁爱的道德意义，而使生命返归于自然的本真，达到自然主义的“天地与我为一”的和谐思想境界。

到了汉朝，董仲舒宣扬所谓“人副天数”“天人相类”是“天人合一”的粗陋形式。至宋代，在张载、程颢、程颐的哲学中，“天人合一”获得了比较明确的理论意义。其意义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所产生的；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界普遍规律与人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人与万物应该“并肩而不相害”。

2.忠孝为本的道德观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个人的言论或行为都严格地受道德的制约与牵制。历代的统治者及御用知识分子，都十分强调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或行为的好坏。

中国伦理以家族为本位，所有社会组织均以家庭为中心，人和人的关系亦由家庭关系扩大而成。由家族本位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发展而来的道德价值体系，即五伦与三纲。五伦是指父子、夫妇、兄弟、君臣和朋友。五伦关系要求儿子对父亲尽孝，臣子对皇帝尽忠，妻子对丈夫要贞节，弟弟对兄长要尊敬，朋友之间要讲信义。在这五伦的关系中，虽然表面上看是相互的，具有道德价值的相对性，如“君不敬，则臣不忠”“父不慈，则子不孝”等，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其内容则逐渐被歪曲，片面强调单方面的忠、孝和敬爱，由此发展为具有正统权威性的三纲伦理。从五伦关系发展到“三纲”，中国家族本位的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开始被凝固化、教条化和绝对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泛道德的特性。如这种伦理关系和道德意识与政治结合，出现了道德说教代替具体的政治制度，其最典型的代表则是发端于孔子的德治精神和孟子的仁政思想。

3.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重义轻利，即重视仁义或道义，注重一个人的行为要与道义、道德相符，而不计较功利和物质利益。重义轻利的思想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取向。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义利之辨，认为这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从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乃至宋明的周敦颐、二程、陆九渊、朱熹等都十分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他们完全把所谓的道德、正义与功利、财利对立起来，以抽象的道德原则抹杀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需要与追求。

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它甚至使人们无法正确对待合理的物质要求和生活福利的追求。在这种道德教条的束缚下，人们的需要被漠视，不敢追求财利，形成一种越远离物质利益，品格和道德越高尚的虚假道德形象。

4.整体而模糊的认知观

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缺乏逻辑分析和知识系统，而只是采用自我认识的方法，把知识论纳入传统的道德论中。因此，这种认识方法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能是模糊的而非清晰的，整体的而非分析的，直观的而非逻辑的，伦理的而非知识的。这就形成了传统的认知观具有整体性、模糊性、直观性的特点。

所谓整体性，是指要领或范畴的不可分解性或有机性或关联性。如老子的“道”的概念，它的内涵到目前之所以尚无定论，就是因为“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是“混而为一”的。“混而为一”，即指“道”的整体性和不可分离性。同样，“心”“性”“阴阳”“太极”等概念都是如此。我们一旦用现代的逻揖语言去分解它，它就立刻失去了原来的韵味。由于概念的整体性和不可分解性，同时就产生了它的模糊性特点。概念的整体性和模糊性又直接源于直观性，这种直观性如镜子照物一样，得到的仅是事物的外部轮廓，而不能深入到事物内部。正是“物至则应，过则舍矣”（《管子·心术上》）。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要像镜子一样，物来则照，物去则舍。因此，其认识论必然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直观反映论。这种重直觉的思维与认知特点决定了对事物的认知也只能是整体而模糊地反映，这也是中国有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与道德精神，而较缺乏逻辑分析和科学的重要原因。

5.重积蓄轻花费的消费观

中国以农业立国，历代王朝及其思想家们都非常重视农业。孔子论政就把“足食”放在首位，其他各派思想家如商鞅、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均有“重农”的论述。至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人口的增长，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更显得突出，因此重农思想愈被强化。于是，“民以食为天”成为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重农口号。而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则是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圣君贤臣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于工商业，统治者首先认为这是非生产性活动，同时，如果从事工商者众，必然会导致事农者寡，从而直接损害到粮食生产，故抑工商；其次，从民风教化方面讲，认为工商多机巧，好智多诈，为保持纯朴本性而抑工商；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农业容易统治，这是重农抑商的政治原因。重农抑商思想的结果，使物质财富的增加受到限制，物质生产有限而人口及人们的需求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在灾荒饥馑之年，粮食不足、经济困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知足、安贫、求均的观念远远不能解决这一矛盾，重积蓄、重节俭的观念应运而生，企图以此调节由于财富不足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于是，积蓄、节约成为中国数千年来极其重要的经济思想观念，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节俭美德的传统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散布在五洲四海的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以辛勤耕耘、勤俭持家、注重积累财富拼打天下而著名。这一精神无疑是中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

6.美善统一的审美观

“美”作为艺术哲学的范畴，在中国，从它产生的过程来看，一直和“善”联系在一起。《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蓄主给膳。美与善同意。”由此，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中，美善统一是整个封建时代审美评价的主流。我们知道，“美”是艺术范畴，而“善”是道德范畴。这两个不同的范畴统一在一起，就成为了中国人传统的审美标准和尺度。

《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对“韶”（舜乐）的评价高过对“武”的评价，其标准即美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儒家的审美标准。而这个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孔子倡导的“和”的美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始终致力于“美善合一”的审美思想，将天、地、人、艺术和道德看作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整体，只有整体才是美的，“匪和弗美”。因此，中国艺术“所注重的，并不像希腊的静态雕刻一样，只是孤立的个人生命，而是注重全体生命之流所弥漫的灿然仁心与畅然生机”。

从美善的审美观出发，中国人追求的大美境界是以“天人合一”、“情景合一”为其最高理想。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天人无隔”的典型。王国维曾称之为“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绘画艺术中，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也非常强调“凡画山水，最要得山水性情……自然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而落笔不生软矣……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而落笔不生板呆矣”（明代唐志契《绘事微言》）。这种“得山水性情”及“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等思想，即是主客、情景、天人、物我的合一，也即是盎然生命与自然生机的契合与同流。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文化的影响

1.尚近轻远的旅游距离观

受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人有了安土重迁，不喜远游尚近游的思想。孔子曾经要求独生子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孝经》上更明文规定“孝子不登高，不临危”。《礼记》上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等待我父母之遗体行殆。”《荀子·荣辱篇》用类似的方法，表达了和孔子相近的近游思想。他说：“乳彘不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这种近游观很显然是重人伦的文化特点的体现。当然，儒家并不是无条件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礼记·内则》说“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意思是希望孩子长大成人，志在四方，应为国建功立业。实际上，以重人伦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强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之义务。但因好男儿志在四方，因此要求当儿子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出游计划，把游览线路、日程安排、特别是何时归来之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以免担忧。因此，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古人具备了较为理性的近游思想和远游思想，但近游思想色彩更加浓厚一些。

2.崇尚自然的旅游游乐观

崇尚自然的游乐观，源于我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原始“天人合一”思想观的体现就是对自然山水的崇拜。先民的自然祟拜对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不在崇拜之列。据《尚书·尧典》说虞舜“堙于六宗”。所谓六宗，即“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人们崇拜自然的目的，是向往自然可以按一定规律发展，阳光普照，雨水滋润，草木茂盛，牛羊肥壮，人们生活安康。因此，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表现出对大自然的亲近与热爱。这种自然崇拜思想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乃至佛教思想相结合。中国人历来都表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重，直到现代，凡是名山胜水之地都是人们热衷旅游的地方。

道家“逍遥游”的游乐观，把“天人合一”思想推到一个物我相融的最高境界。它是指在游玩过程中，忘掉自己渺小的现实存在，忘掉一切感受、利害、得失、是非、生死、福祸，是摆脱了社会现实所加给人们的各种枷锁之后在精种与行为上的绝对自由，是一种顺乎自然之游，是一种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游于玄境的自由活动和精神遨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与万物一体而遨游天地，使自己渺小的个体融合到“天地之大美”之中。这种旅游观，直接启迪了后来的旅游者热爱自然、顺应自然且融入自然，最终实现生命向自然回归的旅游思想。这直接体现在六朝以后各个时代以“自然”为主要题材的旅游文学、诗歌及绘画中。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梅、兰、竹、菊、鹏、雕、燕、草、木、霜、雪、高山、流水等一切自然物均跃然纸上，这些描写广大无限的自然风景的艺术作品，成为我国人民崇尚自然的见证。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反映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表现出中国人喜欢小桥流水、波澜不惊的平和景观，一般会选择熟悉的甚至是人人皆知的、发展相当成熟的目的地。因为那里不需要冒险，也没有多少惊险与刺激。在这种祥和的氛围中，能够满足我们“神与物游”的精神之需；这种在宁静中，感受大自然的脉搏与韵律，聆听那万籁有声以唤起心灵的共振与共鸣；在追求自然生命和自然意境的感悟中，达到以心照物、妙悟天机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中国人常追求的旅游最高境界。

3.重义轻利的旅游价值观

在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近游与远游者，不管是官方组织的，还是非官方的都很少有经济目的。如张骞的西域之旅，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明朝下西洋的郑和，也只是为了和西洋各国取得联系，使臣所到之处，照例是先读永乐皇帝的诏书，给所在国国君赠送礼物，随后便是采购珍奇异物，从来没有掠夺所经国家财富之事；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鉴真和明代的徐霞客，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丝毫没有物质利益的引诱。他们或者栖山侣石，以生活在大自然怀抱和探索其奥秘为人生乐境，或者为了宗教事业的需要，履险求法。这些人远游的具体动机各不相同，而重义轻利则是它共同的价值取向。显然，这种价值取向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儒家义利观在旅游活动中的一种表现。

4.量入为出的旅游消费观

重储蓄、重节俭、轻消费的观念的形成和当时匮乏的农业经济是基本相符的。在财富少，生产不发达的农业生产中，要避免天灾人祸，储蓄和节约都不失为一种维持和调整经济平衡的有效方法。但这种方法一旦沉淀为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其后果对工商业的发展尤其不利。

在重储蓄与节俭的观念支配下，加之受伦理道德的强势影响，中国人刻意追求家庭生活的和睦、延续完善与天伦之乐，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前途，为此宁愿节制奢侈消费而勤俭持家，并且告诫人们勤俭之美、奢侈之害。而旅游消费无疑对许多家庭来说，是一种奢侈消费。另外，这种崇尚节俭与重视积累的传统同时也反映在消费上，表现为“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在消费结构中，表现为重视有形的特别是耐用品消费，轻视（精神消独）或者认为文化娱乐不合算，因为这种消费大都是“非实用性的”、过程性的，而无法积累下来。因而，作为精神消费的旅游消费，通常被传统的中国人所否定，这对我国发展旅游业无疑会起一定的阻碍作用。

5.结伴而行的旅游团体观

由于中国人思维的整体性特点，通常会用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观念思考问题与判断事物，则表现出种种没有经过逻辑分析的总体观念。表现在旅游上，则是出游的组织形式通常是一个家庭、几个人或一个团队，而很少会一个人独来独往。在我国，特别是对家长而言，甩开家庭的其他成员，一个人出门旅游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西方单独外出度假的情况则相当普遍。这充分地反映了中国人在出游时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个人的某种特殊要求。

6.求真向善的旅游审美观

“美善统一”为传统儒家美学的一大特点，它的思想对中国美学甚至传统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美善统一”的观点，美的东西，不仅在于形式之美，而且还在于是否有助于教化、有助于人心的向善，从而开创了艺术为人生、为道德教化、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先河。这一审美倾向对于当时中国传统旅游的审美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在对山川自然的审美中，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发展成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种“比德”思想是“美善”审美观的体现。再如佛教东渐，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菩萨塑像由面目可狰的男性，至唐以后变成面容柔嫩、秀丽妩媚、健康丰满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和蔼可亲、雍容大度的神情，这种变化就具有教化旅游者之功效。同时，传统审美强调美在于和谐，在于人文关怀。比如在对诸如建筑环境的考察时，极为讲究建筑的人文美与环境自然美的和谐统一，赋予中国传统建筑及其整体环境以人文美的气质，显示出中国传统美学鲜明的“美善”特点。因而在旅游过程中，人们的审美常以有情的宇宙为基础，力求人的思想与这个有情的宇宙相交流与融合，美善统一，从而把人的感情渗透到自然景物之中，达到主客交融、物我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