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圈地对农村的影响

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推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因素_英国的历史

如前所述，圈地运动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社会分化，推动了劳动力转移和流动。17世纪的圈地运动方兴未艾。通常，学者大多认为在16世纪地主野蛮强行圈地和18世纪议会圈地开始之间，17世纪是一个间歇期。通过详尽的研究，伦纳德(Leonard)和冈尼尔(Gonner)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17世纪，圈地一直在进行着，只是采取了“协议圈地”(enclosure by agreement)新形式，尤其是17世纪30年代中期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圈地的益处，常常就圈地行为达成一致意见，遂不再需要政府详细审查，于是在官方文件中不再像16世纪那样频频出现。[14]不过，协议圈地从整体上没有顾及佃户们的利益，殷实佃户、贫农、小屋农和劳工都同样遭到驱逐。

史学家帕克(Parker)举了莱斯特郡六个协议圈地的例子，发现这种圈地同样造成农业人口外流——在每个教区平均仅涉及11个自由持有农和佃户的这种协议，就造成教区十所农家房屋荒弃。无疑，这种圈地同样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许多协议还造成了农民暴动和骚乱，1607年英格兰中部地区农民起义就是明证，大部分骚乱地区都经历了这种协议圈地。1600～1675年间，莱斯特郡发现21个允许协议圈地的大法官法令，北安普顿郡有16个，沃里克郡13个。[15]换言之，协议圈地最流行地区恰恰是问题最多、农民抵制圈地最强烈的地区。上述三郡都卷入了1607年农民起义。1607年之后，政府没有再进行关于圈地情况的详尽调查，我们依据个人请愿材料及各地郡首和治安法官提供的报告仍可确信，在17世纪早期发生了相当多的非法圈地。在1630～1631年的两年中，莱斯特郡大约有1万英亩土地被圈占；德比郡、亨廷顿郡、诺丁汉郡、林肯郡和肯特郡的圈地情况在报告中亦可见一斑。

议会对非法圈地者、造成人口大量减少者进行罚款，以示惩戒。在1635～1638年间，对589人的罚款总额达4.7万英镑。禁令之下仍屡屡犯科，可见当时非法圈地的疯狂程度，其中受罚者大部分来自林肯郡(罚款18846英镑)，莱斯特郡167人罚款9425英镑，北安普顿郡85人罚款8678英镑，其他郡按罚款金额依次为亨廷顿郡、诺丁汉郡、赫特福德郡、拉特兰郡、牛津郡、剑桥郡、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和格洛斯特郡。[16]显而易见，英格兰中部和内陆各郡在17世纪充当了非法圈地的急先锋，令其他地区望尘莫及。这些地区都曾经是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在圈地期间，农村劳动力继续被迫向非农产业或城市流动。如果说16世纪圈地后农村小农还有荒地、沼泽等可依赖农业生产资源，生存具有较大回旋余地，那么17世纪圈地运动则使得这种生存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在16世纪圈地基础上，17世纪圈地范围扩大、圈围耕地面积增加，驱使农村人口向外转移流动的“推力”较16世纪大为增强，英国乡村大多数居民的生存压力变得更大了。萨里大学的玛格丽特·斯普福特研究了16、17世纪剑桥郡的几个村庄，发现在典型的农业耕作地区，土地囤积运动和小土地所有者消失的现象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加快了速度”[17]。据17世纪的格雷格利估计，当时茅屋农、贫民、帮工阶层占全国总人口的47％，为257万多人，他们因无地或少地而入不敷出。同时畜牧业对劳动力需求量大为减少，据瑟斯克估计，种植业与畜牧业所需的劳动力之比是100∶20。圈地将一部分耕地转化为牧场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被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18]

正如圈地给资本主义大农场带来更大经济效益一样，17世纪圈地给农村居民造成的影响倍增，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产生了规模效应。圈占相同面积的耕地资源此时则触动了更多小农的脆弱生计，给更多小农生存带来压力，推动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转入乡村工业。关于公地圈围给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A.斯特尔特教授(A. Sturt)曾经作过一个形象比喻，他说“公地被圈围就像砸掉了拱形门上的拱顶石一般。拱顶石并不是拱门，但一当拱顶石不在了，拱门的全部力量变得分崩离析。逐渐地，整个建筑就坍塌了”[19]。因此，在一些地区，圈地运动对农民经济和家庭生活的破坏作用是缓慢显示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史学家G. E.明盖(G. E. Mingay)研究后发现，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上半叶大幅减少的。[20]保尔·芒图在论及圈地运动后果和影响时也频频提到“田里的人少了，城市中的人便多了”、“人们从乡村教区不断向市镇迁移……大批出生于乡村的人终于在大小城市选定了住所”以及“凡进行了圈地的地方……乡村中健壮的自耕农不得不到伯明翰、考文垂等地去找工作”，乡村教区居民“由于贫穷和缺乏工作而被大批地逼往工业城市”，等等。[21]可见，随着时间推移，圈地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正逐渐展现出来，以农为本的小农经济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www.guayunfan.com)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曾对圈地运动作过许多经典论述，其中之一即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土地，这是一个“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相分离”的过程，充满了血腥和痛苦，并引用托马斯·莫尔“羊吃人”的论断，对农村劳苦大众表示深深的同情。尽管这一运动并未如许多作家所认为的完全是采取暴力手段推进，许多地区通过经济的、和平的手段来完成圈地，但其后果则是确凿无疑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相分离。这是一个“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就英国而言，圈地运动使农村大量原先的公地、荒地转变成了富裕约曼、商人和地主手中的资本，他们则变成了资本家，而广大失去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则变成了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场的雇佣工人和手工工场的雇佣工人。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正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母体”中产生的。

从历史进步的视角看，这一过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所以马克思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土地的剥夺，形成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22]从经济角度看，这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表现，使得农村一小部分人口就可以生产出足够的生活资料以供全部居民享用，而大部分人口从此可以脱离农业、脱离土地。恩格斯也曾说过，中世纪农民遭受剥削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离不开土地”，归根结底还是农业生产力落后造成的。现在圈地运动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切断了广大农民同土地的联结纽带，从而为农村居民大规模流动、为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相形之下，法国农民则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得到政府更多的庇护，不过小农经济大量长期存在却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桎梏，正如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所言：“法国农村居民最完整的自由和财产权利，却意味着贫穷和落后的自我持续循环，在英国，(大多数农民)恰恰是缺乏这种权利，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开端。”[23]看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一定历史时期与道义和道德进化并不同步，有时反而是以牺牲后者为代价的。

表6-1　16、17和18世纪圈地运动发生期间英国城市居民占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E. A. Wrigley，1992：People， Cities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Blackwell， p.162。

由上表可见，16世纪圈地期间(截止到1600年)，英国城市总人口比例从5.25％到8.25％增加3个百分点，在17世纪圈地期间直到18世纪初，城市人口比例从8.25％增加到17.0％，即城市化水平提高8.75个百分点。此外，据城市史专家詹·德·弗里斯(Jan de Vries)研究，152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例为4.4％，这里没有将2500～5000人之间的小城镇包括进来，如补充上，城市人口比例将有一定提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弗里斯补充了居民数量在5000人以下的小城镇，得出上述1600年、1700年、1750年、1801年和1851年城市人口比例分别为8.8％、18.2％、24.2％、30.1％和50.3％，城市化水平稍稍高出里格利的估算。[24]

笔者根据里格利和弗里斯的数据绘制成图表，下面图6-1比较直观地展示出英国城市化发展轨迹。

图6-1　1520～1851年英国城市化进程

詹·德·弗里斯没有1670年的数据，根据他的数据绘制的城市化曲线稍高出里格利的，不过这不影响我们对英国城市化发展趋势的观察和判断，总体说来，两支曲线走势大体吻合。可见，在圈地运动发生期间，英国城市化稳步发展，没有出现逆转和倒退现象，应该说，英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构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的坚实基础。而在此之前，即中古晚期，当农业生产出现衰退时，英国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倒退。当然，若由此得出圈地运动显著加速了英国城市化的论断，亦有些言过其实。据笔者研究，圈地运动对英国乡村社会的影响远超过城市，其在农村社会造成的后果和意义较之城市更为深远重大，它推进了英国乡村非农化和乡村工业发展进程，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为下一个世纪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运动奠定了雄厚基础。[25]简言之，圈地运动期间，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体现在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上，而不是城市经济的起飞和变革上。我们由上图亦可见，城市化呈现加速发展和实现起飞阶段是在19世纪初年，最直接的推动力当是来自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