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对舆论的辨析

二、19世纪对舆论的辨析

法国大革命突然加速了对舆论讨论的扩展,尤其是在德国和英格兰。在德国,威兰德(C.M.Wieland)断定说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如果政府无视舆论的话,那么它将不会长存。心理学家加尔夫(Christian Garve)专门写了一篇完整的关于大众舆论的文章,谨慎地定义了这个术语,并对其一般原理的功能大加肯定。到了19世纪30年代末期,公众意见的概念已经进入政治学原理,但在舆论的道德和权限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关于大众舆论问题最详细的分析要算是哥斯道夫(Carl Von Gersdorf)的《关注舆论的概念和天性》(1846)和赫尔珍道夫(Franz von Holtzendorff)的《大众舆论的天性和价值》(1879)两本著作。这两个学者研究了大众舆论的权限,哥斯道夫还探索了公众舆论演化的历史,并且定义了它和法律以及主权国家的关系。可见,世界上舆论学的专著首先出现在德国。

公众对革命的期望和对皇权的失望,为19世纪的解放运动带来浓郁的氛围,公众的觉醒及其力量往往被认为是18世纪90年代的现象,但是从法国大革命起就已经对其产生了些许疑虑,认为公众意见绝对正确的信念“很容易就被每日接触到的无知、歧视和对权力和传统的奴性等粗鲁的冲突所打破”^[34]。曾任英国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r)1820年所写的一封书信中,表现出对于“公众意见简直成为愚蠢、孱弱、成见、错误的感受以及正确的感受和固执的新闻纸堕落”的担忧^[35]。一年后,黑格尔写了同样的话:“公众意见既应得到尊重,也应得到轻视”。黑格尔对公众舆论表示了格外的关注,认为公众意见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相抵触的,部分值得褒奖而部分令人厌弃,其中错误与真理混杂在一起。伟大人物的任务就是为他的同辈人找到公众意见中的真理^[36]。

法国社会学家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作为启蒙运动的解放者,公众意见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人们无法想象的强大力量。反过来它以全体精神压服个人智力,将公众的意见强加于和渗透于人们的头脑,从而“把个人的理性限制在与人类的伟大和幸福很不相称的极小范围。”^[37]托克维尔把报刊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的替代品,用以补充在一个广大的共和国中不同地区的微弱联系。他把新闻出版视为协调分散的公民行动的手段,否则他们从来不曾完全一致地行动。“一张报纸不仅仅可以给许多人提出一个共同的计划;它同时提供给他们实现这一他们出于自己考虑的共同计划的种种途径。”^[38]更进一步,报刊能把人们聚合在一起,但是这种集合不必是物理上的接触,就像在一个非常大的城镇广场上所作的那样。在阅读报刊的过程中,公众在阅读他们自己,因此找到了行动的途径。

杰罗米·本赞姆(Jeremy Bentham)是第一个用英语来详细研究社会舆论的人。他强调公众意见作为社会控制的措施,也是对抗专政的主要手段,他把它称作道德上的制裁,并且强调立法者不能忽视大众舆论。作为一种防范滥用职权的措施,他要求所有官方的行为都要有公开性。他详细解释了他称作的公众意见的法庭,他发现,在大众舆论形成和表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新闻界。

19世纪以来,现代民主主义者用代议制(representation)回应了这一论断,最著名的论述是《联邦党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Papers)。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沿用卢梭关于舆论的政治内涵,写道:“在古代,尽管可能,或者经常具有伟大的个体或者某个地区的独立,但是没有超越单一城邦形式的管理良好的大众政府,因为不存在契合舆论及其传播的各种物质条件。除了能够在同一个集合地讨论公共事务的人以外,这一限制已经随着代议制体系的广泛采纳而克服。但是为了完全克服这一障碍,我们还需要出版业(the press),尤其是新闻出版业。尽管它与希腊的普尼克斯山(Pnyx)和古罗马广场(Forum)不完全一样,但其实它们是真正的等价物。”^[39]

关于在地理疆界扩大的社会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密尔开启了两种代议制:政治的(全体人民选举官员)和思想符号的(新闻出版,代表人民的公共事务),二者都是社会舆论的表达形式。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甚至比托克维尔更加明确地指出,公众意见带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统一,他甚至沮丧地把公众称为“一群平庸之才的集合”^[40]。

在企图用大众舆论解决社会问题中最卓有建树的一个人是英国人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1880年他出版的《美国的共和政体》一书^[41]有多个章节专门讨论舆论的主体及其功能,直至今日还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他揭示了大众舆论的本性和形成过程,介绍了大众舆论对社会的管理功能,发现了舆论由默许、冲突、流行到控制的发展阶段。民意测验专家经常引用他关于连续关注并测量公众舆论波动的结论。此外,他讨论了公众舆论的机构,表明民权在一个国家中越彻底,观念机构也越应该与它的表达方式相匹配。他还详尽地考察了传媒、公众会议、选举和各种特殊组织的角色,这些因素如何推动美国大众舆论的形成。他提到,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缺乏对榜样的崇敬,民众持久的忙碌和对政治兴趣的淡漠,常常表现出善变和保守倾向。关于大众舆论在美国形成的规则,他做出了有意义的解答,他认为在这个国家中观念的分歧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

Bryce的书讨论了“大众的暴政”和“群众的宿命论”问题。他分析了美国的舆论曾经成功过,也曾经失败过的原因。之所以失败,他认为是因为确定和证实舆论有很大的困难,很难抓住实际中的大问题,它给人们以不适当的信心。而在另一方面,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舆论倾向于带给邪恶以光明,以一种很有力度的方式表达,并且能教育人。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公众舆论使民众对政府和法律的需求最小化,是阻碍有害事物的有效尺度。在20世纪之前关于舆论的诠释,没有超出布赖斯这本关于美国联邦的书籍所具有的价值,他的舆论学观点远远超过19世纪任何一个研究舆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