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双重逻辑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

二、资本的双重逻辑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

既然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是由资本逻辑决定的，那么，何谓资本逻辑？它是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全球化？这是探讨全球化与资本关系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所谓资本逻辑，简要说来，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的。就像有市场存在就有市场规律的作用一样，有资本存在，资本逻辑就必然发挥作用。资本逻辑主要是由资本自身的规定和本性决定的。资本通常有两种含义的理解：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这两种资本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载体则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社会关系之中才能成为资本。因此，“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5]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价值增值。资本的规定和本性表明：资本虽然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但又不能离开物，社会关系的力量就是借助物的力量来实现和发展的。正因如此，由资本的规定和本性必然会产生出资本的双重逻辑：一种是借助物的力量而产生的创造文明的逻辑，另一种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追求价值增值的逻辑。全球化就是在这两种逻辑的支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主要是通过下述运演方式来对全球化产生影响的：一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资本要增值，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分工的扩大，随之引起交往的扩展；交往的扩展使得商业贸易普遍繁荣，进而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而普遍竞争又大大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这样，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二是推动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这样的配置和流动，意味着资源和生产要素更有效的利用，世界经济结构全面的调整，物质财富的巨大创造，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国际经济交往变得非常快捷，巨额资金的调动瞬间即可完成，这就为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是促使社会生活各种关系日益走向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7]这里所讲的“普遍”，既有社会性、全面性、广泛性的内涵，同时又有全球性的规定。因为“普遍”的扩展，必然是全球性的形成。四是提升和拓展人类文明。资本向来是“国际派”，它总是要按照自己的发展需要，“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8]，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9]在这样的作用下，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10]在这里，文明的扩展与文明的提升是并行不悖的。五是促进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与交往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狭隘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而这种狭隘地域性的局限主要是由资本打破的，它冲破了一切地方的、民族的限制，使人的交往与联系大大扩展，因而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1]资本不光会形成“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12]总之，资本突破各种限制的过程，也就是文明进步的过程。就此而言，资本确实内含着创造文明的逻辑。

与创造文明的逻辑不同，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逻辑是以另外一套方式和机理来影响全球化的。其影响和作用主要是通过如下运演方式得以实现的：

首先是通过从生产支配到交换、消费、分配支配来推动全球化。资本要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打破生产上的限制，使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把任何劳动都变成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各个环节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通过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等来强力推行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资本的生产和增殖往往依赖交换的顺利进行。由于“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13]，因而“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4]交换和流通的发展，无疑为全球化的形成打开了便利的通道。资本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消费、分配与之相适应，因而刺激消费、需要的增长便是资本增值的内在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是从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15]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日常生活消费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仅仅满足人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使资本获取更大的利润。于是，日常生活消费品变成了货币符号，变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甚至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以及炫耀性消费也成为取得信贷的手段，成为资本运作上的需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16]在消费数量、消费范围不断突破限制的推动下，资本的扩展程度大大增强，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也进一步密切。因此，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逻辑，就是在资本运动的总过程即资本对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的支配过程中实现的；经济全球化既是这种逻辑发展的产物，又是其发展的要求。

其次是通过从经济控制到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控制来影响全球化。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逻辑不仅要通过资本对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支配来贯彻，而且要通过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来推行。如果说前者的支配还属于经济领域的话，那么，后者的控制则越出了经济领域进入到社会领域。这种“脱域性”并不仅仅是资本盲目发展的结果，而主要是资本的本性使然。资本的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进行的并受这些条件制约，要顺利实现增值，必须冲破一切不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束缚和限制，寻求相应的支持。为此，资本必然会越出经济轨道来干预社会生活。首先是对政治的控制。消除政治障碍并得到政治权力的保护，是资本运行的必备条件，因而追求权力保护进而控制政治权力，便成为资本逐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力量尚显薄弱的情况下，资本往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进行积累，奠立资本发展的基础；在资本的羽翼丰满之后，资本又总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渗透和控制来推行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随着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以至向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资本对政治生活的操纵与控制能力越来越强，国家政治权力对垄断资本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资本的权力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权力，而且是一种政治权力；不再单纯是地区性的权力，而且成了世界性的权力。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资本权力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经济学不是称为纯粹的经济学，而是称为“政治经济学”，原因就在于此。资本不光要进行政治控制，而且要进行文化控制。文化原本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则成了资本统治的工具。资本一方面把所有的文化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一切能够进行交换的并能为资本带来利益的才是“有价值的”，价值通约主义成为衡量和评判文化的基本准则；另一方面又把同自己一道发展起来的理念、价值作为“普适的”文化来对待，并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向世界推行，由此产生了文化霸权。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与文化的渗透、结合日益紧密。资本不仅把科学技术作为赢利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用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服务。就像马尔库塞所说，“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奴役状态的逻各斯”。^[17]在这里，“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再强加于技术的；它进入了技术机构的本身”。^[18]“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19]当代西方“文化工业”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实际上就是资本力量推动的产物，难怪一些有识之士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程度不同地指向对资本的批判。资本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控制的结果，便是整个生活世界的货币化和资本化。资本把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变成一个货币世界，生活世界的每种事物既成了一种货币符号，又被强制性地纳入货币规则之中。“在货币交换中，它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相互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热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20]这就是说，货币把不同性质、特点甚至截然不同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对象，货币具有支配和决定一切的特权，它被当作新的上帝，成为世俗之神。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这一点：“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21]货币这种普遍化的趋势，无疑为打通世界铺平了道路。

再次是通过从民族统治到世界统治来实现全球化。资本由其本性所决定，决不会满足于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力图摆脱民族的、地方的限制走向对世界的控制。在利益的驱动下，资本总是要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并“用时间去消灭空间”。^[22]伴随世界市场的开拓，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是资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对于世界历史条件下自由贸易的实质，马克思作过这样深刻的揭露：“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23]既然贸易自由实质上是资本的自由，那就不可能排除资本的剥削。“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再没有必要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24]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贸易尽管使各交换方可以获得一定好处，但它并不完全是按照商品中实际消耗掉的劳动量来进行交换的。由于发达国家比落后国家在生产上有较大的优势和便利，因而其劳动生产率比落后国家要高得多，从而每个单位商品中耗费掉的个别劳动时间比落后国家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就能以较少的劳动赚回较多的劳动，即剥削到更多的剩余劳动成为超额利润。所以，自由贸易后面所隐匿的是世界性不平等，即强国对弱国的剥削和掠夺。这种不平等的体系形成两极的对立，即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对立逐渐演变为一个由“中心”与“外围”即宗主国与附属国构成的体系。马克思指出：“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25]对于19世纪末的世界体系，恩格斯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围着它运转。”^[26]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图式，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平衡的格局。在当代社会，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在其主体、形式、流向、规模、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其性质和格局并没有改变，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仍占据着国际贸易和资本投资的主导地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其出口增长并不快，出口的产品仍以初级产品为主，产品价格不断被压低，因而尽管其出口量不断增加，但出口额却在减少，不平等的贸易依然保持。资本全球化的结果，固然加强了各国经济的密切联系，推动了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但也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全球性的两极分化、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数字鸿沟的不断加深、经济行为的日益失控、霸权主义的日渐盛行，等等。这一切，均潜藏着全球化新的危机。目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冰山”上显露的一角。

资本从生产到交换、消费、分配的支配，走向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以及整个生活世界的全面支配，再走向从民族到世界的支配，这是一个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一个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全球化的形成过程，二者就是这样相生相随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种逻辑来看，全球化主要是由资本的力量决定的并由其推动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成了全球化的一大显著特征。特别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一特征尤为明显。空间既是资本发展的结果，又是资本发展的手段；资本必须借助空间的变化与重组来寻求新的发展。对此，当代许多西方学者都给予高度重视并作了独到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存在下来，其手段就是不断占有空间，并生产出新的空间，借此维系自己的生命结构并延长自己存在的诸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与消解危机的能力就来源于对空间进行的多次重组，正是空间的不断重组导致资本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就像美国学者苏贾所说：“当代的机遇将被视为重构资本主义的空间母体和时间母体的最新尝试，即对以生存为目标的空间—时间‘定位’的另一种探索。”^[27]哈维则认为，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本、快捷的电子信息技术、方便的网络传播等，使社会生活的时间、空间被大大压缩。空间的压缩意味着空间关系的巨大重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地理形势的出现，而空间关系的重构则成为调和资本主义生产和全球扩张的结构性危机和总体化危机的重要方式。曼德尔更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区域问题联在一起，认为在19世纪末期，面对危机的出现，社会重组和空间重构导致了一种新的趋势的形成，超额利润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通过这种重组，资本主义度过了危机，得到了较快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又导致了新一轮的社会重组与空间重组，这一时期超额利润的形成依赖于“增长部门的发展与其他部门的欠发展两者之间的总体并置，主要是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以一种附属方式存在的半殖民地国家里”。^[28]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了空间的变化。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关资本与空间的关系问题，许多思想家都有过深入的探讨，提出过富有价值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卢森堡等的考察和阐述颇具特色。如卢森堡对资本积累问题的研究，主要不是侧重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关系的分析，而是侧重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体系的分析，力图通过东西方国家关系来揭示资本积累的根源和帝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积累重要的是解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要有不断增长的生产资料和消费的需求，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可能来自资本家和工人，只能来自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生产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和社会，为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随后的资本积累提供了物质形态的生产、消费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或者说，资本积累的实现是以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和必备要素的。正因如此，资本的发展必然要求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排斥简单商品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运用的手段主要是殖民政策、国际借贷制度、势力范围划分以至战争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29]所以，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30]尽管卢森堡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论多有批评和曲解，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和所研究的范式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充分关注资本与空间的关系是今天研究全球化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