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启示录

张元济启示录^[1]

摘要：张元济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一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对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祖国传统文化的保持与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梳其生平成就，念其为业为人，学其精神品格，我们这些后来者将可继承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我们更好地求学从业做人。

关键词：张元济　现代出版　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一生跌宕起伏，颇具传奇经历。他是清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因参加维新运动，戊戌政变时被革职。1899年任南洋公学（交大前身）译书院院长，1901年继任南洋公学代总理。1903年后在上海致力于文化事业，主持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先驱，他对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祖国传统文化的保持与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近读《张元济年谱长编》，梳其生平成就，念其为业为人，学其精神品格，我们这些后来者将可继承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引领我们更好地求学从业做人。

一、“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张元济虽为一介书生，但他见义勇为，好打抱不平。他曾为营救交通大学的学生联合九位老人上书市长，也曾为同乡遭到洋人无理殴打而挺身走上公堂。1948年9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因年高望重被推为第一位发言者，面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权贵，慷慨陈词，振衣直言：“停止内战，实行和平！”

抗战前夕，张元济特为国人编撰了文言白话对照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他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古籍中选录了荆轲、田横等14位大义凛然的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讲述这些英雄人物在敌人淫威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可歌可泣事迹。他在“编书的本意”中说：“我现在举出这十几位，并不是什么演义、弹词里装点出来的，都是出在最有名的必读的书本里。他们的境遇不同，地位不同，举动也不同，但是都能够表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这些人都生活在两千年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国先民的榜样，保全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八年抗战期间，张元济蛰居上海，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因为生活艰难，这位古稀老人只能靠卖字维持生活。但即使是卖字，他也绝不给汉奸写一个字。他曾说：“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二、“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张元济晚年写过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百年中国，多少人在寻找振兴中华的道路，张元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读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嗜书，写就了他极不平凡的一生。当年戊戌变法，光绪皇帝要读西方新学之书，开列书单交由总理衙门去购买，朝中居然无人能通晓，京城书店也难觅其踪，而张元济却能把它们收罗齐全。这些呈送给光绪皇帝的西学之书，大多是张元济自己的，因为书上有他的印章。

在商务编书之余，张元济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收罗旧书。他在自己家门口竖起一块红底黑字的招牌，上书“收购旧书”，欢迎书贩上门送书。他在报上刊登收购古籍的广告，只要见到古籍善本，不惜倾囊购买。每一次去北平，总要去琉璃厂或书铺集中之地探访。为了妥善地收藏古籍善本，1909年还专门建造了涵芬楼。经过近20年的努力，涵芬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这些所藏之书大多是张元济一本一本地寻觅来的。与以往藏书家藏书秘不示人、以庋藏为乐不同的是，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搜集古籍善本和珍本，目的在于影印与传播。社会舆论高度评价他的气度和努力，称赞他“代表了藏书史与古籍出版的新时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傅祖湘是张元济的多年至交，两人的通信现存30多万字，全是交流书讯书情，比如，看到何书、何价，或是何书是如何印的，有何编撰得失，别无他言。张元济在致傅祖湘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

张元济晚年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抢救、整理、校勘和辑印古籍上。从第一本《涵芬楼秘笈》开始，他陆续主持编校、辑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道藏》、《续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初编》、《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孤本元明杂剧》，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出版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与影印工程。这其中用力最勤、耗时最久、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至今仍然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三、“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

张远济曾经说过：商务印书馆能有所成就，“其一部分未始非鄙人喜新厌旧之主义之所致”。他“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可以说，这一“主义”是张元济一生最重要的思想。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张元济虽时任刑部主事，但积极参与陶然亭等维新派人士的集会，并与友人结为健社，“约为有用之学”，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1896年6月8日，他在致汪康年的信函中写道：“弟近读公羊，兼习公法，才智太短，进不能寸，惟志在必成，断不中止。”

读公羊，习公法，学西书，改变着张元济的传统思想观念。出国考察的耳濡目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他自己丰富的出版与教育实践，又大大突破了张元济早年所接受的公羊学思想的框框，推动他在“喜新厌旧”的路上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出版实践中，不断引领新潮流，普及新思想。早在商务印书馆初创阶段，他就相继组织出版了洋洋80余册的《日本法规大全》（南洋公学译书院翻译），还有《列国政要》、《日本议会规则》和《六国议会规则》，以满足国内政体改革的需要。商务印书馆后来出版了大量介绍新思想的图书，例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世界名著，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外国小说使国人大开眼界。在《埃及近代史》的序言中，结合时事强调了埃及受侵略的概况。为了让民众有所了解，哪怕对于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图书，商务印书馆也无所顾忌地予以出版。经张元济之手，商务编译所陆续编印了不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经过之后不断努力，有的形成了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丛书，如“自然科学小丛书”、“汉译名著丛书”和“林译丛书”等。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我国现代第一部规模最大的语文词书《辞源》问世。《辞源》的编纂始于1908年，“罗书十余万卷，历时八年而始竣事”，由此也成为商务印书馆作为我国辞书出版第一大社的滥觞。他在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的第二年（1904）便创办了当年我国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其后又陆续创办了《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19种杂志。这些杂志对于传播文化、启迪青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务印书馆能够成为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与张元济敢于创新的经营思想、杰出的管理能力和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据统计，在1900年代，全国仅有15家企业的资本超过100万元，商务印书馆居然名列其中。1910年代，商务印书馆除了拥有阵容整齐强大的编译所，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外，还拥有最为健全庞大有效的销售网络，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20余家分馆或支馆以及数万家销售网点，成为一家集编译、出版、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大型出版社，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与最大的文化机构。

四、“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认为“今自强之道，自以为兴学为先。”他在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在当今那么发展的世界上，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要亡。张元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开启民智”，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戊戌维新时期，他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率先传授英语和实用科学知识。在南洋公学期间，他创办了特班。照盛宣怀的说法，这个特班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培养“大才”。他主持的商务编译所编纂的《最新教科书》与《共和国教科书》，从小学到中学科目齐全，成为我国现代教育早期最成功的教科书，对我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张元济的足迹几乎遍布我国教育事业的各个领域。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期间，对授课内容与教学形式作了大胆改革，教学生读《盛世危言》、《原富》、《劝学篇》，其良苦用心在于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精神。他倾心尽力于教学和译书工作中，加之路远耗时，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关心他们的生活与情绪。

当年南洋公学的学生平海澜曾经回忆道：何梅笙故世了，接手的就是张元济（菊生）先生。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学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与《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我们弄得走投无路，头昏脑涨，并且讲的先生也是外行，讲国学是好的，讲《原富》就不行了。《原富》是经济学。后来他自己教我们……张菊生先生那时有个新作风，就是找一个一个学生去见他，去谈。有一回他找到我们班里头了，我也在内。他问我：“近来看什么新书没有？”我瞎说一套，我说《盛世危言》。实际上我借是借来了，还没有看。他就问我：“《盛世危言》讲些什么？”我就脸涨得通红，一语不发。足见他是很关心学生的。晚上他时常拿着一盏油灯，四处去看。

五、张元济不可追

有一位著名的出版人在参观位于张元济家乡浙江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时，留下了“张元济不可追”的题词。高调说“不可追”，充分地表达了后人对于张元济先生的景仰与敬佩之情。时势造英雄。张元济属于他的那个时代，他所创造的业绩，他所达到的学问，他所留下的故事，我们都难以企及，只能望其项背。但是张元济的人格魅力、精神风采与广阔胸怀，是我们无比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好好继承！

【注释】

[1]本文原载2013年第4期《出版发行研究》，作者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