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艺术的文化功能,大众娱乐

第三节　大众娱乐

东方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农业文明时期,历史的积习使得人们对娱乐和享受具有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生命的快乐原则使大众忍不住趋向于它;另一方面,严酷的等级社会、特权文化、财富分配和占有的强权传统,都使得娱乐和享受长期以来只属于少数统治者和权势者,与大众无关。东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话语,也一贯以“克己”、“牺牲”的宣传理念,麻木大众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如吸食大量精神鸦片一般,心安理得于身心的全面被剥夺和被操纵。自我的、个性的、独立人格的文化追求,团结的、协作的、主体力量携手共建的现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不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直到工业社会的姗姗来迟,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逐渐取代,新的文化选择才有了历史的可能。但是,文化的脱胎换骨是非常艰难的、痛苦的、伤筋动骨的。所以,在亚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无论怎么改头换面,对金钱、娱乐和享受的罪恶感无处不在,尤其是关于金钱、娱乐和享受的负面批评充斥于公共文化领域。这些,都成为大众娱乐文化建设的重要阻力和沉重包袱。中国广播电视艺术的娱乐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的考验。

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比如,目前,广电行业主流是好的,所谓“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低俗战胜了高雅”的现象受到批评。广播电视艺术增添了互动的功能,体贴、人性化,是民主参与意识在文化领域的进步。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广播电视艺术的文化功能是相当有效率的,它符合大众文化生产的一般特点———边际成本随着需求增加而递减,几乎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比起人类早期只有在宗教仪式和祭祀、庆典中才能享受文化,不知道幸运了多少倍。

关于电视的雅与俗、主旋律与娱乐性、市民化与艺术化、通俗化与精品化、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还原历史与戏说历史等等无休无止的理论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敌营十八年》到90年代末期的《还珠格格》,以至2004年以来围绕《超级女声》的一次次批评,其实都反映了政府、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与此同时,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也常常在通过较量、通融来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电视是在二维平面上幻现出四维时空,通过电视拍摄、编辑等手段,根据创作需要压缩、延长叙事时间。电视上运动着的时空高度自由,不仅再现生活,更是对现实和历史的能动表现,也是人类内心世界的丰富感受的物质表现形式。空间在不断延续的时间中呈现,时间在具体直观的空间中流淌。广播电视技术手段本身,为大众娱乐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持。

广播电视艺术形式多样、五光十色,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电视剧等,都具有鲜明的大众娱乐功能。与市场经济伴随的往往是多元并存的大众市民文化,而且以休闲消费文化为特征,娱乐是其本位。当代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已然融入大众市民文化的建设,其打破神圣等级、鼓励自我参与、受众与媒体共娱共乐的存在方式,其弃表演而求真实、有程式却生活化、共时性交流的特点,给广大受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例如,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娱乐无极限》、《玫瑰之约》,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艺术人生》等融娱乐、情感、音乐、益智于一体的综艺类节目,是经过仔细包装的以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娱乐文化节目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而另一方面,也受到学院派专家学者的普遍怀疑和对其负面影响的不断批评。它与生俱来的市场文化的趋利性、时尚性,对传统精神文化的冲击和瓦解,对历史已经被赋予的说法和形象的消解和重构,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广播电视艺术必须以健康向上的精神信仰力量作支撑,才能不负提升大众文化素养的神圣使命。

广播电视艺术的娱乐功能,不仅表现在丰富多彩的节目样式,也表现在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节目主持人。电视节目主持人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电视新闻节目中,从美国迅速推广到世界各国。作为电视文艺传播者,主持人利用电视传播的一大特点———现场感,尽力吸引受众。今天,广播电视文艺节目在中国迅速扩张,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电视文艺传播者(主持人)的文化修养显得格外重要。主持人对社会、人生、哲学的感悟和理解,用适当的方式将其有效传递给广大受众,直接关系到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的存在价值。有力度、有意味、有品格的电视文艺作品,凝聚着主持人平常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思考,是其长期文化积累、文化思考、社会思考的结果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