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娱乐性

（一）娱乐性有助于大众认识和领会合乎人性的东西

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的特征与功能。这种特征，从本质上看，有助于大众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积极乐观、感情愉悦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体验。这同消极悲观、抑郁苦闷等负面精神状态与情感体验形成对比，更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从大众文化的兴起不难看出，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吸引大众，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具有娱乐性特征和娱乐性功能。这种娱乐性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甚至于诟病，他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在娱乐中感性的放纵，使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那么，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高质量的文化生活是否就只能在“苦行僧”似的“修炼”中，或者在貌似严肃的说教中形成和保持呢？事实并非如此。从人类历史来看，艰苦的磨砺、严肃的文化固不可少，然而没有哪个时期的人不具备娱乐和感性的文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感性娱乐既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也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不断走向文明的历史过程。大众文化能够愉悦大众，具有娱乐性功能，是其满足大众合理感性需要的重要功能之一。

娱乐是人的合理需求，承认人的生存与享受欲求是对人的现实关怀的表现。马克思说：“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21]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世界的丰富、感觉感情的健全，包括创造、审美带来的欢悦和享受，是人生活的构成部分；包括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享乐也是合乎人性的，并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势必应该发展具有娱乐性取向的大众文化，并且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应该秉持“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22]。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就其功能而言，它能够缓解人的精神压力、放松人的身心，对人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人们对于文化的追求也开始凸显。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人们需要一定形式的娱乐，以缓解繁忙工作与生产生活带给人的精神焦虑和压力。这些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归，使现代人一反那种沉重的政治中心和伦理本位的生存状态，并由自在自发的或异化受动的生存方式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方式提升”^[23]。它在缓解大众压力、放松大众的身心的同时，也大大拓宽了大众的文化空间，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和文化视野，对大众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以人的自由与发展为出发点，适当的娱乐是人的合理诉求，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是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重要特征。巴赫金曾经说过，“诙谐文化的插科打诨、嬉笑、打闹和调侃背后有着非常严肃的深刻的意蕴，隐含着‘微言大义’——精神的解放，自由的满足”；狂欢式的笑具有摧毁一切和变更一切的“解放力和再生力，能够使生命经过再生而更趋完善，因而有益于人类年轻化，文化年轻化”。^[24]娱乐不是胡闹，更不是无所顾忌。如网上流行的“恶搞”，作为一种对所谓“巨制大作”的颠覆性的娱乐形式，虽然不乏不负责任的反叛、戏谑色彩，却也包含着大众的自由创造意识和能力。而自由意识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人主体意识觉醒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种娱乐与恶搞的网络世界里，普通大众获得了话语的建构权利和艺术的表达权利，大众可以利用这种既是虚拟的又是现实的平台参与社会文化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创意、任意涂鸦，包括不满与愤怒，同时又把个人风险降到最低。

其实，恶搞并非现代产物，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骑士文学的恶搞，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也戏仿了《道德经》《庄子》等经典。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当时的恶搞却俨然经典，成为革命与自由意识的表征。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恶搞的出现，正是由于社会还存在着邪恶、无知和荒唐，才有了亚文化恶搞的嬉笑怒骂和愤世嫉俗。这也正是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做出的贡献之一。

文化是开放的、多元的，同时也是自由的，这种充满着人文关怀和社会反思的娱乐形式是青年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大众文化的重要形式。但值得警惕的是，一味追求游戏化、刺激化的恶搞，冲击着正义和道德的底线，如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对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的恶搞，就不仅仅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缺乏和对英雄人物的怀疑，而是出于强烈的逆反和个人私欲的发泄，甚至出于反社会、反人类的目的，这种娱乐恶搞已经沦为负文化和反文化，是需要引起社会高度警惕、坚决抵制的。

（二）娱乐性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关怀

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关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各种非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逐渐凸显，一些人过度追求功利，而对美好、崇高的东西有所疏远。社会主义大众文化需要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弘扬主旋律，寄托人们对于美好与崇高的追求。比如，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的古装神话电视剧《宝莲灯》在青年中获得好评，好评的原因并不单单因为它是演员阵容的偶像组合，剧情的曲折感人，还在于它用一种奇幻的艺术手法展现着人内在的应然价值和民族精神的不朽内核，映射出自由而奔放的想象空间，在神话的世界中勾勒出人生命运深层的运动轨迹，以形象生动的艺术手法启迪大众思考人生以及人生的价值所在。还有风靡一时的平民选秀类节目《超级女声》，在这种别开生面的竞技中，观众看到的是“邻家女孩”李宇春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一轮轮的角逐，最终笑到最后，赢得桂冠。而这一过程，燃起了人们对梦想的追求和坚持，再次用事实肯定了努力与奋斗是成功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电影《金陵十三钗》刻画了战争年代里，一群普通的、美丽的女性民众在危难之际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与牺牲，正是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直接呈现，震撼了大众。

优秀的大众文化不乏娱乐性，却在满足大众感官、丰富大众感性文化生活的同时，感染着大众的内心世界，启迪着大众的理性精神。在这样一种娱乐氛围中，大众对于现实生活的信心，对于美好生活的希冀，对于真、善、美的向往，有了更现实丰满和理性深刻的解读和认识。在这样一种充满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娱乐关怀下，人们的幸福指数得到提升，文化的人文关怀也得到彰显，中华民族的正能量得到了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