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传播话语策略的使用原则

二、主持传播话语策略的使用原则

张颂曾说，“节目主持核心同样是有声语言的创作”，他将有声语言在主持传播中的地位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也足见有声语言对于主持传播的重要性。一般来讲，作为一种拟态人际交往，主持人在传播中所使用的有声语言（这里暂且称为口语）与日常生活中真正人际交往所使用的口语有很大的相似性，都不如文字语言那样严格讲求章法、规则和逻辑，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情景性等，但主持人的口语又不完全等同于真正人际交往中所使用的口语。因为主要目的是传播信息以及存在交往情境和反馈滞后等特点，主持人所使用的口语不得不在随意性和情境性上有所收敛，并在章法、规则和逻辑方面较之真正的交际式口语有较高要求。因而，与其说主持人所使用的口语是真正的口语，倒不如说它是一种介于日常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复合式口语或书面式口语。用专门研究主持人语言艺术的学者的话说，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应该是一种“吸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强调规范性的大众口语，讲究艺术性的宣传口语，个性的正式口语，应对得体的机智口语”⁽³⁾。 用心理学家的话来说，则是一种介于“对话”和“独白”口语之间，或者兼具“对话”和“独白”口语特点的复合式口语。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有声语言作为主持传播的能动策略，或主持人的口语在发挥能动作用的时候至少应符合或达到这样几个要求和标准：

1. 规范标准

所谓规范，即主持人在使用有声语言的时候，既要能正确读出语言的标准读音，能够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必须能够正确使用合乎语法规范的词汇，通俗地说就是主持人既不能读错字，也不能随意改变和自行创造现有标准语的用法。用语言学家张志公先生的话说就是：“能用基本标准的标准语，即普通话，有力而得体地达到说话目的。”主持人有声语言合乎规范既是主持人文化修养的体现，也是信息传播和接收的需要。传播学研究表明，“意义的交换有一个前提，即交换的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⁴⁾ 因此，只有使用合乎规范的标准语，才能使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因存在共同的意义空间而对信息的内容理解上达成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广播电视媒体中不断涌现出的方言主持传播，如浙江杭州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呱》以及广州的《新闻日日睇》等节目并不可取，其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这类节目虽然可以凭借地域性上的接近性受到当地受众的喜爱，但在更广泛范围之内则是无法流通的，正所谓“在一个拥有强烈少数民族特征的人群中使用方言是恰当的，但在使用标准语言的场合中使用方言可能就不恰当了”。⁽⁵⁾

也正因此，由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和颁布的《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第二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除特殊需要，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有地域特点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口音、语调、粗俗语言、俚语、行话，不在普通话中夹杂不必要的外文”。第二十三条则规定：主持人“用词造句要遵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语序合理，修辞恰当，层次清楚。避免滥用方言词语、文言词语、简称略语或生造词语”。

2. 简洁凝练

语用学家们从语用的角度发现，口头交际中其实存在着求简求省的天然趋向，这些原理在主持人的语用策略上则体现为简洁凝练。所谓主持人在使用有声语言上的简洁，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将那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用现代信息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将讯息载体中的冗余信息剔除出去，通俗地说就是主持人在传播中尽量少说废话。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践中确实存在主持人主持节目时口若悬河、废话连篇的情况。有人曾做过统计，有的主持人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竟然用了36个“那么”，而且绝大多数是用错的。在正常传播中有大量冗余信息存在，不仅可能造成信息传播资源的浪费，而且可能会使真正有用的信息被淹没，影响信息的有效传达。心理学的研究已然证明，人类大脑在处理繁琐、复杂信息时的耗时要远远大于处理简明信息时的耗时。对于稍纵即逝的广播电视传播而言，受众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领悟和消化那些复杂的信息。当然，主持人的语言简洁，也绝不是为了求简而简，而是应该在保证有足够的有用信息，不影响受众理解的基础上当简而简。就像古人所说，在提倡“言简意赅”、“辞约义丰”的同时，还要注意“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的原则，不能因为一味求简而妨碍受众的理解，这既是信息传播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主持传播避免过分人际化的关键所在。

3. 畅晓明白

美国的两位传播学者塞弗和坦卡德认为：“大众传播，顾名思义，要传播到尽可能多的受传者，所以必须写得（用其他形式表达得）尽可能明白易懂。”主持人在将有声语言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和策略运用时还有一种情况：主持人的语言在某种程度没有超出现代标准汉语的规范，其语言中存在所谓的冗余信息也没有超出一般受众的可容忍度，但受众依然抱怨无法听懂主持人的话，主持传播的效果并不很理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主持人的语言往往过于抽象、晦涩，超出了受众的语言理解能力范畴。传播学者施拉姆曾经说过：“有效传播的一个秘密是把一个人的语言保持在听众能够适应的抽象程度上的能力以及在抽象范围内改变抽象程度的能力，以便在具体的基础上谈论比较抽象的内容，使读者或听众能够不感困难地从熟悉的形象转到抽象的主题或概括上来，并在必要时能够回到原来的形象上去。”⁽⁶⁾ 施拉姆的这段话可以用来解释受众无法理解主持人语言的原因，也向主持人提出了说话必须具体、形象，不能超出受众所能理解的抽绎层次的要求。否则，主持人满口术语和专业名词，或满口佶屈聱牙的贵族式语言，且不说会暴露主持人的无知、刻板，单就语言而言，主持人这样说话亦会使语言成为死线抽绎，阻碍受众理解，并最终导致传播失败。 因此，《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主持人的“表达要通俗易懂、准确生动、富有内涵、朴素大方。避免艰涩、易生歧义的语言和煽情、夸张的表达”。

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要做到明白无误，能通畅有效地传送到受众一端，除在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上保持一定的抽绎水平之外，还须兼顾语言的速度及音量等因素。毕竟，有声语言的传播完全是依靠声音在空气中的传送来实现的，声音大小，即有声语言的音量过大或是过小都会对主持传播产生影响。声音太小，传播中的信噪比势必会大大减小，受众也因为无法听清楚主持人传播的内容而使整个传播的效果大大折扣；声音太大，同样会使受众无法理解主持人所传播的内容。即使有时候音量还没有高到让人无法听清的程度，但主持人的音量过高，如过去播音员那种提着嗓子的口号式播音仍会使受众很不舒服，这也是为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虹云要改变传统的播音腔调，而采取“近话筒、小音量”播音方式的理由，更是这几年“说新闻”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同样，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如果语速过快，受众在一瞬间不可能全部获取和理解主持人语言内容的信息，而语速过慢，则不仅无法传递更多信息，浪费有限的传播资源，而且容易让受众感到疲倦，同样不利于主持传播。

除了语音、语速，主持人在使用有声语言作为传播策略时，还需注意有声语言的语频，即主持人在某段时间内有声语言的多少问题。在某一时间段里，主持人说话过少，会使信息的充分传递有所折扣，但主持人说话过多同样可能会因为压缩了受众的理解空间而影响和干扰受众对信息的接收。如在某些体育节目，尤其是体育现场的电视转播当中，当受众已然看清场上情形，并陷入某种紧张和亢奋的情绪之中时，如果主持人这时仍在一旁喋喋不休地描述现场，就会激起受众的极大反感，甚至干脆一生气把电视的声音关掉。正因如此，现在的电视观众基本上已不太能接受以宋世雄等为代表的高语频的广播式主持，而是更喜欢以黄健翔、刘建宏等为代表的那种语频相对较低的主持风格。

4. 生动有味

曾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许多业绩并在中国报刊史上将时务文体发扬光大的著名报人梁启超曾就写文章，尤其是写论说文提出过两点意见，一曰“动听”，二曰“耐驳”。今天看来，这两点意见不仅对写文章的人大有裨益，对主持人有声语言的运用同样不无启示。在主持传播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同样的内容让两位不同的主持人来传播，一位主持人因为语言生动有趣而让受众欲罢不能，而另一位主持人则因为语言的枯燥呆板而让受众昏昏欲睡。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持人语言不够生动，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主持人的语调平淡、热情不高；语言空洞、形象不够以及主持人的语言呆板沉闷、缺少鲜活；迟钝木讷、不够机智等。对于这一点，一些著名的主持人也深有体会，如白岩松就发现“人们只有感受到了你的真情，他们才会被你的语言内容真正打动”⁽⁷⁾ 。水均益则明确表示：“我们所说的‘口语化’绝非指‘淡而无味’，对于主持语言我们要求，第一平常但不能不淡，要精彩；第二平常要有内容，每一句话力争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趣、言之有益’。”⁽⁸⁾

5. 富有个性

我国古代文艺学家刘勰在总结语言运用的策略时提出语言的运用也要通变创新。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人际特色的个性化传播方式，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在力争规范、简洁、明白、生动的前提下，还应尽量与众不同，体现一定的个性，这既是主持传播这种独特传播方式的特色，也是实现这种特色、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主要手段。其实，只要稍稍留意那些已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主持人，不难发现，这些主持人无不在有声语言方面极富个性魅力。北京电视台《7日7频道》栏目原主持人元元即为一例，如她在评论一些考上大学的学生谢孔子而不谢老师的现象时这样说道：“据说一家餐厅推出过‘谢师宴’，是专为金榜题名的学生准备的，让他们感谢老师，请老师吃饭，结果问津者寥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想谢老师的学生不多，二是因为即使有人想谢，老师也不会来。感谢老师不必请客吃饭，说几句感谢的话，告个别，老师也就满足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想着高高在上的、飘渺的，而忘记身边为你默默付出的、真实的。我就想，今天门前热热闹闹的孔子，当年在教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没人谢，私塾里的学生毕业的时候，他收获的是不是也是满把凄凉呢？”⁽⁹⁾ 对于如此富有个性的语言，难怪很多北京观众会竖起大拇指说：“元元这丫头说话，就是让人爱听。”相反，那些一味模仿他人，毫无个性而言的播音腔或是主持调都是令观众反感的。

以上仅是从语言的内容方面对主持人在语言的运用策略上所做的简单论述，当语言作为一种传播策略出现在社会交往中时，除了在内容方面有技巧、规律可循，语言使用的情境、语言所体现出的传受双方关系等也是语言使用策略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中国古代讽谏术和古今中外说服学上的一些有益经验可以为主持传播语言策略提供有益的借鉴。主持传播能够从讽谏术和说服学中汲取精华，是因为主持传播与讽谏术和说服学在传播目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传播的目的都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在影响受众态度和行为的方式上都不能采取强制性的暴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必须依靠传播者的个人素质和说服水平等。结合讽谏术和说服学的有益成果，主持传播中的主持人在运用有声语言进行传播的时候，除了考虑刚才提及的语言信息在内容方面的质和量的问题，还须注意语言在关系、形势等方面的语用策略：

第一，量权与揣情。

量权与揣情，都是我国古代著名说服学理论大家鬼谷子在其名著《鬼谷子·摩篇》中提出的概念。所谓量权，是指衡量说服对象的个人实力和处境；而所谓揣情，则是指了解对象的主观感情。说到底，量权与揣情就是进行传播时首先要认清传播的对象，根据传播对象的不同情况，如结合其禀性、志趣、爱好等采取不同传播策略，选择不同的话语方式。按鬼谷子的说法，即“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鬼谷子这番思想用今天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即“无撄人主之逆鳞”。“逆鳞”一词出自战国著名思想家韩非，按照他的说法，“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撄之者则必杀之。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¹⁰⁾ 逆鳞其实就是人人皆有的某些感情最脆之处。从传播实践看，量权与揣情除了能够帮助传播者认清传播对象的逆鳞所在之外，还有助于传播者确定和选择有利于传播的时机，避开某些不利于传播的情境。鬼谷子说“言必时其谋虑”，意思是传播者在进行说服传播时，必须要考虑对时机的选择。同样的话，在不同的时机讲，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选择的时机不对，则可能遭到客方的反感或拒绝，例如在人家举行婚礼的时候，去讲离婚的话题，就势必会引起受传者的反感。所以，主持人在运用语言策略进行传播时，还应注意选择说话的时机，“揣切时宜”和“往应时当”，当言则言，当默则默。

第二，善喻与藏钩。

我国古代另一位对谏诤术有深入研究的大学问家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难言篇》中一开始就指出了12种言谈方式可能引发误解，这12种方式包括：

（1）说话恭顺奉承，洋洋洒洒，听者会误以为此人说话好听而不实在。

（2）说话端正敦厚、耿直慎密，听者误会以为此人笨拙不合人情。

（3）多话繁复、旁征博引，会让人误以为空言无益。

（4）言语简法、不注意修辞，会让人误以为疾言唐突，不会说话。

（5） 严辞批评君主所亲切的人，揭露人之私情，会让人误以为诬陷谮谗，不知礼节。

（6） 言辞夸大广泛，有如天马行空，难以测断虚实，会让人误为荒诞难信而无用。

（7）说话像闲谈家务小事，三言两语，听者将认为浅薄简陋。

（8）言辞适就世俗，不敢拂逆人主，则会让人误以为怕死，谄媚阿谀。

（9）说话超脱世俗，游戏人间，则让人误以为荒诞不经。

（10）口才敏捷，富于文采，可能让人误以为徒具虚文，不够踏实。

（11）言辞不注意文学修饰，质朴直言，人主将误以为没有修养，浅漏鄙俗。

（12）言谈老是引用诗书、援引古事为法例，人主将误以为只会背诵诗书，泥古不化。⁽¹¹⁾

韩非所举的这12条言谈方式，除有的涉及传播者的态度之外，大部分还是就言语的内容与谈话方式而言。虽说主持传播中的主持人不能等同于古代的谏臣，受众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人君，但韩非所列出的这些心理现象却都是人之常情，因而不能不引起主持人的重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的言谈方式似乎以“善喻”和“藏钩”居多。所谓“善喻”，即善于运用比喻，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欲开其情，先设象比以动之”；所谓“藏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话含蓄，由受者自己得出结论。其实，古人的这些思想理论与现代传播学上所讲的许多传播策略，如“在适当的抽绎层次上传播”、“引导受众得出必要的结论”以及上面所举主持人有声语言的要求等都是不谋而合的，因而，这些言谈方式不能不引起主持传播中主持人的重视。

第三，矜庄与端诚。

如前所述，韩非所列出的12 种谈话方式中既有针对传播者言语方式的内容，已涉及了传播者的态度，如“说话恭顺奉承”、“端正敦厚”等，这表明传播者的态度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态度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当然，意识到传播者态度会对传播造成影响的还不止韩非，如儒家的代表性人物荀子在其《非相篇》中就明确指出：“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欢芬芗以送之，珍之宝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其中除了“分别以喻之”和“譬称以明之”算是传播者的说话方式，即“善喻”外，其余皆是针对传播者的态度而言。荀子得出的结论是，传播者在传播时的态度庄重、端诚、坚强，才会引起传播对象的重视，而传播者说话时的态度和蔼欣悦，则容易使受传者乐于接近和接受。除了韩非和荀子，庄子、程颢等也都对传播者的态度格外重视，如庄子曾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程颢则说“责善之道，要使诚有余而言不足，则于人有益而在我者无自辱矣”。今天看来，中国古人的这些思想不仅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且也是主持人使用有声语言策略时的法宝，主持人在运用口语时固然应该说得清楚、明白，形象、生动、富有个性，但也必须端正自己的态度，以矜庄与端诚的态度来实施传播，否则，主持人的有声语言将很难产生预期的传播效果。

第四，道德与党友。

在说服传播中，传播者在使用有声语言作为其传播策略时，有时尽管传播者对受传者揣摩得很到位，传播者言辞非常动人，态度亦很诚恳，传播时机的选择也没有问题，但受传者仍然对传播者的传播有反感情绪，这时，在传播中起主导作用的就不再是传播者的言辞、态度和时机等问题，而是传播者本人的品格与身份，即可能是由于受众对传播者的不信任、不喜欢或关系疏远而对传播者的言说采取了抗拒态度。关于此问题，中国古代的说服学理论家们也有专门论述，如鬼谷子就曾明确提出了“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以及“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等说服策略和说服理论，提示传播者在传播中要注意发挥自身道德力量以及有效利用与受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来达到说服目的。其他如《论语》中的“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以及清末申居郧《西岩赘语》中的“唯正己可以化人，唯尽己可以服人”说的都是传播者自身信誉在传播中的作用。“党友”，在某些方面其实就是在论述主持人的印象管理时所提及的“社会渗透”，即人们之间逐渐相互接近和变得亲密的过程，因前文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主持人在运用有声语言，或者其他任何传播策略来参与传播的时候，都必须先对传播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受者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审视和分析，努力寻找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¹²⁾ 来实施传播。在不存在理想化的传播情境时，应能够在传播的过程中根据传播的语境“节情适变”，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如传播时机、传播对象、媒体类型等）调整和改变自己的传播策略，真正做到明末进士吕坤所谓的“四审”，即“审人、审事、审时、审时”。否则“一有未审，事必不济”，就像吕淑湘说的：“此时此地对此人说此事，这样的说法最好；对另外的人，在另外的场合，说的还是这件事，这样的说法就不一定最好，就应用另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