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持人的文化传播策略

四、女性主持人的文化传播策略

也许是女性在口语传播方面的先天优势，也许是主持人职业在审美方面存在更多要求，女性不仅是较早走上中国内地广播电视媒体成为主持人的人（如最早的主持人徐曼、沈力等），女性也一直是我国广播电视媒体主持人的主力军，在数量上一直胜于男性。有报道说，到2005年底，广电总局颁发的播音主持证共有16041个，其中近七成是女性。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女主持人在数量上较之男性占有优势，但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之后，如今真正成为这一团体中的佼佼者，在这一职业上具有持久而旺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似乎却是男性居多。尤其是当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并非俊男帅哥的男主持人在一夜之间走红之后，女主持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女主持似乎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挑战。于是，女主持人在主持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不得不面对许多无奈，许多曾经红极一时的女主持人有的转行跳槽，在别的舞台寻求更多发展，有的回到学校忙着充电学习，甚至干脆渐渐走下屏幕，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一些刚刚走上主持人岗位的女主持人则试图模仿或照搬港台及国外某些女主持人的做法，结果不仅得到的掌声有限，甚至还招致了各方面的许多非议。

我们说，主持人所从事的传播活动乃是一种介乎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之间的独特的传播活动，其实质上是一种虚拟人际传播状态下的类人际传播，这种状态既由电视传播媒介往往是作为家庭成员进入家庭的独特地位所决定，也是主持人在媒体中以个人身份直接面对受众参与传播决定的，因此主持人在媒体中的定位必须符合观众的收视期待和媒介特点，体现出一定的人际交往特色。对于女性主持人来说，就是其定位必须要与女性在现实人际传播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社会普遍对女性的文化评价相吻合。就目前我国内地社会的总体文化特征而言，虽说普通受众对于女性的期待较之传统的贤妻良母已相去甚远。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根深蒂固，社会总体能普遍接受的女性形象仍然还是美丽大方、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含蓄端庄等。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大多数人还是既不希望女性个个都是女强人，与男性不相上下，呈现越来越多的中性化特征，也不希望女性个个都是“傻得可爱”的“花瓶”或“绣花枕头”，也不大能够接受女性的过分张扬、无所顾忌。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女主持人也能够像邻家小妹一样可亲可近，这一点在一些颇受观众喜爱的女主持人，如沈力、敬一丹、元元等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女主持人温弗瑞之所以受到无数人的喜爱也是因为她更像生活中“一位好打听的邻居”。从这一点上来说，女性主持人在定位上的明星倾向及素质上的美貌至上都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内地现在有许多女主持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新新人类型女主持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放眼看去，现在有许多女主持人要么格外在意个人的外在形象，始终坚持走“美女”路线，要么非常在意自己的个性风格，甚至走的是所谓的“麻辣路线”，要么就是特别在意自己的个人能力，在节目中走的是女强人的路线，而只要对照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的角色定位则不难发现，由于与社会大众对女性主持人的角色期待格格不入，这些路线显然都无法真正走远。当“美女”主持人年龄优势不再，首先乱了阵脚的往往是主持人自己；当“麻辣”被越来越多的人贴上“低俗”的标签时，女主持人似乎也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所谓的女强人们甚至在现实社会中早已是饱受艰辛。所以，在目前条件下，女主持人们在节目中较为稳妥的定位可能是所谓的知性女人，既不失女性的温柔质朴，又不乏聪明能干，总之，是要符合当代现实社会大众在人际传播中对于女性的角色定位，并从有意锻造自身的这些素质入手。

由于女主持人在角色定位与素质要求方面与男性主持人存在诸多不同，女性主持人在其生存发展的空间上较之男性主持人也有很大不同，甚至存在更大局限，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说到女主持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般来说大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纵向的发展空间和横向的发展空间。纵向发展空间是指女性主持人在时间维度上的持久力，而横向发展空间则指女性主持人在不同节目类型上的拓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女性主持人在主持队伍中居于数量上的优势，但由于女主持人在定位上的某些艺员倾向以及在素质问题上的美貌至上等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女主持人的纵向发展，很多女主持人在年龄与容貌优势渐失时往往很难继续胜任以前的主持工作，这也算是为主持人职业是吃青春饭的谬论增添了新的注脚。在横向发展方面，目前我国内地的大部分女主持人又都相对集中在新闻播报和综艺娱乐节目方面，无法向更多类型的节目领域拓展。然而，新闻节目对主持人快速达到深度的要求有时往往要求主持人要有更多的理性色彩，这显然与女性主持人偏感性色彩有些抵触。而在综艺娱乐节目方面（尤其是内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司仪性的定位确实更多需要的是女主持人的年轻漂亮，因此，女主持人目前虽然在这两类节目中仍占多数，但其在节目中的定位和作用却仅仅停留在表面，很难深入，这也最终决定了女性主持人很难在此类节目中异常突出和具有持久影响力。就受众对女性的文化审视及女性本身特点而言，由于女性较之男性有很多优势，如细致、敏感、热情、含蓄等，女主持人似乎更应在服务、谈话及某些对象性节目中有更大发展，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年轻美貌对女主持人的制约，使其更有持久力。一旦女主持人将自己定位在了新闻评论或综艺娱乐节目并想在此类节目中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则必须在客观、理性或才艺、智慧等方面不断刷新自己，甚至要为此付出比男性更多的艰辛。

总之，性别角色为男女主持人造成的差异，与其说是生理使然，勿宁说是社会文化使然，女性主持人的发展必须顺应一定社会文化的要求，体现出对社会文化价值的尊重。因此，采取文化能动的策略不能不说是女性主持人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之一。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当前内地受众对女性主持人的审视要远远多于男性，对女性主持人的宽容度则远远少于男性。受众对女性主持人的这种文化审视不仅体现在对其在节目之内的内外在形象（包括其着装、言谈、举止、气质、风度）的审视，也体现在对其在节目之外的社会公众形象的监察，其中女性主持人的道德、品性以及热心公益等又直接决定着受众对主持人形象的评判。因此，女性主持人无论在节目内外都必须时刻注意体现和顺应社会的这种文化审视。由于这个原因，女性主持人在节目中就不能像男主持人那样“随意”、“潇洒”甚至“放肆”，对节目内外的观众和嘉宾也必须体现更多的尊重和谦让，更不能学习某些西方及港台地区女主持人的主持方式，撒娇作嗲、插科打诨，甚至自以为前卫和开放地开一些格调不是很高的玩笑，这样只能使主持人的形象流于低俗，并最终遭到观众的反感。在节目之外，女性主持人则必须竭力维护其个人的公众形象，遵纪守法，品性正派，尽量体现出更多的母性情怀和社会热情，并以此赢得观众的赞誉和欣赏。这在许多热心公益的女主持人，如杨澜、敬一丹等主持人身上都已经有着很好的见证。

尽管在目前存在的一些选秀活动中，一些所谓的“人气王”已不再是传统女性或男性的代表，而是越来越出现了中性化的特征，似乎动摇和改变了国人对于女性形象在文化上的审美取向，但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种现象充其量不过是暂时的小插曲而已，如果文化的功用能在瞬间被消解怠尽的话，那么这样的文化必定是短暂或脆弱的，而经过几千年积淀的中国文化显然具有深厚和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