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办的报纸的介绍

第四节　近代中国人办的报纸

一、中国人的近代报纸

19世纪下半期,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通过与外报的接触,初步认识到近代报刊的功能和作用。他们利用外国的技术设备,借鉴外报的业务经验,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从19世纪60年代起,产生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一些早期维新派,如王韬、郑观应等人积极要求国人自办报刊。但是,第一批中国人办的报纸,特别是在内地出版的,数量不多,持续时间不长,只限于上海、广州、汉口等少数地区,社会影响不大。

中国人办的第一份近代报刊是1872年4月6日由前《德臣报》的中文版《中外新闻七日报》改名的《香港华字日报》。它虽然是独立发行的报纸,但它是外报的附属刊物。真正由中国人在国内出版的第一张近代报刊是1873年8月创刊于汉口的《昭文新报》,创办人是艾小梅,起初为日刊,后改为5日刊。但是因为读者很少,不久就被迫停刊了。

《中外纪闻》是京师强学会的机关报,维新派的重要舆论机关,前身是《万国公报》,由梁启超任主编,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的萌芽。《万国公报》出版3个月后,由于和上海《万国公报》重名,因而改名《中外纪闻》。《中外纪闻》刊登外文报纸和外文电讯的译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和自然科学知识,也评论中西方社会现象,宣传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1896年1月20日停刊。梁启超先后创办10多种报刊,包括《时务报》、《中外纪闻》、《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从事报刊宣传活动27年,创造了“时务文体”。《时务报》是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旬刊,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该报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报刊,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7万份。

近代报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记者和编辑可以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正因为这一点,它不能为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在强行进入中国之时将近代报刊也带到中国来的话,在封建统治之下是不可能产生近代报刊的。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人办报活动的限制已经解除,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采访、编辑、出版,并雇用中国人当助手。通过外报的办报实践,西方的新闻采访与编辑业务、新闻业的管理方法和发行、广告、印刷等技术也陆续为中国人所掌握。铅印技术也是随着外国人的办报活动传入中国的。

维新派的第一批报刊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传播维新思想促进变法活动的开展而创办起来的。戊戌变法时期,在维新派的带动下,国人自办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涌现,形成了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第一个高潮。从1895年到1898年,中国人新办报刊94种,分布在20多个城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时务报》。《时务报》1896年创刊。许多文章议论新颖,文笔活泼,受到知识界欢迎。它载有上谕、奏折、论说、中外杂志、域外报纸翻译等,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为办报宗旨。《时务报》出版到1898年8月停刊。

《时务报》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办报活动中,出现中国人办报第一次高潮,改变了外报独占中国报业的局面。改良派重视政论的作用,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时务文体”,影响了一代文风。在此之前的王韬“报章文体”未形成风气,报刊仍是一种八股文和桐城古文的混合体,束缚了维新派变革的政治激情。当时西方新知识、新名词涌入,旧式文言文难以适应,所以产生了新的文体。因这类政论文多谈“时务”,又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文章为代表,所以称为“时务文体”。维新派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被迫逃亡海外。他们在世界各华人聚居地区短短几年中就创办了30多种报刊,将海外华文报刊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循环日报》

中国第一批自办报纸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的是王韬主编的香港《循环日报》。该报1874年创刊,是一份商业经营型报纸。新闻版分为“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循环日报》的命名也有含义,王韬说他盼望中国实现由弱变强的循环。王韬在主持《循环日报》的十年里,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评论中外政治时事,阐明严峻局势,揭露俄、日、英、法等国的侵华野心。王韬的政论文直抒胸臆,立论鲜明,通俗易懂,突破桐城派束缚,开报章文体先河。王韬认为报纸的作用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内情外达,外情内达”。王韬还是最早萌发中国需要进行对外新闻传播思想的人,他倡导办外文报纸,提出“非自设西字日报不为功”。^[1]

在中国人自办报纸的重要基地上海首先出现的是《汇报》。该报创刊于1874年6月16日,1875年改名《益报》,到年底停刊。《益报》停刊不到一年,中国人自办的《新报》在上海出现。它创刊于1876年11月23日。《新报》吸取了《汇报》失败的教训,为了生存,官商合办。它名为商办,实际上是由上海道台控制。该报致力于沟通中外情况,增进相互了解,因此外省和外国新闻较多,有关经济和商务的稿件也比一般报纸重视,而且将新闻稿用中文和英文并列在一起以争取外国读者。由于得到官府的支持,《新报》的出版还比较顺利。出版六年之后,新任上海道台不愿继续办下去,《新报》于1882年2月停刊。

维新派的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由于与广学会机关报重名,于同年12月16日起改名《中外纪闻》。《中外纪闻》的形式与《京报》相同,两日出版一期,由梁启超和麦孟华担任编辑。报纸主要介绍与变法有关的西方情况。《中外纪闻》每期刊登论说一篇,长篇论说分期连载。《中外纪闻》是中国政党报纸的萌芽。

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是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由康有为、汪康年、梁启超等人筹办。在《时务报》第一期,梁启超写文强调报纸对于国家的“去塞求通”的重大作用。《时务报》最有影响的长篇论说是梁启超写的七万多字的《变法通议》,从创刊号起连载21期,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时务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问世不久即风行全国的近代报刊。创刊初期,每期印数为4000份,一年以后增加到1.2万份,最高时达到1.7万份,成为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中国人自办的报刊。

《新民丛报》是辛亥革命前改良派的刊物,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半月刊。梁启超主编。初期着重介绍西方社会、宣传变法维新,抨击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积极鼓吹和推进新文体,语言明白流畅,文笔生动犀利,很受读者欢迎。它向读者大量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新知识、新学说、新思想。《新民丛报》1907年冬停刊,共出96期。

由于通讯手段落后等原因,中国早期的近代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并不占重要地位。辛亥革命后,随着通讯设备、印刷技术的改进,报刊的新闻报道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新闻消息在报纸上所处的地位逐渐提高,新闻的比重加大,条数增多。大型日报通常每天刊登20到30条新闻,多时可达50条以上。随着信息量的加大,新闻的种类明显增多。这时期出现了政治新闻、国际新闻、社会新闻、商业新闻等门类。新闻写作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大的改进、消息、通讯等新闻文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新闻的标题多样化,通讯和特写也作为一种新的新闻体裁开始出现。随着报刊的增加,新闻采写受到重视,新闻记者的工作也开始受到重视,记者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这一时期国内革命派报刊的办报地址多设在租界,采取与洋人协作的办法,使清政府不敢干涉。在宣传上经常使用迂回战术,既顾及群众思想上的可接受程度,也不过分刺激清朝统治者,唯一的例外是《苏报》。

《苏报》因为“苏报案”而闻名。苏报案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苏报》于1896年6月26日在上海创刊。1903年5月27日章士钊开始任主笔。他在言论主张、栏目设置、新闻报道等方面都采取了旗帜鲜明的措施,使《苏报》成为一家影响很大的报纸。从章士钊任主笔到7月7日《苏报》被查封的40多天里,《苏报》几乎每天都有宣传革命的文章发表。1903年6月29日,《苏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论述了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苏报》的革命宣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这使清政府非常惶恐。6月29日,清政府派人向租界当局指控《苏报》。租界当局派出巡捕拘捕了章太炎。在旷日持久的公审后,租界法庭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苏报》永远停刊。这件轰动一时的案件,通过国内外新闻传媒的广泛报道,扩大了影响,让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结局是清朝统治者没有预料到的。

《苏报》

二、近代中国人的办报思想

在戊戌变法时期近代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报人,他们提出报刊是国家的耳目、人民的喉舌,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外向西方学习的要求及对内实行民主的愿望。

严复是较早强调通过办报纸向中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报人。他最先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社会改良学说,成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宣传家。严复的进化论和社会改良学说不仅在当时中国思想界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新闻理论产生过很大影响,成为许多维新派人士办报思想的理论基础。

严复

严复办报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就是要在国内实行民主。通中外之故,就是主张学习西学。严复认为报纸是开民智的有力武器,在世界上的事情连成一气的时代,“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欲通知外情,不能不详述外事。欲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为此他开办了《国闻报》。严复认为,世界上的事情和一国之内的事情通过报纸传播流通,就可以使民智洞开。要开民智,就要办不同类型的报刊,分别各种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宣传教育。严复认为,翻译外报,引进外来的先进思想,是开民智的主要方法。他希望用西学来武装中国人。严复注重引进外来先进思想,所以组织翻译力量大量收集外国报刊文字,取各国之报百余种,请通晓各国文字之士十余人,翻译俄、英、法、德、美、日各报中之各国新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就曾经在《国闻汇编》上连载过。他还十分注重报刊采访国外新闻,欧美一些大城市都有他的记者。

《国闻报》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家日报。1897年由严复(1854～1921)创办,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为宗旨,“尤以通外情为要务”。“通中外之故”就是要进行国际新闻传播,让中国了解外国,也让外国了解中国。

19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王韬就曾提出过创办外文报纸,搞对外传播的设想。1900年,近代著名报刊活动家梁启超也有过创办外文报刊的设想。但是,他们的理想都未能实现。一直到1911年8月,孙中山在国外筹集了经费,委托他的美国朋友在上海创办了《大陆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外文报纸,也是中国人出资创办的第一家外文报纸。

梁启超在国外办报的同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对他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中把报纸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即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他还将报纸比作人的耳目喉舌。

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把报业理论和办报实践结合得比较好的报人之一。《清议报》创办之日起,梁启超就开辟专栏,刊载《外国近事及外议》,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形势和列强对华政策。梁启超认为,新闻报道与评论虽然文体分野要清楚,但在报纸上应使这两种文体很好地配合起来。上海《时报》的论说和新闻报道体裁新颖。这家报纸的新闻报道分要闻、地方新闻、外交新闻、政界新闻、军事新闻、教育界新闻、实业界新闻等,简短明快,分别轻重用大小号字,十分醒目。

梁启超提出的四项办报原则是:(1)宗旨定而高。他认为报纸的最高宗旨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2)思想新而正。他认为报纸宣传的思想“不可不新”。(3)材料富而当。他认为报纸应该是“全世界之知识,无一不具备”,但必须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4)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及时,应该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他认为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要素: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到,四曰公心,五曰节制。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丛报》,他的报刊政论在原来的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思想新颖,文言成分也越来越少。

章太炎也很看重报纸的开民智作用。他说,中国自从与外国通商以来,译书不过400余种。在新理日出的时代,这点译书太少了,赶不上世界形势的变化。近50年来,中国士大夫满足于无用之学,不知道中外国家大事,所以国家才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因此,要开民智,广见闻,必须大量地在报纸上翻译东西方各种有用的书籍。只有“取东西朔方之报章,译以华文”,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收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他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时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曾任上海《时报》、《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他善于调查研究,勤于采访,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著称,是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黄远生的新闻通讯报道注重时效和事实。他的通讯善于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进行绘声绘色的描绘,他追求通讯语言的通俗和生动。黄远生对新闻记者提出的“四能”要求是“脑能想,腿能走,耳能听,手能写”。

汪康年从1896年办《时务报》开始,先后办过多种报刊,并对报刊业务进行了改革。汪康年十分重视报纸的时效性。创办《时务报》时,他主张办成日报、不主张办旬报,他认为旬报的刊期过长,不利于消息的及时传播。有时为了时效,《中外日报》还增发“号外”。该报非常重视国际新闻,《中外日报》章程曾规定“采译西报,凡紧要新闻及有益之论说,悉行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