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

1.关于中国报纸起源的几种猜测

报纸是人类新闻传播事业所运用的最早的一种形式，有了报纸就意味着新闻事业的诞生。报纸(Newspaper)，是一种以报道新闻刊载评论为主，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严格说来，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信息交流活动，是它得以出现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造纸工业和印刷技术，是它得以大量出版发行的必要条件。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种完全意义的报纸，也不是突然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逐步地孕育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这一过程十分悠久而漫长。

关于中国报纸的起源，有几种说法:

周朝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外国人。如日本后藤武男在《新闻纸研究》一书中说:“原始新闻纸(编者按:即报纸。)的发行，中国比罗马还早，就是比着于西历纪元前60年罗马所发行的公报还早。较此早900余年前的同时，已经有所谓‘京报’这种新闻纸在刊行。”^[1]日本新闻学者杉村广太郎和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也都持这种观点。

宋朝的王安石曾经把孔子编辑的《春秋》称为“断烂朝报”，似乎东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

以上这些说法，大多是揣测之辞，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所谓《春秋》是最早的报纸，也只不过是就《春秋》所记录的史事和文风与后世的报纸作一些简单的类比，并没有把它们完全等同于报纸。可见此说难以成立。

汉朝说。日本人楚人冠在《新闻学》一书中探讨中国报纸起源的时候，曾说中国古代的邸报“始于汉朝”。并说:“由汉朝以迄清季，初为诸侯所阅，继而民间亦阅。若从汉朝起，距今已两千年，亦为世界最古之新闻纸。”还有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的新闻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他在《报纸·国际历史》一书中写道:“中国汉朝的统治者曾安排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收集网，得到他们辽阔国土上的新闻报道。官吏写好报道，由邮驿传递。报道经核正后，在称之为‘邸报’或‘朝报’的手抄报纸上发表。”

著名新闻学者戈公振也持这种观点，192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汉唐当藩镇制度盛行时，其驻在京师之属官，皆有‘邸报’之发行。”^[2]当代新闻史学者姚福申和张涛，对近年出土的汉代竹木简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简牍具有官报的性质，张涛直接称之为“木简报”。但新闻史学者们普遍认为，汉朝虽具备产生报纸的一定的客观条件，史传中也多次提到，但还不曾有过关于报纸自然应运而生的记载。现存汉朝文献中，也看不到“邸报”字样。因此，汉朝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目前为新闻史学界所承认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朝。

2.唐代的官报

中国古代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最早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作出这一判定主要有三个依据:一是唐人的直接记载，二是唐代文字资料的间接证明，三是发现了两份实物。

(1)依据之一:孙樵《读开元杂报》

该短文见于孙樵所著《经纬集》，全文如下: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甓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甿，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齿乍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廷诤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关东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唐宪宗到僖宗时期。他“幼而工文，得其真诀”，是韩愈的再传弟子，晚唐著名散文家和中上级政府官员。他的这篇文章，以唐代人，写唐代事，并有所议论，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唐朝新闻事业的重要文献。

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第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第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内容，举了几个例子，即:“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等等。并说这类纪事，“凡数十百条”。所举的这几件事，有些在《资治通鉴》中是可以查到的。这些事，已知的时间上限是开元十二年(724年)，下限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

开元时期，藩镇制度已初步建立，各地纷纷设立节度使，各节度使和未设节度使的地方诸道，都在首都设有邸，并派人主持工作。孙樵在“襄汉间”曾经读到的，很可能就是开元年间长驻首都的山南道邸吏们，根据当时中枢部门“条布于外”的时事性政治材料，传发到地方的。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留邸状报”即后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物证。

由于孙樵看到的这“数十幅书”“不立首末”，又无任何款识，因此并无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在行文时随意加上的称呼，意为有关开元时期政事消息的杂乱报道。并不是它的原来名称。

《读开元杂报》一文，还记载了作者来到长安以后，“日见条报朝廷事者”这件事，并举出内容。这些记载说明，大中五年(851年)前后孙樵在长安时期，长安存在着每天传报皇帝起居和官吏任免之类政事消息的活动，存在着从事这项传报活动的人，存在着相应的传播工具。对于最后这一点，孙樵在文章中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但他是在和“开元杂报”类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感慨的是两者内容所反映出来的王朝的隆替和兴衰，可见他当时所“日见”的，正是和开元杂报同一类型的东西。这隐约地反映了唐代早期报纸的情况。

(2)依据之二:时人的间接记载

唐代是一个空前繁荣强大的朝代。其驿运制度比较完善，全国驿站的总数达1643所。唐代的造纸、印刷工艺，也有较大进展。这些都为报纸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有史记载的历时最久的信息工程是在中国实施的，因为大约从公元750年开始，中国宫廷就每半年一次发行有关臣民状况的报告，同时还发行月报和皇历。大约从1360年起，这类统称为邸报的公报每周发行，到了1830年，它们又成为每日出版物。后来人们称为《京报》的公报一直出版到1911年帝国终结时为止。另外一种为省级长官印制的出版物是在大约公元950年出现的，它也出版到1911年。”^[3]

但从已掌握的材料看，初唐时期还没有发现关于报纸的记载。唐代报纸的孕育和发展，是和唐朝邸务及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自汉以后的中国各王朝，都允许地方在首都设邸。唐初，首都长安有不少京外诸道和诸州设置的邸舍。太宗贞观年间，曾下诏“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造邸第三百余所”。主要供地方长官和诸侯们进京朝觐时作居停之用。

唐中期，开始在一些边疆地区建立藩镇，设置节度使。唐玄宗开元时，已在沿边地区设有河西、陇右、幽州、剑南、朔方、天兵、安西、北庭八个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又在全国广泛设置，“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到9世纪初，全国节度使已发展到四十几个，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成为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形势。

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邸，除了作为居停的馆舍以外，还兼有藩镇们派驻朝廷的办事机构的作用。称呼上也由一般的邸，改为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邸务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后，又改称为上都知进奏院，有时也简称为邸或留邸。

进奏院负责人的正式职称，最初叫上都邸务留后使，简称上都留后或留后，大历十二年上都留后院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后，改称为上都知进奏院官，简称进奏官。由于进奏院和以前的邸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各时期的进奏官也被社会上泛称为邸官、邸使、邸吏。最初担任进奏官的，有不少是地方藩镇留在京都的质子。及至藩镇力量渐长，派驻首都的进奏官也由质子换成亲信的将领。这些进奏官由地方派遣，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其任务正如柳宗元在《分宁进奏院记》中所说，是“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关而不间，辕门十舍而如近”。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向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

关于这种进奏官的报告，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提及，而且有“进奏院状报”、“状报”、“报状”、“邸吏状”、“报”等多种称呼。如《李义山文集》卷一《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臣得本道进奏院状报。”李义山即李商隐。崔致远《桂苑笔耕录》卷一《贺改年号表》:“今月某日得进奏院状报，奉十一日宣下，改广明元年为中和元年。”崔致远名不见经传，只知曾任都统巡官和侍御史供奉，广明、中和前后任淮南节度使幕僚，《桂苑笔耕录》是他在淮南任职期间，代节度使高骈所写的表章和公私应酬之作，其中提到“进奏院状报”的不下十余处。如刘禹锡代杜佑作的《谢男师损等官表》:“伏见今月一日制，授臣长男师损秘书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进奏官裴遘状报，伏承圣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师损者。”等等，非常之多。

(3)依据之三:敦煌进奏院状

在现存的敦煌文物中，近年来先后发现了两份唐代的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由驻地在沙洲的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洲的。因为沙洲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曾被长期封存于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

目前分散于世界上13个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物，是11世纪初，被当时人秘密封存在今敦煌莫高窟第16号窟内的。直到1900年6月22日，才在偶然的情况下，为当时主持莫高窟千佛洞香火的王圆箓道士所发现。1902年以后，开始零星地为地方官员和过往的外国人骗取，1904年至1911年这一段时期又大量为专程而来的外国人所豪夺。其中以英籍匈牙利人、地质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取走的数量最多。前者于1907年和1914年两次到敦煌，仅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就取走了各种文物共31箱9600余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后者于1908年到敦煌，也仅以每捆50两银子的代价，取走了各类文物共10余箱6000余件。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发现的这两份进奏院状，就分别属于这两家图书馆的藏品。

藏于伦敦的那一份，发现于1982年，是唐僖宗光启元年(887年)前后，长驻首都的归义军节度使进奏官张义则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进奏院状报。当时，唐僖宗受到李克用的沙陀兵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威胁，被迫流亡到兴元(今汉中)。这份进奏院状实际上是在僖宗从兴元返回长安途中，从凤翔一带发回沙洲的。原状是一张长97厘米、宽28.5厘米的横条卷，纸的外观和质量近似于白色的宣纸，文字是自右至左、由上而下用毛笔书写。纸的背面抄有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64行。(季布骂阵词是唐代最宏伟的叙事诗，七言，共320韵，640行。抄在这份进奏院状背面的只是其中十分之一。这也许正是这份进奏院状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残存的这份状，只有60行，开头部分较完整，后半部分已佚。

进奏院　　　　　　　　　　状上

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左: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衙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十八日使进奏。十九日对。廿日参见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其日面见军容、长官、宰相之时，张文彻、高再盛、史文信、宋闰盈、李伯盈同行……^[4]

从时间上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光启三年(887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三日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从内容看，主要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往朝廷的三批专使们，在兴元、凤翔两地活动的情况:什么时候到达的兴元，什么时候见的皇帝，什么时候开始就张淮深要求旌节的问题和朝廷大员进行交涉，交涉的经过情况如何，碰到什么困难，他们内部有过什么分歧，发生过什么争吵，大家说了些什么，哪些人对求旌节一事持乐观态度，哪些人比较消极，等等。

旌节是古代高级官员出使或出行时，用以显示身份的一种仪仗。唐时专以赐给各地节度使。张淮深自懿宗咸通八年代张义潮守归义军以来，已经担任了近20年的归义军节度使，但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正式任命，也没有“赐旌节”的待遇，所以有此请求。

藏于巴黎的那一份，发现于1986年，是当时派驻首都的复姓南公的归义军节度使进奏官，从长安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进奏院状。状上没有明显的年号标志。据考证，可能是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发报时间比前引的早大约11年。形式和外观未见著录。首尾较完整，共47行。部分原文:

上都进奏院　　　　　　　　　　状上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奉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犀牛尾一角，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到院。二十九日进奉讫。谨具专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及于灵州勒住人数，分析如后:一十三人到院安下，押衙阴信均、张怀普、张怀德，衙前兵兵马使曹先进……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信二角。王相公、卢相公不受……右谨具如前。其敕书牒并寄信匹段，并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领。四月十一日离院讫。到日伏乞准此申上交纳，谨录状上。牒件状如前，谨牒。年　　月　　日　　谨状。^[5]

这份所报道的，是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乾符五年(878年)四月十一日这段时间内的事情。它所介绍的，主要是归义军节度使派遣的贺正专使阴信均等一行29人的首都活动。贺正即贺新年，为例行的庆祝活动。状文中记载了贺正、进奉表函和礼物、上“四相公书启”、觐见皇帝和大臣、代本镇节度使请求赐给旌节、接受朝廷给本镇节度使及贺正专使一行的赏赐等事。

这两份进奏院状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进奏院状的珍贵实物。由于“开元杂报”没有留存，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年份最早的两份原始状态的报纸了。

当时的进奏官们是紧跟皇帝和朝廷中枢机关活动的。平常时期在首都，非常时期，如皇帝被迫流亡时期，则随着行在转移，即所谓的“行在进奏”。而且可以随时觐见皇帝和宰相、军容等高级官员。各藩镇设在首都的进奏院，除了通报信息联系工作外，还保留了汉邸所具有的“待朝宿”的这一传统职能。

由此可见，唐代进奏院状，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具有某种报纸的性质，如广泛采集新闻，先于官文书传达等。但在定期、公开发行等方面，还不具有正规报纸的要素。因而，只能是一种由官文书向正式官报转化过程中的原始状态的报纸。从单向、双边传递新闻信息这一点来看，它很近似于作为西方近代报纸前身的16世纪欧洲的“新闻信”。

关于唐代这种原始状态官报的名称，孙樵称之为“开元杂报”，这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加上的一个称呼，意为开元时期的杂乱报道。尽管称之为“报”，但实际上没有明确的款识与名称。也就是仅为“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依据史料来看，其名称非常混乱，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主要有“进奏院状”、“状报”、“报状”、“上都留后状”、“留邸报状”、“邸吏状”等。名称尽管不统一，但所指内容应该是一样的，即由各地方政府派驻首都的进奏官们传发到地方的原始状态的报纸。

关于唐代官报的内容，孙樵在其记载中列举了五项:“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据此，其内容至少有皇帝的活动、宫廷的活动、臣属的奏请、政事活动等。再依据历史资料的相关记载，可以断定，这种官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皇帝的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属的奏请，重要的军事、政治信息。实际上，这些内容在超过千年的中国古代新闻活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唐代驻首都的各地进奏院发布的，被当时人称为“进奏院状报”、“状报”、“报状”、“邸吏状”、“报”的这一类东西，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性质。是当时在封建政府机构内部发行和传递的官报，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