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开课以来的成绩，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笔者于2006年8月～11月对全国120余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主要通过两个渠道进行:其一，2006年8月，在第18期全国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上的问卷调查 (发出问卷120份，收回113份，其中有效问卷111份)；其二，2006年9月—11月，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进行问卷调查 (发出问卷100份，收回70份，其中有效问卷70份)。合计发出问卷220份，收回183份，回收率为83.18%；有效问卷181份，有效率为98.91%。调查涉及的高校 [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共120余所，既有国家重点大学，也有一般普通院校，覆盖面较广，所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为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骨干教师或教学管理干部。
(一)取得的成绩
自198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普遍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以来，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始终围绕着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这一主线展开，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与生活中的现实实际联系起来，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又给他们提供了学习的精神动力，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在保持大学生良好的思想状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
1.各级领导普遍重视
据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普遍重视，形势与政策课基本纳入了教学计划，成立了相应的教学管理机构，教学经费有了一定的投入，教学活动基本得到了保证。
高校进行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通过课堂讲授或讨论 (65.8%)和领导 (专家)作报告 (24.3%)这两种基本形式来完成 (其他还有网络教学等形式)。具体开课方式主要有:由相对稳定的教师按照学校统一的课表授课或进行专题讲座 (68.0%)，每学期请领导、专家作报告 (14.9%)，学校统一组织大讲座，各系 (院)组织学生观看有关录像 (10.5%)等(其他还有学生通过网络自学等方式)。
调查发现，《通知》精神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各校积极探索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大学生的特点，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尤其可喜的是，目前已有高校利用互联网这个平台，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讨论等形式进行延伸，教学、讨论、作业、考核等都可以利用这一重要工具。实践表明，这一形式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普遍欢迎。
2.队伍建设初见成效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2]《通知》明确指出:“师资队伍是要建设一支以精干的专职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3]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具有的现实性、具体性、动态性、时效性等特点[4]，决定了如果没有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队伍，要搞好这门课的教学是困难的；同样，如果没有一支既熟悉思想政治工作又熟悉学生思想政治情况的广大的兼职教师队伍，要搞好这门课的教学，也是困难的。
在教育部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得到了培训提高。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坚持不懈 (至2016年1月，全国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已连续举办了36期)，培养了一大批在本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型教师，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来源看，调查反映出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师资来自系 (院)政治辅导员占了首位 (23.6%)，各系 (院)团总支 (分团委)负责人位居其次 (18.4%)，第三位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17.5%)，然后依次是机关部门工作人员 (11.5%)、各系 (院)党政领导(10.7%)、学校党政领导、机关部门党政领导 (9.6%)、校外相关部门领导、专家 (7.3%)，另外还有1.4%是来自心理健康教育方向的教师。这些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和大学生联系非常紧密的基层一线教师或干部，他们长期和大学生在一起，对大学生的思想动态非常了解。另一方面，教师来源的多元化也是和本课程知识面的广博性相一致的。
3.教学资料编写坚持不懈
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部署，加强了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每年制定两期《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以下简称《要点》)，于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前印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指导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要点》实际上已成为各高校进行教育选题、确定教学内容必不可少的重要指南和教学大纲。各高校也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状况，根据课程特点，编写了一些教学参考资料，向大学生进行校情教育、毕业生就业指导教育，把形势的发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大学生自身成长紧密结合起来。值得一提的是，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制作的《时事报告 (大学生版)》和《时事》DV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长期坚持出版，成为广大师生获取教学信息的重要渠道和学生的重要学习辅导资料。
4.考核方式多种多样
作为一门课程来讲，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中很重要的一环。从形势与政策课的实际情况出发，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不宜一刀切，不宜搞“大一统”。《通知》一方面强调形势与政策课“考核工作由学校教务部门统一安排”，以保证其作为课程的正规性和严肃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考虑到了本课的特点，要求“主要考核学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对考核方法也要求“要灵活”，提出“可采用开卷考试、写论文等形式”。事实上，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全校统一出题开卷考查 (38.1%)，考试结合笔记、体会进行综合评价 (24.3%)，学生根据全校统一要求写小论文 (17.7%)等，有的高校还利用互联网技术，组织学生在网上答题进行考试。这样既保证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各个环节的有序进行，同时也充分适应了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目的的具体要求。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多年来，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各高等院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要求相比，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1.课程定位还不明确，认识上没有完全到位
科学定位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没有准确的定位，形势与政策课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而认识是行为的前提，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早在1979年，不少教师从教学实践中就体会到，“要搞好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必须明确肯定每门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科学。”[5]1998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的意见》规定“各层次各科类学生都要开设 ‘形势与政策’课”，并明确指出“以上所列课程为高等学校各层次教学的公共必修课”[6]。而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设置是这样表述的:
四年制本科的课程设置:
4门必修课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同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
另外，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
从这里的表述理解，形势与政策课既非必修课 (不在“4门必修课”之列)，也非选修课，但《通知》又同时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对课程定位的不明确直接导致了教学各方面的不规范和教学随意性。形势与政策课一般以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又不固定，一般没有统一的教材，这给人一种假象，似乎这门“课”可有可无，部分高校也常常不把“形势与政策”当成一门课或者干脆“忽略不计”(更别说“必修课”)，不纳入统一的学籍管理中。实际上，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对教师的要求特别高。但同时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反正就是吹 (侃)，谁都能够上”的思想，形势与政策课常常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
和问卷调查相对应，笔者分析了重庆市某高校连续四学期“形势与政策”的排课情况，从时间上看，只有9.0%的时间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白天，其余有18.4%的时间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有72.6%的时间是在星期天的白天或晚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有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教师和学生公认的教学效果不太好的“垃圾时间”。这样排课固然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都是大班上课，教室安排起来非常困难，同时也和相关领导对这门课的真正重视程度有关。每班人数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超过了80人，有一半以上是超过120人的大班，最多的甚至还有达到近300人的特大班。大班教学对开展教学讨论有很大限制，影响了教学效果:第一，不可能做到每个学生都有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认识的机会，教学不能够关注全班学生的发展；第二，由于人数多，有的学生不敢讲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第三，课堂纪律难于控制。
2.管理体制还比较混乱，教学管理还不规范
管理决定成败，管理出效率。没有管理或管理体制混乱，必然导致教学管理不规范，导致学科发展不顺。据笔者调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管理机构为社科部 (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的占63.5%，学生工作部的15.5%，政治等专业系 (院)的8.3%，单独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研室的5.5%，党委宣传部的3.9%，各系 (院)的2.1%，公共教学中心的0.6%，文科部的0.6%。这反映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管理体制还不统一。各部门工作性质有着较大的差异，加上大家对形势与政策课的认识并不一致，这就导致了形势与政策课管理上较为混乱，形势与政策课在实际工作中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比如对教学内容的审定，对考核形式的把握，对有关教学资料的收集等，都因各高校认识程度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虽然《通知》中规定“要把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作为考核评估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纳入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评估体系”，但由于形势与政策课自身的特殊性，把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重点课程来建设的高校非常少。
虽然各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都强调以《要点》为纲，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和严格的考试，也不和学生的学籍管理、升留级挂钩，缺乏刚性的制约措施，如果教学管理、监督力量跟不上，实际的教学内容难免会受到教师个人爱好的影响。如有的年轻教师就曾对学生说:“那些党和国家的 ‘大事’，在网上的资料多的是，我们不讲那些。我们只重点讲我们身边的事情。”讲学生身边的事固然不错，但若把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变相地演变成班会之类的话，难免会影响教育目标的实现。
3.经费保障还不到位，师资队伍不太稳定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基础，没有经费保障便无法正常开展教学活动。而形势与政策课教师没有良好的专业发展空间这样的大环境决定了形势与政策课很少有长期专职的教师。虽然《通知》要求“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所需各项经费落到实处”，但很多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除了有限的课时费外没有专门的活动经费，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开展教研活动、订阅教学资料、参加业务进修相当困难。调查中问及“在此之前，您参加过几次有关上级组织的高校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培训”时，选择一次的有36人，占19.9%；两次的有8人，占4.4%；三次及以上的有24人，占13.3%；没有参加过的有113人，占62.4%。大部分教师没有参加过相关课程业务培训，经费短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形势与政策课的性质决定了教师必须经常学习，不断开阔视野。但在被调查的学校中，大多数高校目前都没有专门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研室，没有专项的教育教学经费，教师没有参加业务进修的机会。没有必要的场地设施，教研活动开展不起来。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教学资料无法保障。
经费上的另一限制条件是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经济收入方面没有获得适当的重视。同专业课相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教学与科研，缺少从事其他兼职工作的机会。但由于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教学中，从而在科研活动方面获得的收入较低。《通知》也明确指出，“要充分考虑这门课 (形势与政策课——笔者注)难度大、变化快、备课耗时多的特点，合理计算专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条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
从教师成就感看，教师认为学生对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态度:很欢迎的占13.3%；比较欢迎的占60.2%；认为无所谓的占19.9%；较不欢迎的占5.5%；很不欢迎的占1.1%。教师认为担任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很有意义的占69.1%；没什么感觉 (无所谓)的占9.9%；觉得有点厌烦的占3.9%；认为是“形势所迫，是没有办法的事”的占17.1%。前述学者宋春宏的调查也表明:有28.2%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对包括形势与政策课在内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一般没兴趣”和“很无兴趣”。同时在宋春宏的调查中，在比较专业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学生睡觉或做其他事的原因时，有42.4%的学生认为上专业课睡觉的原因是“教师讲得差”，而有69.7%的学生认为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时睡觉的原因是“不感兴趣”[7]。和其他专业课相比较形成的强烈反差，导致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队伍很不稳定。
从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发展方向看，在对“您 (‘形势与政策’课老师)准备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回答中 (多选)，“兼任其他公共课 (或专业课，包括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占了首位 (58%)；“兼任其他行政、党务、教辅工作”位居其次 (50%)；第三位是“逐渐转向专职从事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43.1%)。另外有10.5%回答“转向其他专业课教学”。愿意一直坚持专职从事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为0。很多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非专业课程的“豆芽课”，而形势与政策课更是“豆芽课中的豆芽课”，特别是对教师的科研、职称评聘影响相当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教师仅仅是把上形势与政策课当作踏上讲台、取得评聘教师系列职称资格的跳板。黄蓉生等人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副高级以上职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常在评上高级职称之后，会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其他学科、其他方向上，而兼职教师的工作重心会随着学生的升级、毕业而不断变化，其流动性也比较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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