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

民主化：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

辛道辙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发生在非洲、东亚、拉丁美洲和新欧洲（New Europe）^[1]一些新兴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和公民大众领域内的民主变革，提供了一个关于当前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全景描述。在回顾了先前关于制度民主与文化民主深度和广度层面上的研究成果之后，本文运用实证数据和民意调查来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四个地区的指标调查分析显示，其中三个地区的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着民众对民主需求不高的问题。基于这个发现，本文认为信奉民主为“城中唯一的游戏”（the only game in town）是通往公民大众民主化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

学习自治的艺术，乃是新兴民主化或正在进行民主化国家公民的一项迫在眉睫需要具备的素质。

——罗伯特·A.达尔（1992）

一架机器一旦发动，顷刻便高效运转，但真正的民主却绝非如此简单。它依赖于民众的素质。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克里斯蒂安·魏尔哲（2005）

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高歌猛进的里程碑式的时代。民主发轫于遥远的古希腊时期，但在过去30年里，它史无前例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民主作为公民大众首选的政治制度出现（Gallup-International，2005）。即便是那些经济上贫困、文化上传统的社会（这些社会一度被认为对民主化发展相当冷淡），如今也在排斥非民主或个人形式的统治，转而开始吁求实行自由的选举或其他的民主制度（Karatnycky and Ackerman，2005）。伴随着持续不断的压力和国际社会的诱导，普通民众的民主需求与日俱增，使得民主化真正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Carothers，1999）。

这个现象已经给学者和决策者以新的启发，那就是构成一个有效民主（functional democracy）的因素究竟为何物？竞争性选举和多党政治的实施可以构建一个制度化的民主，然而单单这些制度却无法打造一个充分的有效民主机制。罗斯和他的同事（1998）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些机制只不过构成了代议制民主的“硬件”罢了。但要操作这些制度性硬件还要有适当的“软件”与之匹配（Almond and Verba，1963；Eckstein，1966）。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决策层，都认为普通民众对民主及其制度的所思所想乃是构成“软件”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很多专家认为，普通民众无条件地信奉民主为“城中唯一的游戏”是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一个显明标志（Eratton and Mattes，2001；Diamond，1999；Linz，1990；Rose，2001）。

在新兴的民主国家中，民主的“硬件”与“软件”如何互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从普通公民的角度出发，着力从广度和深度上检视文化民主化和制度民主化及其互动。接下来，本文将回顾先前的文化民主化和制度民主化的研究成果，并对其精要部分进行归纳。不仅如此，本文还重新分析了实证资料和民意数据，并分析了这两个民主化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的资料来源于“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组织和非洲、东亚、拉丁美洲和新欧洲四个地区的民主检测指标方案。我们的分析重点在于通过比较这些地区的公民对民主化变革的反应来认识这些地区在制度化和文化动态上的地区性差异。

本文首先阐释了民主化的观念，并就一些基本的概念问题进行澄清。紧接着便检视了被亨廷顿（1991）称之为“第三波”的当前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演变历程。再次，考察了公民对民主政体变革的参与是如何影响新兴民主国家的生存和成长的。下一部分将是本文的主要部分，在这一部分我们跨区域地比较了公民在广度、强度和深度方面的民主承诺，这一比较考虑到了公民大众中存在的亲民主和反权威主义倾向。最后，本文对民主需求和民主制度化供给水平进行比较，然后探讨一些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所存在的民主巩固问题及其前景。

一、民主化的概念

何谓民主化？从关于第三波的现存文献来看，一般认为，民主化乃是威权体制转变为民主政体或有限民主政体转变为完全民主政体的一个高度复杂的转换过程（Eoix and Stokes，2003；Eunce，2000，2003；Geddes，1999；Karl，2005；McFaul，2002；Rose and Shin，2001；Whitehead，2002）。民主与各个对手展开竞争，因此民主化现象是多层次的。民主化进程有多种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包含许多可分析的单独步骤，从经验上看这些步骤又是可重叠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多方向的，因为民主化发展的每一步并不会必然趋向某一特定的更高阶段。

从因果逻辑上看，民主化阶段起始于旧威权体制的衰败和瓦解，随后出现新民主政体，经由民主体制的巩固，最后达到民主政体的成熟（Dahl，1971；Shin，1994；Whitehead，2002）。然而，事实上，民主化进程常常不能按部就班地从起始发展到最后。正如普丁顿和皮埃诺（2005）、马歇尔和格尔（2005）等人的著作所揭示的那样，有些新兴民主国家在出现后不久就消失了，而其他民主国家则在民主巩固的过程中腐败变质。结果是，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在建立民主制度数十年之后，依然没有达到充分的民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国家常常被描述为选举性的、不充分的、不自由的、有缺陷的、脆弱的或者代理性的民主，或者干脆说它们是竞争性权威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纯粹多元主义（fleckless pluralism）或支配性权力政治（dominant power politics）的混合与杂糅（Carothers，2002；Diamond，1999，2002；Levitsky and Way，2002；Merkel，2004；O'Donnell，1994；Rose and Shin，2001；Zakaria，2003）。

上述文献也认为民主化是一种多面向现象。在制度上，它是一种政治体制从威权统治向允许公民在常规情况下参与和竞争选举政治领导人的体制的转型过程。实质上，它指的是选举制度和其他制度得到巩固并对公民的政治诉求不断作出回应的过程。在文化上，它也要求公民要与威权主义政治的价值和手段划清界限，并视民主为“城中唯一的游戏”。正如达尔（2000）、卡尔（2000）、林茨和斯泰潘（1996）等人所指出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代议机构的建立和颁布一个民主宪法而已。

民主化是一个多层面现象。一方面，公民个人需要民主转型；另一方面，统治公民的政治制度也需要民主转型。在政治制度层面上，民主化指的是威权政治结构与程序向民主政治结构与程序转向的程度，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公民大众的政治诉求作出反应并负起责任（Dahl，1971；UNDP，2005）。在公民个人层面上，民主化是指公民与威权主义价值划清界线并深信民主价值优越性理念的程度。

最后，我们将民主化视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公民个人与民主政治体制互动的动态过程。协调理论（congruence theory）认为，民主向公民提供的制度性供给超过公民需求越多，民主扩展的可能性就越小。与之相反，公民对民主的文化需求超过民主的制度供给越多，民主就可能发展越好。当民主的制度供给达到了公民文化需求时，更深层的民主发展就没有可能了（Inglehart and Welzel，2005；Mattes and Eratton，2003；Rose and Shin，2001）。

二、制度民主化

学者们将发生于20世纪后期30年的民主化高潮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Huntington，1991；Diamond，2003）。这股强大的民主化运动像一股浪潮从一个地方扩展到另一个地方。它初现于南欧，进而依次扩展到全球的其他地区。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发轫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那里右翼独裁政权掌权达几十年之久。希腊于1974年开始了民主转型。^[2]从1979年到1985年，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圭相继进行了脱离军人统治的民主转型。民主转型在智利进程缓慢，它经过了多年的反抗威权统治的公民和平抗争运动后才于1989年实现。2000年6月，文森特·福克斯（Vincente Fox）当选墨西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总统，标志着墨西哥七十多年以来一党统治局面的终结和民主政治新时代的开端（Hagopian and Mainwaring，2005）。

在80年代中期，当大多数拉美军事独裁政权相继被推翻之时，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抵达东亚海岸（Croissant，2004）。先是在1986年2月，菲律宾的文人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被推翻，大规模的“人民力量”运动迫使他逃到夏威夷。1987年12月，韩国的全民总统直选恢复了文官统治，近30年的军人统治宣告终结。同年，在经历了40年的一党独裁之后，台湾当局也缓慢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96年，通过举行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直接选举，台湾废除了戒严令并建立了制度性民主。1990年，蒙古结束了长达六十年的一党统治体制，转而实行多党竞选总统制度。1992年，泰国在摆脱了军事统治后再次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出现。在此期间，亚洲的三个穷国——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也成为了民主国家。

到80年代末期，选举制度和其他民主制度已在南欧、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实行。但是在其他三个地区——如东欧、非洲和中东——依旧保留着抵制民主化之风。在东欧，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共产主义一党统治的终结，随后东欧开始了以多党竞争体制为基础的急剧民主转型。在柏林墙倒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竞争性的自由选举便在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得到了实行。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波罗的海和中亚地区诞生了15个新国家，其中7个国家成为了民主国家（Goehring and Schnetzer，2005；McFaul，2005；Rose et al，1998）。

当90年代初期历史漫长的共产主义统治在东欧寿终正寝的时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开始波及非洲，而当时在这片广阔的区域上仅有三个国家可以称之为民主国家。1990年2月，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释放了纳尔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为应对民主世界长年的经济制裁开始了旨在结束种族寡头统治的缓慢民主化进程。1991年3月的贝宁选举在非洲大陆第一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1994年，南非施行了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以及竞争性的选举，成为了非洲最具民主活力的国家。随后的几年里，在国际援助机构的强大压力下，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允许反对势力组织和参与竞选过程。从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来看，竞争性选举在许多国家受到高度限制。尽管如此，还是有14个国家达到了民主的最低要求（Eratton et al，2005；Marshall and Gurr，2005）。

到上个千年的末期，中东是唯一的全球民主化浪潮未波及的地方。在1975年，黎巴嫩民主联合政府垮台之后，以色列便成为该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尽管过去十几年里，竞争性立法选举时不时地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和摩洛哥举行，但这些国家及其他中东国家的政府首脑依旧由非选举产生。2005年1月9日，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在击败其他五位候选人后，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两个月之后，黎巴嫩人民发动了著名的“雪松革命”（the cedar revolution），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叙利亚在该国驻军。抗议活动导致了叙利亚军队的撤出和亲叙政府的垮台。2005年9月，埃及在该国历史上首次举行了有多位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这些发展表明，即便是在中东这个被人们称之为“世界最后的独裁堡垒”的地方，也无法阻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Economist，2005；Piano and Puddington，2006）。

在政策层面上，民主常常被等同于自由和竞争性的多党选举（Carothers，2002）。然而，民主选举的概念却不足以描述旧的威权体制向新的民主体制转变的全过程。这个概念仅是一个最低限度的陈述，因为它只触及了选举的过程，而忽视了其他的颇为重要的民主制度问题。它是形式主义的或肤浅的，因为这一概念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会有多民主或多不民主。它仅仅提供了关于民主制度的静态描述，忽视了多种民主制度和选举活动之间的互动问题。

为了克服选举民主概念的局限性（它仅是形式上的和最低限度的民主），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概念，诸如全面民主（complete democracy）、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和充分民主（full democracy）（Collier and Levitsky，1997；Schedler and Sarsfield，2004）。所有这些替代性概念均超越了选举民主的基本原理，而延伸到诸如责任性、宪政、多元主义和分权等一系列问题。当法律能够通过限制政治权威和保护公民个人使公民能够行使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时，选举民主便发展到了自由民主阶段（Diamond，1999；O'Donnell，2004；Zakaria，2003）。只有当选举制度、责任感、公民社会和法治都得到充分加强的时候，才意味着不充分民主向充分民主的转型（Linz and Stepan，1996；Rose and Shin，2001）。

“自由之家”组织每年都要测量全球各国选举民主和自由民主体制的实施情况。据“自由之家”组织统计（2005），在2004年，全球192个国家中有119个（62%）实行了选举民主，这些国家实行了全国性的不分文化、不分种族和不论经济状况的自由、公正、竞争性、定期和公开的选举，达到了国际承认的民主化最低标准。然而，这些选举民主国家并非都是自由国家，因为一旦考虑到法治状况、腐败和人权状况的时候，有些国家的领导人选举便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在这119个选举民主国家中，有89个国家（75%）是自由民主国家，而余下的30个国家（25%）只是部分自由的、不自由的民主国家。^[3]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大约是非自由民主国家的三倍。尽管如此，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民主飞速发展之后，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国家治理下的人口仍然不到独立国家全部人口的一半（46%）。

根据“自由之家”组织2004年的数据，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48个国家中有20个达到了民主标准的最低要求，其中又有11个符合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39个国家中，有6个是选举民主国家，有17个是自由民主国家。在东欧和中亚地区的27个国家中，有5个是选举民主国家，12个是自由民主国家。在西欧和中欧地区的25个国家中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是选举民主国家，其他的24个国家均为自由民主国家。在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35个国家中，有9个是选举民主国家，24个是自由民主国家。在北非和中东地区的18个国家中，仅以色列是自由民主国家。

从地区分布上看，西欧和中欧民主化程度名列第一，100%都至少是选举民主国家；紧接着是美洲和加勒比地区（94%），东欧和中亚地区（63%），东亚和太平洋地区（59%），撒哈拉以南地区（48%），北非和中东（6%）。在自由民主国家数量方面，西欧和中欧依然名列前茅，比率达到96%，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69%名列第二。紧接着的是东欧中亚地区（48%），东亚太平洋地区（41%），垫底的是撒哈拉以南地区（23%）和北非中东地区（6%）。

在三十多年前“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刚开始的时候，民主——即便是最低限度的选举民主形式——并不受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欢迎。据“自由之家”统计（Freedom House 2005），1974年150个独立国家中仅有41个是民主国家，且大多数集中于西欧和北美地区，占这些地区国家总数的27%。到2005年，192个独立国家中有122个是民主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波兴起的30年间，民主国家比例几乎翻了一番，从27%上升到64%。民主化进展主要发生在头20年里（1975—1995），此时民主国家比例从27%急剧上升到61%。在最近10年，民主化进展缓慢，只上升了3个百分点（61%—64%）。然而，就在同一时期，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稳步上升，比率从40%上升到46%。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第三波”的头20年主要是选举民主时代，而后10年则是自由民主的发展时代。

马歇尔和格尔（Marshall and Gurr，2005，16）最近对“政体研究IV”（polity IV）的数据资料的分析也证实了“自由之家”的结论，即民主在最近几十年间的扩展速度要远远快于民主自希腊发轫以来二千五百多年的速度（UNDP，2002）。与“自由之家”收集的数据不同，“政体研究”数据涉及民主与独裁两个方面的内容。根据后者的分析，从独裁政体到民主政体的全球性的明显转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且一直延续到90年代。在1977年，全球共有35个民主国家，16个混合政体国家，89个独裁国家。到2005年，全球共有88个民主国家，44个混合政体国家，只有29个独裁国家。在过去25年时间里，民主国家数量翻了一番，而独裁国家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二。这些证据都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民主化的时期。

三、作为民主推动者的普通公民

威权政体转型并不总是带来民主。根据“政体研究IV”提供的数据，从1977年到2003年，多达21个国家重新回到了威权政体。^[4]为什么有些国家从独裁政体转型之后又重返非民主的政体，而有些国家却维持着民主政体呢？为什么有些新型民主国家转向了自由民主，而另一些却没有呢？是大众的参与塑造了整个民主化进程的动力和轨道吗？在此之前，虽然对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公民社会作用的经验性研究文献已经相当丰富，但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颇难寻找（Alagappa，2004；Fukuyama，2003；Newton，2001；Norris，2002）。很少有文献研究公民社会在促进选举民主或形式民主向自由民主过渡中的作用（Eermeo，1997；Collier，1999）。“自由之家”的最近一份系统研究才第一次描绘了自由民主过程的成败与非暴力公民行动之间的联系。

为了确定公民参与在民主改革中的重要性，这份“自由之家”的研究报告分析了过去30年来67个威权转型国家的政治动力问题。特别的是，它还研究了民主政权变革过程中公民参与模式与转型后国家的自由状况——在2005年这些转型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程度——之间的关系。

分析表明，从威权统治转型并不一定带来更大程度的自由。在已分类的67个国家中，有52%的国家是自由的，34%是部分自由的，还有14%是非自由的。在91%的自由国家中，它们的民主转型是由公民力量单独或与当权者的结合来推动的。在部分自由和非自由国家中，相应的数据分别是60%和44%。由公民力量驱动的民主转型有64%转向了自由民主，而由统治精英推动的民主转型只有14%转向了自由民主，其影响力前者也是后者的5倍。

为了搞清楚公民活动对自由民主的影响，我们重新分析了“自由之家”提供的数据。在50个由公民非暴力运动推动转型的国家中，有64%的国家转向了自由民主，而只有18%的国家导致了非民主。在14个由统治精英推动的威权转型中，只有14%的国家转向了自由民主，有50%的国家返回到了非民主国家的行列。当民主转型由强公民联合（不仅仅是公民联合）推动时，有75%的国家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而只有6%的国家导向了非民主。当民主转型缺乏活跃的、和平的公民联合参与时，有59%的国家导向了非民主，而只有18%的国家成为了自由民主国家。（见图1）

图1　公民活动的程度与政体分布

资料来源：Karatnycky and Ackerman（2005）。

与此不同的是，由强劲的公民非暴力运动推动的民主转型与没有任何公民组织支持襄助的转型相比，向自由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前者是后者的4倍。相反地，向非民主倒退的可能性后者是前者的10倍。这些发现表明，向自由民主转型的成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型过程中公民运动所扮演的角色。越是有活力的、有凝聚力的与和平的公民社会，向充分民主发展的可能性就越高。反之，则更有可能导向非民主统治。

四、文化民主化

毋庸置疑，在当前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中，公民社会的确支持着向充分民主的转变。活跃的、有凝聚力的公民社会力量也促使威权政体向选举民主直到自由民主的转型。如果没有这些力量，很多民主进程中的国家将保持一种混合体制或者会退回到非民主体制。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没有发展出来一个促进民主化的公民社会呢？纵观第三波相关文献，政治文化始终是回答此问题的一个答案（Eernhard，1993；Fukuyama，2001；Putnam，1993；Tarrow，1998）。

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态度、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等，例如效能感、容忍度和信任。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公民的日常生活态度，也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参与观念。但是，有一点无疑是更为根本的，即民主的政治态度优越于其他任何一种价值（Diamond，1999；Linz and Stepan，1996；Rose et al，1998）。

许多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当普通公民信奉民主为“城中的唯一游戏”时，民主才能得到发展。与其他一些统治形式相异，民主是人民（demos）的统治，因此在任何时候它都不可能强加于不情愿的人民，也不能通过外部的军事干预来推行。民主作为人民的统治，其生存和有效运转主要依赖于民众的支持（Mishler and Rose，1999）。只有当民众认为民主是最好的统治形式时，民众才可能抵制旨在推翻新民主政权的反民主运动，尤其是在严重的危机时刻（Dalton，1999；Inglehart，1990，1997）。此外，只有当人民将合法性赋予新民主体制的时候，政府才能无需政治高压而能运用资源作出决策。因此，以下关于第三波民主共识的达成将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即只有绝大多数民众绝对地、无条件地支持民主时，民主才是充分的（Fukuyama，1995；Diamond，1999；Linz and Stepan，1996）。

支持民主的因素为何？大量的民主政治文化方面的文献取得的共识是，大众对民主的支持——尤其是在新型民主国家中——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动态现象，也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Dalton，1999；Klingemann，1999；Shin，1999）。民主支持是一种多层面现象，是因为公民既将民主理解为一个观念性的政治体制，同时又把民主理解为一个实践性的政治体制；民主支持是一种多维度现象，是因为它既涉及公民对民主化决策的接受，又包含着公民对非民主等其他政治体制的排斥。

对于那些在威权体制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民众来说，民主在一个层面上代表了他们渴望的政治理想或价值；在另一个层面上，民主指的是一种统治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性的政权及其制度的实际运作（Dahl，1971；Mueller，1999；Rose et al，1998）。因此，民众对民主的支持需要被区分为两大类：规范性的民主和实践性的民主。在规范或理想层面，民主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它涉及民主的基本原则；但在实践或现实层面，它则涉及民主实践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权结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

在支持民主的第一个层面上，民主很大程度上指涉公民在心理上将民主看作一个积极的象征。在第二个层面上，民主支持则意味着民众对现行民主政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持一种肯定的评价（Easton，1965）。最近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两种民主支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Klingemann，1999；Mishler and Rose，2001；Norris，1999）。因此，为了给民主支持一个全面和平衡的描述，我们必须考虑民主规范和民主实践这两个层面。

此外，民主支持——尤其是在新型民主国家的公民中——并不单单是指公民对民主理念和实践的肯定性倾向。对于那些缺乏政治经验、对民主政治知之甚少的公民来说，他们无法确信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应该采取民主手段还是独裁手段更为合理。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那些第一次受到民主化浪潮影响的公民往往会同时秉持民主和威权两种政治倾向（Lagos，1997，2001；Rose and Mishler，1994；Shin，1999）。因此，对民主的接受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威权的摒弃，反之亦然。

在过去的20年间，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在一些正在进行民主化的国家进行了大量的民意测验。“盖洛普—国际的民众之声项目”（Gallup-International Voice of the People Project）、“皮尤全球意见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联合国开发计划的民主与公民事业项目”（UNDP program on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内、国际调查项目都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即公民面对民主化变革的反应动力问题。他们对公民反应的来源和模式进行跨国界、跨地域甚至是全球性的比较（Camp，2001；Evans and Whitefield，1995；Gibson et al，1992；Gibson and Gouws，2005；McDonough et al，1998；Reisinger et al，1994）。

在揭示大众对民主化变革反应动力问题方面，最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地区性的民主指标数据上，即新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地区。这些调查就一些结构性的和非结构性的问题，对民众进行或明或暗的调查，目的是想弄清楚这些正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的公民对民主政治体制究竟是如何设想、如何感知和如何评价的。我们从这些最新调查项目中选取了一个子项目，就非洲、东亚、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公民支持民主的阶段和模式进行比较^[5]，详细描述如下：

1.规范性支持：民主作为理想的政治体系

很多调查研究都表明，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体系，在全球已经取得民众压倒性的支持，也成为了“事实上的唯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模式”（Inglehart，2003，52）。比如，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最近两轮调查中，“每个社会的明显多数人口事实上都认可民主政治体制”（Inglehart and Welzel，2005，264）。即便是在伊斯兰的中东、儒教的东亚和前苏联地区，绝大多数民众也积极认可民主原则（Dalton and Ong，2005；Gibson et al，1992；Park and Shin，2005；Pew Research Center，2003；Tessler，2002）。据盖洛普国际于2005年5月至7月在65个国家开展的“民众之声”调查结果（2005），“80%的民众认为，尽管民主有其局限性，但依然是最佳的政府形式，这一数据比2004年几乎高出10个百分点”。毋庸置疑，民主理念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公民大众。

尽管普通民众对民主原则持肯定态度，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民众希望他们的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民主。为了解决这个从未得到研究的问题，东亚和新欧洲调查项目要求受访者在一张十分制的测试表中根据自己的政治意愿程度选择相应的分数——1分代表完全独裁，10分则代表完全民主，6分以上代表基本支持规范性民主，9分和10分表示完全支持规范性民主。在这个测试表中，5个东亚国家（地区）和13个新欧洲国家民主的平均得分分别为8.3和8.0。这些得分表明，尽管民众基本支持民主，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完全或近乎完全的民主社会里。

对东亚和新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来说，表1的百分数表明他们对民主作为理想的政治体制都是基本支持或完全支持的（见表1）。在所有的东亚和新欧洲国家，有多达97%的民众基本上支持民主作为理想的政治体制。然而，完全支持民主的民众其实也占多数，在东亚5个国家（地区）中有3个，在新欧洲13个国家中有6个。不过，在每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国家——东亚的泰国和欧洲的匈牙利——完全支持民主原则的民众超过了全部人口的2／3。这两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对民主还未表示出一种完全的心悦诚服，甚至在规范层面上也不能做到这一点。正如英格尔哈特（2003）指出的，很多民众看起来对民主只是“敷衍性地支持一下”（lip service to democracy）。

表1　民主与非民主价值倾向

（续表）

（续表）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完全支持民主的公民。

资料来源：Afrobarometer II；East Asia Earometer I；Latinobarometer 2004；and New Europe Earometer VII.

2.实际的支持：民主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政治制度

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众在多大程度上将民主看作是他们国家最好的统治形式呢？直至今日，众多民意调查均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检测民众对民主实践的支持力度，一种方式是测试公民对当前政治制度运行的满意度，另一种方式是测试公民对其他非民主政体的偏爱程度。前一种满意度调查方法建立在一种不确定的推断基础之上，即所有公众都认为当前的制度是民主的，因此没有必要再向民主实践表示支持（Mishler and Rose，2001；Cnache et al，2001）。公开宣称偏好民主政体而不是非民主政体，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检测支持民主实践的更为有效的手段。在世纪之交，用这种方式来检测民主已经得到巩固的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民主合法性和民主支持水平时，支持率竟达70%到90%不等（Diamond，2001；Torcal，2002）。

为了检测对民主实践的支持，四个地区的调查受访者中都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下列哪项陈述是你最为同意的？”（1）民主总是比其他形式的统治更优越；（2）在一定条件下，独裁更优越；（3）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有没有民主政府无所谓。认为民主政体优越于其他非民主政体的回答者意味着接受了民主实践的合法性（Diamond，1999；Linz and Stepan，1996）。

表1表明，在非洲的16个国家中大多数或接近大多数的成年人认为在他们国家中民主较其他政体更为优越。其他地区也显示了相似的情况，其中东亚5国（地区）中有4个（80%）、新欧洲13国中有9个（69%）、拉美18国中有10个（56%）国家的数据与此接近。在地区平均支持水平上，非洲国家支持度最高达63%，紧接着是东亚（59%）、拉美（53%）和新欧洲（51%）。在公民支持民主的地区内部差异程度上，非洲地区最低（32%），拉美地区最高（43%）。非洲拥有最高的公众民主支持度和最小的地区差异度，这显得非洲与其他民主化地区相比十分突出。然而，即使在非洲也只有6个国家的民主支持度达到了2／3。戴蒙德（1999）认为2／3是“达到民主巩固国家支持度的最低门槛”。

3.可信的支持：献身的民主派

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在民主化变革之前亲身经历过非民主统治。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保留着对旧时代威权统治的依恋。考虑到早年生活社会化的重要性（Mishler and Rose，2002），即便是公开声称民主优越的公民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民主的支持就是无条件的和不可动摇的（Dalton，1994；Finifter and Mickiewicz，1992；Hahn，1991；Inglehart，1997；Mishler and Rose，2001）。为了检测民主支持的可信度，正如先前的研究一样，我们考虑了支持民主和倾向威权两种因素（Eratton et al，2005；Diamond，2001；Lagos，2001；Shin and Wells，2005）。

表1包含受访者中抵制各种威权体制的人数百分比，包括军事独裁、强人政治和一党专政。^[6]反对威权统治的公民人数在非洲（63%）和新欧洲（60%）都占绝大多数，在东亚（52%）则刚刚过半，而在拉美（23%）还不到1／4。很显然，非洲和新欧洲的公民比东亚和拉美的公民更加反对民主政权向威权政权的逆转。

对于每一个地区，我们都比较了民主支持者和威权反对者的分布状况，并试图探明公民大众通向文化民主化的特定路径。从整个非洲来看，民主支持者和威权反对者在数字上旗鼓相当（63%对63%）。在东亚，民主支持者超过威权反对者7个百分点（59%对52%），而在拉美前者则超过后者多达30个百分点（53%对23%）。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新欧洲后者则超过前者9个百分点（60%对51%）。

通过对以上政治态度分布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出通向文化民主化的三条明显路径：（1）信奉民主同时抵制威权；（2）信奉民主先于抵制威权；（3）抵制威权先于信奉民主。显而易见，非洲是第一种模式，民主化时两者同时发生；东亚是第二种模式，即信奉民主在先；而新欧洲则是第三种模式，即抵制威权在先。（见图2）

图2　对民主的实践性支持

资料来源：AfrobarometerⅡ；East Asia EarometerⅠ；Latinobarometer 2004；and New Europe EarometerⅦ。

为了将民众对民主的可信度支持与对其他政权形式的可信度支持区分开来，我们须同时考虑对民主的实践支持与对威权统治的反对两方面的因素。当普通公民视民主为唯一政治规则并且全力抵制非民主体制之时，才能说民众对民主的支持是可信的（Eratton et al.，2005；Shin and Wells，2005）。为此，我们就可以将可信的民主支持从非可信的、原初的民主支持中区分开来，那些民主支持中夹杂着威权倾向。

将每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地区的公民民主支持可信度已经达到50%。然而，这些地区的平均民主支持可信度比率却有很大差异：拉丁美洲14%、东亚35%、新欧洲38%、非洲44%。在拉美和东亚地区迄今没有一个国家的忠实的民主支持者——这些公民有可能支持更高程度的民主制度——数量超过一半。但在另一方面，已经有3个非洲和新欧洲国家总体上已经达到了这种支持水平。

尽管多达4／5的东亚和新欧洲民众支持理想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却只有不到2／5的少数公民愿意献身于民主政治事业。这些也验证了先前的研究：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公民支持面虽广，但在深度上却不够（Eratton，2002；Gibson，1996）。这与英格尔哈特（2003）的民众对“民主的敷衍性支持在今天已经是普遍现象”的结论是一致的。

五、公民需求与制度供给

只有当民众要求他们的领导人提供实质性的民主的时候，非充分民主才可能转变为充分的民主（Rose et al.，1998）。因此，四个地区的民主进步也要求民众对民主支持的可信度在当下水平上还要继续增长。如果没有这些增长和需求，那么这些国家可能保持非充分民主的状态（Rose and Shin，2001；Mattes and Eratton，2003；Rose et al.，2004）。

然而，民主发展与进步的程度并不仅仅取决于公民民主需求的水平，也取决于公民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的关系。根据英格尔哈特和魏尔哲（2005）的观点，“民主转型的进程需要遵循这样的逻辑，即不断消弭公民民主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不一致性”。公民民主需求超过制度供给越多，政治体制趋向更高民主的可能性越大。公民民主需求小于制度供给的水平时，政治体制可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可能出现民主倒退。当公民需求超过制度供给时，这种积极的不一致性要求进一步的民主发展。当后者超过前者时，这种消极的不一致性将导致民主衰退。

公民需求

在当前的民主化浪潮中，我们发现在四个地区中很多民众并不视民主为他们国家最好的政治制度。即使对于那些认为民主优先于其替代者的公民来说，也只有少数人无条件接受民主，大多数人对民主的支持则是“肤浅的”或“随遇而安的”。在忠实与非忠实的民主支持者中，前者应该承担文化民主化的领导任务，是这些领导者而不是落伍者对民主发展的需求将促进民主化进程。可信的大众民主支持也表明了民众对民主文化的需求（Mattes and Eratton，2003）。

制度供给

民众对民主进步的需求发生于制度供给落后于民众愿望之时。可以说，是公民的民主经历而不是民主的实际水平塑造了人们对民主进步的要求。为了检测制度供给所提供的民主经历水平，我们从四个地区的晴雨表调查中选取了一组问题。在东亚和新欧洲指标测试中，我们要求受访者将他们当前的政治制度放在标有分值的测试表中加以测试：1分代表完全独裁、10分代表完全民主、8分及以上代表较充分的民主水平。

东亚5国（地区）得分都超过中点线分值5.5分，因而被看作是民主国家（地区）。在新欧洲，13个国家中有6个被看作是民主国家。东亚5国（地区）中有2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认为当前的民主制度供给水平是充足的。但在另一方面，新欧洲13国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认为当前的制度供给处在一种相对积极的水平上。显而易见，欧洲人对本地区民主进步的感知逊于东亚人。尽管存在着差异，两个地区的公民取得的普遍共识是他们的政治制度远远不是完全民主的。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民众认为他们的新制度从属于以下四类中的一种：（1）充分民主；（2）略带瑕疵的民主；（3）问题多多的民主；（4）不民主。持前两种态度的受访者认为民主供给是充足的（Mattes and Eratton，2003）。在多达半数的非洲国家中，大多数民众认为他们的民主制度要么是充分的民主，要么是略带瑕疵的民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多数公民这样看待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在公民眼里，民主在非洲取得的进步要远远大于拉美。

将每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地区）综合起来看，只有非洲的多数民众（52%）认为自己经历的民主制度达到了充足的水平。接下来的是东亚（44%）、拉丁美洲（25%）和新欧洲（18%）。为什么非洲人和东亚人看待民主问题时较之拉丁美洲人和新欧洲人更加积极？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区分非充分民主与充分民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图3对各地区的充分或完全民主的百分比进行了比较。果然不出所料，那些将当前有限民主与充分民主相混淆、不成熟地认为他们国家已经完成民主化的公民人数，非洲和东亚是拉丁美洲和新欧洲的3到5倍。显而易见，非洲人和东亚人在民主政治认知上远不如拉丁美洲人和新欧洲人深刻。（见图3）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跨地区比较公民民主需求和制度供给的水平来确定民主供需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为了检测文化民主与制度民主间的一致性程度，我们设计了一种百分比差异指数（PDI），即用无条件忠实支持民主统治（民主需求）的公民百分数减去有充足民主政治经历（民主供给）的公民百分数所得到的分值，这个分值在-100分与+100分之间浮动。负值表明民主供给过度引起了负一致性（过度民主化），正值则表明民主供给不足引起了正一致性（不充分民主化）。因为PDI数值在正负5个百分点之间振荡，我们就认为制度供给与民主需求之间相关性高，也表明了制度民主和文化民主之间的一致性而非不一致性。

图3　公民全面民主或充分民主经历的地区性差异

资料来源：AfrobarometerⅡ；East Asia EarometerⅠ；Latinobarometer 2004；and New Europe EarometerⅦ.

图4表明，在非洲16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表现出负不一致性，4个国家表现出正不一致性，3个国家表现出一致性。在东亚，在5个国家（地区）中有4个表现出负一致性，只有一个表现出正不一致性。在拉丁美洲，18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表现出负一致性，有7个国家表现出一致性。在新欧洲，13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表现出正不一致性，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表现出负不一致性。图4也表明，这种负面一致性主要出现在三个地区，即非洲、东亚和拉丁美洲，正一致性主要出现在欧洲前共产主义地区。

根据民主的一致性理论，非洲、东亚和拉丁美洲的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民众民主需求过低，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众（demos）认为当前制度已经提供了充足的民主。但另一方面，新欧洲国家则面临制度供给低下的状况，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众（demos）认为当前制度无法提供充足的民主。在这两种民主化困境中，民众民主进步需求缺乏的困境是民主化顺利实现的障碍，因为这一困境将延迟民主化进程并打击精英实施进一步民主改革的信心。为了避免过早的民主化终结（自认为民主已经成熟）和从“低水平均衡陷阱”中脱离出来，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仅仅视民主为“城中唯一的游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对当前民主制度的有限性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

图4　民主供需之间的不一致性类型

资料来源：AfrobarometerⅡ；East Asia EarometerⅠ；Latinobarometer 2004；and New Europe EarometerⅦ.

六、结　　论

当前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南欧。本文就是从全球公民社会的视角试图检测民主化的制度动力和文化动力，寻求全面、动态地描述这一波民主化浪潮。我们发现公民参与在选举民主向自由民主的转变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同时发现民众的民主奉献和能力决定了制度民主化的方向和步伐。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公民社会在塑造民主政治的“制度硬件”和“文化软件”间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互动方面具有关键作用。

与有关民主巩固的许多研究结论相反，我们认为在通向公民大众民主化的道路上，视民主为“城中的唯一游戏”仅仅是此进程的第一步，而绝非最后一步。在每个地区的新兴民主国家中，仅有一小部分民众无条件地信奉民主。即便是这一小部分民众也常常缺乏区分有限民主与完全民主或充分民主的认知能力。结果是，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陷入公民民主需求与制度供给低水平一致或负一致性的困境。

为了从这一困境中摆脱出来，新兴民主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民主忠实信奉者，他们不仅要信奉民主，而且要抵制其他非民主制度。不仅如此，为了迈向充分民主，他们还需要大量的对民主实践认知老练的民主信奉者（Dahl，1992）。如果公民民主化现有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提升，那么这些新生民主国家将停留在不完全民主或脆弱民主的状态上。

（葛传红译）

［辛道辙（Doh Chull Shin），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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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新欧洲”一词是针对“老欧洲”而言的。2003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德国和法国为“老欧洲”。“老欧洲”一词也被看作是美国对随着欧盟一体化从经贸联盟到政治联盟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欧洲意识”的担忧和恐惧。冷战结束后，从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的角度考虑，许多中东欧国家纷纷要求加入欧盟。因此，相对于法国、德国等老牌欧盟成员国，这些新加盟的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被称之为“新欧洲”。——译者注

[2]学界并未就第三波民主化的起始时间取得一致意见。根据英格尔哈特和魏尔哲（2005）及马歇尔和格尔（2005）的观点，从独裁政权向民主政权的全球性转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而不是70年代中期。

[3]自由之家每年都发布一份7分制的各国评估报告，以测量各国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程度。平均分2.5分及以下代表此国家正向自由民主发展。

[4]这些国家包括：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冈比亚、加纳、海地、洪都拉斯、莱索托、马拉维、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俄罗斯、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土耳其和赞比亚。

[5]非洲晴雨表第二轮调查于2002年5月至2003年11月间在非洲16国进行。东亚晴雨表调查第一轮于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间在东亚5国进行。2004年度拉丁美洲晴雨表调查于当年5月至6月在拉丁美洲18国进行。第七次新欧洲晴雨表调查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2月在新欧洲13国进行。关于这些调查的更多信息参见以下网址：www.afrobarometer.org，www.eastasiabarometer.org，www.latinobarometro.org，及www.cspp.abdn.ac.uk。

[6]拉丁美洲指标调查询问到了一组关于军事统治与强人统治的问题以考察反威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