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全球公民社会能否真正形成，关键之一是人们的“全球意识”能否真正超越各自的“国家认同”。目前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增加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显，人们的“全球意识”有增加的趋势。甚至在被视为全球化中心的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倾向，知名学者亨廷顿近年就忧心忡忡地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信息传播科技的迅猛发展，“美国一部分重要精英人士轻视国民身份而重视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与美国公众仍然高度重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态度，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54)
亨廷顿在这里指出了国民身份的两种替代品，即全球身份和跨国身份。这二者的区分在我们考察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时是非常关键的。全球身份意味着该身份的获得者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立场，将全人类看作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开始真正从全球的视角看待各种事物，这正是“全球公民”所应具备的“公民性”的核心。然而，国民身份的移转绝非容易，因为光凭全球化的信息和媒介产品流动，还很难改变人们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认同。(55)这种转移的第一道门槛还是传统的国家政府。从技术上看，在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国家的力量（以及与国家联合的跨国公司的力量），也会超过其他民间机构的力量，而且网络上众声喧哗的民间声音，很多时候又起到了相互抵消的作用。(56)更不用说，国家政府还可以通过种种既有的社会化途径，对其国民进行国家身份认同方面的培育。
与此同时，即使在一国内部出现成员“国民身份”弱化的情况，也不意味着“全球公民身份”的接受者自动增加。相反，随之而扩大更可能是某种既不同于国民身份又不同于全球公民身份的“跨国身份”。这批跨国身份者中既有建设性的力量，也有破坏性的力量。比如，女权运动更多关心的是性别差异问题及女性自身的权益，而非人类整体利益，而目前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种种跨国界的恐怖主义组织、跨国犯罪组织以及邪教组织等，更是对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此外，对现有国家认同的淡化，还可能导致对某种“未来国家”的想象及追求，因此它所带来的后果可能只是以某种想象的国民身份代替现有的国民身份，而非国民身份本身的取消，正如英国学者科恩等所言，“全球化还可能使落后的群体更多地了解其他地方所取得的民主或物质进步，并促使他们决心去寻求弥补其不满的方法，其中便可能包括对国家独立的愿望与要求”。(57)对照冷战结束以来诸多新独立国家的情况，这一观察应是符合实际的。
总之，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只是为超越国界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上的必要条件，这种技术条件加上有主体性和反省能力的个人和团体的自觉努力，才是其发展壮大的真正推动力。因此，在谈论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观念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盲目乐观。在可预见的将来，国家政府在跨国传播中的主导地位还不会受到根本挑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全球公民社会在世界政治中的发展及其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它的力量来源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像跨国公司这样的商业部门，而是由规范、道义、知识和可靠的信息所带来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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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页。
(2) ［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福特纳把1066年10月14日的黑斯廷斯战役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肇始标志。在该战役中，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的登陆军队成功击败英军，威廉在伦敦登基，成为威廉一世，英国的封建庄园制度由此逐步确立（同书，第5、11页）。
(3)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4) 参见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刘继南、周积华、段鹏等：《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6页。
(6) 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7) 吴征：《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8)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9) 参看Hamid Mowlana,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The End of Diversity，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 6～7.
(10) 其中包括Bernard Berelson, Jerome S. Bruner, Leonard Cottrell, Archibald M. Crossley, W. Phillips Davidson, Herbert Hyman, Harold D. Lasswell, Paul F. Lazarsfeld, Wilbur Schramm, Philip Selznick, Samuel Stouffer, Robert Strunsky, Paul Trescott, David Truman和Elmo C. Wilson. 见Hamid Mowlana,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ransition, p. 20.
(11) Leo Lowenthal, Introduct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16, No. 4（Winter 1952～1953）, p. vii.
(12) Paul F. Lazarsfeld, The Prognosi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16, No. 4（Winter 1952～1953）, p. 490.
(13) 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4) 杨伯溆：《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5) 杨伯溆：《因特网与社会：论网络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国际传播的影响》，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16) 同上，第31～33页。
(17) 杨伯溆：“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1期，第45页。
(18) 同上，第50页。
(19) 杨伯溆：《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跨国公司的介入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第33页。
(20)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21) 相关理论的综述参看王铁军：“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作用”，载《欧洲》2000年第5期，第34～40页。
(2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4 October 1996，转引自肖佳灵：《国家主权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23)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4 October 1996，转引自肖佳灵：《国家主权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7页。
(24) 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引言），载［美］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康敬贻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5) 同上，第6页。
(26) 参见王敏：“严复的私人生活”，《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5期。
(27)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可：《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胡正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28) 彼得·伯杰：“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引言），载［美］塞缪尔·亨廷顿、彼得·伯杰主编：《全球化的文化动力》，康敬贻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9)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30) 蔡翠红：《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
(31) 同上，第221页。
(32) 盛红兵、贺兵：《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第三者”》，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3) 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34) 中华环保联合会：《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报告》，第3页。
(35) 王名、陶传进：“中国环境保护领域非政府组织发展现状以及相关公共政策的分析和建议”，载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36) 盛红兵、贺兵：《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第三者”》，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37) 参看伊莎贝尔·希尔顿在人民网环保频道的访谈内容：“保护环境要牺牲经济利益是错误观点”，http://env.people.com.cn/GB/5071309.html（2006年11月21日）。
(38) “零公里珠峰清扫完成，联合国副秘书长致信祝贺”，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网站http://www.unep.org
(39) 盛红兵、贺兵：《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第三者”》，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277页。
(40) 谭晶晶，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联合国非政府组织非正式区域网络／亚太区域网络在京启动”，《人民日报》，2006年3月18日，第4版。
(41) Wesley Pederson, PR's Global Reach，in 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Spring, 1977, p. 17.
(42) 蔡拓：“NGO：评判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新向度”，《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第25页。
(43) 秦朔：“700万美元公关大手笔背后”，《南风窗》，2000年第11期，第9页。
(44) 蔡拓：“和谐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6卷第5期（2006年9月），第56页。
(45) 张毅军：“说‘总体外交’”，《世界知识》，2000年第6期，第42页。
(46) 参看龚文庠、陈开和：“试论跨国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载尹韵公、明安香主编：《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8页。
(47) 参看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48) 俞可平：“中国的公民社会”，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简报》第13期，2001年12月17日。
(49) 蔡拓：“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18页。
(50) Joseph S. Nye Jr.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merican Soft Power, Asia-Pacific Review，Vol. 9, No. 1, 2002, p. 61.
(51) 相关的综述请参看Gideon Baker,“Problems in Theorization of Global Civil Society,”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2002, pp. 928～943；蔡拓、刘贞晔：“全球市民社会与当代国际关系”（上、下），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2003年第1期。
(52) Ronnie D. Lipschutz and Judith Mayer,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The Politic of Nature from Place to Plane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 53．转引自《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第3页。
(53) 转引自蔡拓、王南林：“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6页。
(54)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55) 比如，欧洲学者Schlesinger的研究就发现，在欧洲，信息的跨国传播（包括各种音像产品的交流）对欧洲共同认同的形成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参看Philip Schlesinger, Wishingful Thinking: Cultural Politics, Media,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 in Europ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2, pp. 6～17.
(56) Edward Comor,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Forces, Processes,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 45, 2001, pp. 389～408.
(57) ［英］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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