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反复回旋的渐进变革

二、改革：反复回旋的渐进变革

（一）改革的定义

政治变革的第二种主要模式是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或称政治改良）。从定义上讲，它就是“指渐进的、缓慢的、局部改变阻碍社会前进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及其活动方式的行为。政治改良一般是自上而下的、不能触动现有政治制度和政权机构的基础，对现有社会秩序不具备破坏性”⁽³⁰⁾。

改革还与另外一个中文术语——改良有关。对于改革与改良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国内学者仍然存在着争议。比如王浦劬认为，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改良是比改革程度还要微弱的变革，它没有涉及质的变革⁽³¹⁾。杨光斌则认为，两者无实质区别，在英文中都是“Reform”⁽³²⁾。而诸如王沪宁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孙关宏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的介绍中，也仅仅列出政治革命与政治改良两种变革方式，可见他们不试图去区别改革与改良。其中孙关宏更是将改良的英文译为Political Reform。可见，主导性的意见，还是认为两者实质上是一致的。⁽³³⁾

另外，还有两种理由可以支撑改良与改革含义一致的观点。一是从术语采用的历史来看，在中文的语境内，对于所谓的“渐进的、缓慢的、局部的”政治变革，从古到今，主要采取诸如变法、新政、改良和改革几个用语。在古典时期（尤其是清末之前），我们倾向于采用变法、新政的用语，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政等；在清末，我们称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为政治改良；而在改革开放后，我们称这类变革为改革，包括原苏东国家的改革和1978年以来的变革。所以，用语虽不一致，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符合上述的定义，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二是从术语采用的客观性而言。若将改良定位为对既定政治秩序（或政治关系、政治体制）不着边际的缝缝补补，那就与作为重大政治变革之一的改革完全不同。而如果仅仅是从某种意识形态的角度，将那些被视为“保守”、“落后”的统治阶级主导的重大变革视为改良，而将所谓的“先进阶级”领导的重大变革视为改革，那么从中性的角度来看，这两词的区别，显然意义不大。可惜的是，从采用“政治改良”一语的专家的角度看，多数受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影响，用这个术语来表示区别于政治革命的一种渐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方式，其目的并非要区别改革，而只不过是改革的另一个用语而已。

所以，基于以上几个理由，以及对术语采用的一致性和规范性的要求，借鉴国外统一采用的Political Reform的称谓，在本书中，我们将只用改革来指称这种类型的政治变革。

（二）改革的基本特征

那么，改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从国内学者的归纳来看，基本上大同小异，都存在这样的几个特征⁽³⁴⁾：

（1）改革是自上而下，由统治集团的上层领导层发动的重大变革。

这个特征在于表明，改革主体不同于革命，它并非由底层发动而起，而是由统治集团的上层领导层主动发动的。其背景可能来自底层的重重不满和压力，但是却是由作为政权的持有者们为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需要而自觉领导的社会政治变革。

（2）改革的目标在于维护现有统治秩序和基本制度，维护现有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

由上层发动的改革，自然以不危及或伤害上层的根本利益，甚至是以发展上层的利益作为指向。以德国、日本为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政治改革例子来看，两国的改革都没有伤害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原有的土地阶级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与工商阶级结成联盟，建立新的统治。许多土地阶级甚至转化为工商阶级⁽³⁵⁾。可见，在这些改革中现有统治集团的利益都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也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并不会伤害到统治秩序和基本制度，按照摩尔的话说，“既要实现现代化，又不愿意改变社会结构”。⁽³⁶⁾

（3）改革是渐进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社会变革。

从整体上说，改革都是渐进的。毕竟相对于革命而言，改革仍是有步骤、有计划的，是逐步推进的。再激进的改革，如“休克疗法”，也不能像革命那样，要求移交政权，并在短时间内改变整个政治和社会秩序。

（4）改革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改革并不要求推翻现行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现行政权的自我完善。为此，改革并不需采用暴力的方式进行。当然，改革者仍然面临着诸如保守派和激进革命派的压力，甚至必要时还需采取一定的镇压和强制措施，来迫使后两者就范。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次要的手段。对改革而言，利用已有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推动各种改革，才是改革的主导路径。⁽³⁷⁾

为此，对应于革命的基本逻辑⁽³⁸⁾，我们可以看出改革的基本逻辑是“自上而下—政治权力—渐进变革”。具体而言，改革是由上层领导的，依赖于现有政治权力（及权威），通过渐进方式实现的社会政治变革。它虽然避免了暴力，却只能在某种既定框架下（现有基本制度得到维护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变革，因而难免具有某种保守的特征。⁽³⁹⁾

（三）改革的理论

相对于革命，改革显然缺乏统一的理论。这不是说改革就不需要理论，或改革者从不提出某种改革理论。而是说，改革者更多一些现实主义，更少一些理想主义。改革者很少建构抽象的、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方式方法。改革者的许多言论都是针对当下的社会政治现实出发，针对来自保守派和革命派的理论攻击，而采取的应对之辞，从而形成改革的一些零散的理论。更何况，许多的改革者（如奥托·冯·俾斯麦、米洛·奔索·迪·加富尔等人）本身只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并不以理论家的角色出现。他们关心的只是改革的现实功效及可能，而将宏大的理论关怀置之不理。这也使得改革——相对革命而言——少了许多理论色彩。

即便如此，改革者还是在与革命派、保守派的攻击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改革思想。这些争论的主角、内容随时代、国家等不同而有所不同；甚至随形势的发展，原有的改革派还会变成保守派，原有的改革思想反而成为保守思想（这在中国著名的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在清末民初的表现尤为突出⁽⁴⁰⁾）。所以改革的思想从没有一致，也难以归纳为某几个模式。但是，一般而论，改革者在其论战中，都会采取以下类似的立场：

（1）改革派强调革新的必要性、优越性，以回应来自保守派的攻击。

保守派的观点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宗教神权，有的强调传统文化（圣人之教等），有的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等等，不一而足。改革者也只能采取相应的应付办法，其言论也有所不同。相同的只是，改革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变革乃是必须的；变革（而不是一成不变）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变革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主动迎接变革，通过变通来提升现有政权的统治基础，要远比被动遭受内外打击而陷入困境来得更有策略性。总之，改革者总是要打破万古不变的某些神话和教义，帮助统治者“解放思想”，促使其主动参加乃至引导社会政治变革。

（2）改革派重视历史和传统与新的时代需要的衔接，并试图“旧瓶装新酒”，在旧的观念体系中加入新的内容。

以戊戌变法为例，康有为就试图创建新儒学，通过撰写《孔子改制考》等著作，重新解释儒家思想，使其适应现代民权政治的需要。而诸如社会主义的国家系统中，也出现这种情况。各种改革都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在本国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指导思想框架下，来解释自己的革新。在这样做时，他们更强调的是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某个阶段的结论。就连激进改革者如米·谢·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论述其改革思想时，也不忘强调自己思想与列宁主义的紧密关系，比如他说：

“经典作家教给我们的不是具体方法，而是方法学。在新的阶段，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依靠列宁的遗产，依靠他的方法学，对积累起来的问题和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分析。”⁽⁴¹⁾

为此，他试图重新解释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的晚期思想），将诸如改革与民主化等视为列宁主义的“真正革命性原则”。⁽⁴²⁾

（3）改革派总是倾向于反对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主张采取制度建设、政策变革作为主要的变革手段。

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是改革者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有时这些社会运动可能客观上给保守派带来巨大的压力。改革者更倾向于采取制度更替的手段来实现社会政治变革。唯有这样，才能确保在一定权威、秩序和稳定的条件下，逐步推进变革。因而改革的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改革的方法却大体相近。即使是在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主导思想的地位这种问题上，改革者也强调以常规化的方法（而非运动）来解决。

（四）改革的实践模式

改革并不鲜见，从古典时代开始，人类就一直在尝试通过改革来改变社会状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诸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新政”等系列改革。近代则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在国外，最著名的有德意志的俾斯麦变法、意大利的加富尔改革、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一般而论，从改革的幅度、方法来看，人们相信，存在两种改革模式⁽⁴³⁾：

一是“闪电式改革”，有时也被称为激进式的改革。这种改革先制定全面的改革计划，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就全面铺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一并入手，全面推动改革。这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和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的叶利钦经济改革上得到集中的体现。如戈尔巴乔夫的自1985年开始的改革，就在短暂的几年间触及到了苏联的统治思想、政党制度、军事制度和经济制度等方面，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一系列的变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二是“费边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将改革内容分为几个独立项，分期逐一进行推进，采取多项分进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有时甚至没有最终路线图，而是采取现实主义的“试错”方法，逐步在探索中形成改革的全局观念。用邓小平形象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类改革经常采取试点方式，大胆试验；再根据试点情况，决定是否向更大范围推广。这种改革还倾向于先从经济入手，以经济改革为主，进而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这种改革模式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得到充分体现。

这两种改革模式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没有定论。一般而论，“闪电式的改革”适用于积重难还、体制极端僵化的社会，它在短期内造成巨大的变革效应，产生极大的破坏和冲击，给社会和民众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一旦结束后，旧的弊病能够得到较好的根除，使社会在新的起点上前进。而“费边渐进式改革”则适用于体制没那么僵化、仍有调试余地的社会，它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动改革，改革的代价没那么高昂，改革也有试错的余地，能够逐步自我调适，以达理想效果；但是，其弊端在于，体制中积累的一些深刻的问题被搁置起来，甚至在新的发展中进一步激发，从而形成改革中后期继续发展的瓶颈，危及改革最终成功。

（五）改革的功绩

与革命相类似，作为一种社会变革模式，改革既有其功绩，也有其内在缺陷。其功绩主要有：

（1）“改革是一场革命”。

一场持续不断、稳步发展的改革，经常被研究者或者改革者称为“革命”。比如，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都把自己的改革称作革命⁽⁴⁴⁾，摩尔在论述日本、德意志改革时，则干脆用“来自上层的革命”来替代改革这一个概念。⁽⁴⁵⁾这样的称呼，绝非是要切换概念，混淆视听。而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场伟大的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变革——实质上就如革命一般——巨大而深远，以至于改革者和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改革”这个相对平和的用语，而宁愿采用“改革就是革命”的说法。尤其对改革者而言，这意味着改革是需要革命的勇气和胆识，是需要突破旧体制的重重阻力，解放思想、革故鼎新。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确实与革命有相似之处。

（2）改革能够保持社会稳定和权威的持续性。

权威、稳定和秩序，是改革者一直强调的主题，也是改革者认为革新取得成功的前提和基础。而事实上，改革并不像革命那样，要求发生政治更替，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暴力夺权，所以改革能够保障社会稳定和权威的持续性。毋宁说，改革者甚至是以改革这种方式，来继续巩固其统治，增强其权威，提升其统治基础。而这一点，比起革命所带来的动荡和内乱，显然是改革的一个独特的好处。

（3）改革的代价相对低廉。

改革并不需要发生政权的移转而导致内战，改革也不至于将社会分裂为截然敌对的两个阵营，从而避免了血腥的战争和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改革的变革幅度较小，不会像革命那样在短时期内对变革对象造成致命打击，甚至是毁灭对方。相反，改革者总要考虑维持稳定，在发展与稳定之间保持平衡，这种发展（变革）与稳定的辩证法，使改革通常只能在逐步的调适中前进，因而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少。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改革如能有效避免革命，那么还可以让其有苟延残喘的机会，以应付来自内外的压力，延缓被殖民化过程和保持国家统一。

（4）改革比革命的风险较低。

革命试图在较短时期内推动大幅度的社会变革。而改革（尤其是渐进式的改革）则给予改革者和改革对象留下协商、妥协的余地，以避免激发各方激烈反应。从改革的进程上来说，改革也能采取“试错”的方式，逐步进行自我调适，将变革的风险控制至可以容忍的范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没有风险。事实上，改革者不恰当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最终失去政权；也可能让保守派上台，反而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无论如何，改革还是给社会和改革者留下更多的空间，这仍比革命的风险来得低些。

（六）改革的不足

从理想的层面来看，改革似乎是最优的社会变革方式——既可以收到革命的功效，又能避免革命的暴虐性、破坏性和高风险。但是，实践中存在的各种困难使改革事实上成为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冒险”。这在于：

第一，改革者道路艰险。

改革必须对保守和革命两个方面同时作战；改革者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非简单地煽动对立，激发矛盾；他还要擅长于分析各种事件的轻重缓急，并给予相应的处理⁽⁴⁶⁾。改革者必须在热情希望变革的民众、社会与顽固却强有力的保守派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并牢牢掌握住政权。否则，一不小心，改革就会功败垂成，改革者也会功败名裂，社会反而趋向保守，或转向革命。⁽⁴⁷⁾

第二，改革的结局可能更差。

如摩尔认为，德日改革是不彻底的社会变革，“它们既要实现现代化，又不愿改变社会结构。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军国主义……”⁽⁴⁸⁾这在于改革要把上层阶级团结起来，要维护原有的土地所有阶级的利益，不愿触动整个农业和农村的根本变革，唯有通过强制性的高度集权的政府力量来推动工业化。这种格局只有在紧张的国际局面才能维系，为此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土壤。

第三，改革的困难还在于统治者动力不足的问题。

大凡统治阶级决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改革也要尽力维护其统治权及旧体系，这使得改革或者停留于表面，或者只是局部变革，用于迷惑社会而已。也由于这个原因，相当程度上，对涉及统治者核心利益的改革呼吁，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无法真正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和真心聆听。这些使得改革本身从来都很少是“哲学王”的自觉主动行为；相反，更多是来自于反复、频繁的社会压力（甚至是暴力性）的被动消极反应。而这种压力的积累，经常会成为暴力革命的前奏。统治者在这种环境下被动改革，如果因应失措，通常不能替代革命，反而会催生了革命。⁽⁴⁹⁾

第四，成功的改革依赖于某种特殊的环境和人物。

这是由改革的困难所决定的。成功的改革需要各种有利条件的风云际会，如朝野双方的默契配合、相当平和的国际环境、紧迫的国内压力和适度宽松的政治环境，等等。尤为难得的是，改革需要一个英明而有威信的统治者或统治团体，以及一个恰当的改革战略。而这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在亨廷顿回顾的诸多改革中，唯一值得其作为成功典型来描述的也只有土耳其的基马尔改革。而其他的，诸如光绪、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⁵⁰⁾

对改革这样的一个判断，绝非危言耸听。这完全可以从改革的实践得到印证：许多改革中途而废（如清末改革），从而催生了革命；许多改革政息人亡，改革者失去了政权，身败名裂（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些改革（如德日意改革）功绩彪炳，但是却被指责是不彻底的、带着旧制度尾巴的变革，成为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的肇因；而一些渐进式的改革，也在改革的中后期面临着分配不公、道德失范、权贵化倾向等挑战，其体制中的深层问题无可规避。总之，理想的改革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