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与改革都呼唤人才制度的变革

□  周兼明

5月以来，中央政府派出11个督查组前往18个省份和35个部门，确保政令得到落实。7月上旬的国务院常务会，李克强总理听取了对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落实督查情况的汇报后，再度批评了官员的不作为现象：“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这样的干部应该追责！”过去的一年，李克强已多次批评一些地方官员的懒政怠政。

无须讳言，怠政懒政确有蔓延之势，要准确找到解药，就需弄清病因。官员的懒政原因可能各种各样，但细究起来，无非以下几种：

一是当下仍处在政策调整期，一些官员对于社会未来、政策前景和政府形态仍缺乏明晰的判断。改革30多年，多以GDP来考察地方官员业绩，已形成了官员固化的工作关系与模式，一旦简政放权、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有些官员难免不适应出现迷茫。就像改革之初，有些官员不适应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发展”的转型一样。在一种新的政府运作模式还未完全成熟的状况下，有些官员的不作为可能属于“不知如何为”，等待、观望成为这部分官员的真实心理。

二是反腐利剑高悬，从一个短时期看，似乎是对官员的惩戒机制多，激励机制少。也就是说，目前对官员的选拔任用，仍缺乏党内竞争与科学择优的评价与管理机制，那些有改革激情与能力的，没有“能上”的通道；而那些适应不了深化改革的，也缺少“能下”的通道。目前对官员的考评仍以层级管理为主，只要官员在上级眼中是合格的，下级或民众再不满，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要一个高级别的官员不作为，带动的往往是一个系统的官员的不作为。还有一些官员，原本是有理想与抱负的，但可能并未受到选拔重用，于是一蹶不振，也成了懒政中的一员。

三、当然也不排除有一部分官员，有过贪污腐败的历史，如今反腐风声这么紧，生怕干事多了得罪人，或引人注意，所以把“不出事”作为工作最高目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能平安地“船到码头车到站”，就算万事大吉。

如果说腐败是国家和社会的肿瘤，官员懒政怠政则属血液病。懒怠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在地方官员体系任其蔓延，上下不能同心，越来越多的中下级官员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这对急于扭转官场政治生态、建设法治中国的新一届中央政府来说，无疑是隐性的执政危机。

对此，中共高层显然也有清醒认知。中央政治局6月下旬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和《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就是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

无论是思想的解放、市场的解放，还是体制的改革与解放，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解放，人是改革的第一对象，也是改革的第一资源，更是改革与一切创新行动及思想的源头。只有改革过去的人才选拔制度，才能确保反腐与改革的各项措施，真正得到落实与推进。而获得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是能够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这其中，落实与推进“能上能下”机制，是干部管理与人才任用制度改革的核心。“能上能下”等于回答了两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要任用，什么样的人需淘汰。打破的不只是官场旧规则，还会重建一种新的政治生态。要让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不流于形式，重要的是细化“上与下”的规则和标准，有明确的量化尺度与切实可行的标准就好操作了。

目前，中央虽已建立了一定的巡视与督查制度，但督查难免会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此，引入第三方评价，放开社会监督，都极为重要。只有让媒体、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参与到公共治理中，才能弥补政府自我监管的各种缺失与裂缝，形成一个科学、完备的干部任用与淘汰制度。

治理尸位素餐关键还要有绩效奖励与问责制。这就需要政府建立公开、科学、透明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让人大、纪委及整个社会公众都作为政府行为和结果评判的反馈系统。一方面要有明晰的奖励与提拔机制，为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公务员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这是培养良好官场生态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程序，除了常规评价外，还需明确人大问责和公民法律问责的启动程序，从提案、调查、申辩、审议、决定到执行，都应有相应的程序保障，真正实现宪法赋予人大和民众对政府官员的问询、质询、罢免与弹劾权。今年初，最高法首次通报了行政不作为的十大案例，这些案例就属于民众通过法律程序向不作为的行政机构问责，由各级法院通过行政审判提供司法监督，相关政府部门因未及时作为而被判败诉。这种公民法律问责，对治理与警示行政机关的懒政怠政行为也很有效果。

可见，反腐与全面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都在于能否在公共权力部门实现对人才的真实评价与平等竞争机制，并保证社会与公众的参与。只有当改革与反腐成为所有立志于改革者共同推动与践行的公共事业，而不只是少数人的理念时，这两项大业才有成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