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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时间:2022-09-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和谐发展的视野下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是对和谐的政治解读。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主要是指人类不断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超越制度和文化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交流、对话、协调和沟通的过程和趋势。尽管全球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由于经济与政治两者密不可分,因此全球化也必然通过国际政治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意味着全球化对我国和谐社会建构中的政治文明建设必然带来机遇和挑战。

一、全球化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带来的机遇

在我国现阶段,明确提出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品格和追求,而且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格局新变化的积极回应。全球化是科学认识、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视角。在和谐发展的视野下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无疑是对和谐的政治解读。

(一)全球化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外部动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动力机制,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除了内在的政府推动以外,全球化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外部动力。全球化以其在经济领域的强力推进,对参与进来的每一个国家在政治上提出了要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促使我国必须改革现有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各项民主制度,建立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法律法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举措表明我国更进一步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有权力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社会权力逐渐增强,社会自治组织及“第三部门”的兴起,这些都将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强大外部动力。

(二)全球化促进政治文明主体政治意识的增强

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具体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观念与政治取向。全球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公众政治意识的增强。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确立,市场经济内涵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并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等,这些因素推动了政治主体政治意识的觉醒,促进了政治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全球化虽然肇始于经济领域,但已远远超越了物质层面而涉及政治、文化等层面,所以全球化使西方国家政治领域内先进的制度设计、价值理念得以广泛传播。全球化所倡导的开放、多元化发展的世界文化,加速瓦解了我国政治文化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的一面,使人们的政治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产生的开放的政治心态、民主的政治观念、振兴民族的政治认同、参政议政的政治欲望以及对各自政治文化的反省等,都有利于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三)全球化促进政治制度民主化和法制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核心,这种文明的价值取向就是民主化、法制化水平的逐步提升。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中外文明的相互碰撞、相互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吸收、借鉴他国的文明,使我国的政治制度逐步趋向合理、文明,更加人性化,更加与国际接轨,所以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我国政治制度更加民主化、法制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四)全球化有利于树立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世界眼光

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可分割。一方面,一个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吸收、借鉴别的民族的东西,逐步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它也必然会通过向世界展示自身更多的特色,使之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更充分的发展,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全球化给各国政治文明建设带来了更多的新的共同课题,随着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各国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的协调、广泛合作,而不是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其中各国政府之间的政治协调尤为重要。因此,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只有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才能准确把握世界政治的发展大势,紧紧跟随世界政治文明的前进潮流,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境界。

二、全球化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挑战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在于它们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利用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无国界行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试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安全、国家主权独立以及政治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要按其制度框架约束和要求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体制,这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内制度安排与国际制度安排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而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相当反差,资本主义全球化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政治风险的防范机制和管理体制相对薄弱,这对我们在参与建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竞争中如何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驾驭国际风云变幻的宏观控制能力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有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大国坚持冷战思维模式,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人为地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利用各种手段歪曲和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些都将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8]

(一)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波动和利益结构的分化

政治和社会稳定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赖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全球化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系数大大降低,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国际传染不可避免,经济上的灾难更容易扩大,处理不好,将会严重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稳定。此外,加入世贸组织在刺激国内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也给民族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压力。我国的传统工业、民族企业面临着结构重组、裁员下岗、处于破产边缘等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必会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全球化的发展也加速了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结构呈现高速度、大规模的变化,利益结构出现了分化,产生了一些新兴阶层、边缘阶层、交叉阶层、过渡阶层等。由此带来了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觉醒,必然使其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愿望增强,而在目前政治吸纳机制和政治沟通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这种迅速增强的政治参与倾向会带来参与的膨胀,形成一些非制度化、非程序化的政治参与现象。同时,社会急剧转型也使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相对减弱,某些阶层的利益的受损,某些阶层会利用社会转型期各种法律机制的不健全获取“不当利益”,造成了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冲突和利益摩擦。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也会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进而影响到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9]

(二)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我国政治文明产生的负面影响

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联系。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维护、论证统治阶级政权存在的合理性,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实现政权的转移。在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经济扩张的是西方的强势文化及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宣传。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西化”、“分化”以及“和平演变”的图谋直接锁定在中国,利用其强大的技术资源优势,凭借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推行文化霸权,传播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制作和生产,当今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使得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影响着我国民众对本国政治制度及其政治领导的评判标准,影响着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全球化的发展使超越国界的普遍政治价值的存在已经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公理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这要求我国的政治系统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不回应或回应得慢或回应得不好,都会带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不仅得到了经济上的实惠,也享受到了政治进步带来的利益。但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下,某些人渐渐对政府和现存政治制度的不满增强,对我国政治文化的认同感降低。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现实政治发展水平低,民主化、法制化程度低;政治运行机制、运行程序不规范、不健全等;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的政治评价标准不再是基于纵向比较,更多的是横向比较,而这种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主理念,国外的一些政治运作机制、程序也受到国内民众的重视,所以全球化的冲击与国内的政治现实形成强烈对比,这就要求我国的政治文化、政治理念也要进行深层次的变化。而这种变化需要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方文化中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霸权色彩的冲击将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国家主权相对弱化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出新课题

16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布丹第一个提出国家主权学说,随着国际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其内涵和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主权由最初的政治和安全上的独立权、平等权,扩展到经济领域并有了经济主权的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主权延伸到文化领域被广泛使用。国家主权泛指国家维护本民族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由此,国家主权发展成为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体系庞杂、内容繁多的新概念。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泛化,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和挑战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所作的政治决策和所发生的政治行为会迅速地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并会相应地引起世界性反响。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安全存在着国际社会强行干预的风险,一些全球性政治机构、国际组织制约着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有其合理性的新的国际权力体系与机制正在形成,从而增大了国际社会干涉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这种规范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它使制止严重侵犯人权和人类安全的国际干预具有合法性。”[10]另外,一些国际性问题的出现,如核扩散、贩毒、艾滋病、环境保护等问题,在现有的民族国家框架内是无法建立应付这些全球性危机的控制机制的,从而使国际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扩展、加强,并为外在力量干涉国家主权创造了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在全球范围内施展政治支配力和影响力,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宣扬所谓“主权过时论”、“主权有限论”、“主权消解论”等,使一些主权国家难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事务。对此,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现实情况,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明建设路径

全球化把开放的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发展轨道。中国的政治文明在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程序设计、行为规则等方面,可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

(一)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涵

根据中国特有的国情,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性和基本成果,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建设最关键的特殊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政治文明的方向。离开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发展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甚至会造成政治上的无序和混乱。二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实质,是现代政治文明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本质的要求。三是坚持依法治国,这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顺利实施的基本途径,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重要的环节。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主体结构,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三位一体”原则。

(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大地,体现中国特色

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必须合乎本国的国情,不能把某一种特定的民主制度模式作为判别是否民主或者民主成熟水平的标准,更不能把它当作政治实践中必须完全效仿的样本,这与政治文明间的相互借鉴是根本不同的。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最主要的是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坚定不移地走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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