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化是指各国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相互影响，并呈现出趋同性的过程。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是其核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需要统一的国际规则来保证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家间共同制定并遵守统一的国际规则，这些共同国际规则涉及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全球化的权威定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所给出的，报告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它的带动和影响下，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都相互影响，趋同化现象非常明显。这场影响深远的世界变革，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中国也不例外。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和人民带来有益影响，但也带来了负面冲击。全球化对国际法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它冲击着国家主权，导致相关国际原则、规则和制度的重新修订；它加速了各种国际法思想和观念的碰撞，并相互吸收融合。典型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与资本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冲突与碰撞，而当下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主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求变革国际法规则，增添中国元素，这直接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西方国家在国际法的制定中仍霸占着话语权，如何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改变西方国家在国际法领域中的一方独大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所面临的新挑战。因此，我们应以全球化为背景，结合当今国际情势，深入分析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国际法思想理论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促进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法的制定，解决相关国际争端等方面提供国际法理论支撑具有重大意义。

5．3．1　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的机遇

当下，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促使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给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从全球化过程中体现出的特点和趋势来看，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激发了人们研究热情，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带来了机遇。列宁曾指出，时间的推移和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15]自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以来，跨国商品流通已成常态，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这些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中已有分析。例如，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从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国际性的了，他们说：“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6]再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资本过剩，必然要输出资本，从而使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连为一体，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往往结成联盟来争夺世界资本市场。从当下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及特点来看，全球资本流动规模增加，形式更加多样化，造成各国金融市场相互联系并相互依赖。一旦一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很快就会就蔓延到其他国家。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现在正在蔓延的欧债危机就是明证。另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都能从国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际法）的理论中找到源头；每一次国际争端的背后基本上都有国际经济利益的背影。可见，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中的这些科学论断，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及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契合的。这就促使国内外学者们更加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工作。在本书序言中所列举的国内外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研究的众多著作和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都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进行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总之，从经济全球化进程及特点来看，仍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所预测的轨迹和范围，彰显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科学性，促使其被重新审视和研究，从而为其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第二，全球化增强了中国的软硬实力，要求在国际法规则的制定中更好地体现中国意志，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球化的浪潮袭来之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果断地投入其中，从所谓的“体系外国家”进入到“体系内国家”，抓住了发展机遇，促使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增强了中国的软硬实力。目前，我国在经济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我国迫切需要在国际法规则的制定中体现我国意志。而在国际法的制定中，利益和观念^[17]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利益是指各国在协调意志创制国际法时，是以各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基础，是一个利益分配过程，而观念主要是指一国在创制国际法时，所提出的价值判断是否能够被接受。简而言之，创制国际法主要是各国软硬实力博弈的结果。徐崇利教授认为：“一国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一国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国际形象和外交方针等方面的示范力、吸引力和说服力。而硬实力则是以一国的军事、经济和科技等物质力量为主要内容。从软硬实力的内涵来看，与硬实力相对应的主要是国际法的利益之维度，即硬实力直接影响各国间利益的分配；与软实力相联系的则主要是国际法的观念之维度，即软实力直接影响国际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判断。”^[18]打破当下西方国家国际法创制的把持权，是我国经济发展及软硬实力增强的必然要求，而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法创制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为指导，这就要求我们要以经济全球化为视野，与时俱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以便为我国参与国际法的创制提供理论支撑，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

第三，全球化导致了新型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和平发展观，从而为其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如前文所述，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国际经济格局，参与全球化的各国间经济利益被捆绑在一起，共同利益增多；表现在国际政治领域，随着各国经济联系加强，对各国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特别是经济强国之间政治上更加密切，虽然冲突依然存在，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政治决策的主要依据。在这种新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以人道主义、人权为借口和手段，强迫他国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受到了诸多国家的抵制和反抗，从而导致冲突不断，这种附条件的经济交往与和平发展的国际共识是相悖的。当今，国际社会急需一种全新的能够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更加契合的国际法理念来适应这种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恰恰能够填补这一空白。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指导下，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新国际法理念，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不附加任何条件，能够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新型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我们应加大对和谐世界国际法理念的研究和运用，同时对外应加大宣传，以便增加国际法中的马克思主义元素，更好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

第四，全球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传媒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新型舞台，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新机遇。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传媒方式使信息传播更加便捷。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国际法思想能够通过互联网被迅速传播，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认知，为中外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提供了新型平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工作，并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大力宣传我国对外政策，传播我国和平崛起等国际法思想理念，为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加快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全球化的进程，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被迅速传播，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通过互联网这个信息化传媒方式，我国政府和学者也可了解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积累素材，进而能够更加以全球视角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传媒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新型舞台，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新机遇。

5．3．2　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的挑战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第一，全球化加快了国际资本流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往往都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如何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提出更能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国际法思想理念，保证社会主义不变色，又能更好地参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目前，在全球化过程中，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过程，国际资本流动加快，虽然国际资本本身并没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但资本输出国却伴随着资本输出时刻输出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他们要求资本输入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灌输他们的“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强迫资本输入国接受，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用他们老套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国际法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行不通了，具有极大的狭隘性。因此，提出新的能够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思想和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心声，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之所以能够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是由于其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契合了时代发展的主题，且带有普适性。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获得了高速发展，而无产阶级却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因此，号召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无疑适用了时代的主题。再如，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和平思想，提出了具有普适性的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适用了契合了时代主题，从而发展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另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就连美国在和中国缔结的建交公报中，都重申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无疑也契合了时代主题，并发展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当下，全球化已经向纵深发展，如何进一步研究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思想和理念，保证社会主义不变色，取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第二，全球化加大了国家间实力差距，两极分化明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已制定好的国际法规则进行牟利，如何改变现行的国际法规则，提出具有普适性的新国际法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性的剥削，并利用剥削所获得的物质财富进行自我调节、改良以及缓和社会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贫穷，2006年11月，联合国发表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贫富差别仍在扩大，无论在国与国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都是如此……摆在人类发展面前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消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极端不平等。^[19]在全球化过程中，之所以两极分化明显，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利用的国际规则是他们所制定的国际规则，进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这些由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制定的国际法规则，已经越来越阻碍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应该享受的全球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因此，改变这些国际法规则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共识。作为新兴的经济大国，中国是遵守西方国家已经制定好的国际规则，还是提出具有普适性的新国际法思想，改变目前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垄断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中必须面临的现实挑战。从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法思想，通过广泛宣传，并经过实践检验，逐步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究其原因，就是列宁所提出的国际法思想，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普适性。再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中的一些内容，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也是因为这些思想契合了时代主题，是对时代主题的鲜明回应。作为对全球化的回应，中国必须提出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法思想，这些国际法思想，如何结合全球化的特征，如何能够缩小两极分化，这不仅是在现实情况下，我国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迫切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巨大挑战之一。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并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变得更加尖锐，却有缓和的迹象，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中的某些内容的质疑，如何与时俱进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相关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之一。从现实情况来看，全球化并没有加剧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反，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得到了缓和，这对以阶级分析法为立足点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提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诸多内容，都是以阶级分析法为立足点分析获得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具有阶级性，因为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间的关系，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因此，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从而为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国际合法性基础。列宁也秉承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思想，为无产阶级进行世界暴力革命提供了国际法理论支撑。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加剧，而且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如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人民资本主义，充分考虑保障职工的利益，采取入股等多种措施，建立和完善了现代企业制度，使原来的无产阶级也加入到“资本家”行列，缓和了阶级矛盾。另外，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对他国投资等形式，资产阶级通过金融资本对他国工人阶级也进行剥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通过对跨国企业的股权分红等形式也间接剥削另一国工人阶级。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得到了缓和。此外，国际法是各国意志协调的产物，既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意志，总体上国际法的阶级性特点体现得并不明显。这些情况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中的一些内容的质疑，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国际经济政治等情势的分析，与时俱进地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进行诠释，重新树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信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如江泽民所言：“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到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20]

第四，目前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把持了国际法的制定、执行和解释权，刻意运用文化霸权丑化我国，但因软实力和语言等方面的限制，国际法中的中国意志体现得不够，西方国家时刻排斥中国思想，这给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的发展和传播带来了挑战。如前文所述，目前全球化主导力量依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中国从所谓的“体系外国家”成为“体系内国家”，但在国际规则、原则和制度的制定过程中，由于软实力的限制，我国的发言权较少，这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更好发展和传播带来了挑战。全球化的确使中国的国际经济实力大幅增强，硬实力得到了充分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的软实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如何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同，包括对中国的价值观念、外交政策以及文化观念等的认可，需要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另外，“与西方国家相比，软实力的不足使中国难以从观念的维度有效地影响国际法。诸如，西方国家标榜民主、自由等为普世的价值观，敌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制度；虽然中国的人权事业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在国际人权法律领域，仍然成为西方国家责难和攻击的对象；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见证了中国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的巨大成功，但是依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观，中国仍算不上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加剧了中国在国际经济法律领域（如反倾销、反补贴等）所受的各种不公平待遇；虽然中国拥有‘和谐世界’等文化传统以及长期致力于树立和平外交的形象，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抱守大国崛起必然导致冲突乃至战争的旧思维，拒绝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以至在‘中国威胁论’等思潮的左右下，对中国开展的对外活动设置诸多制度和法律上的障碍，如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以及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买卖等。”^[21]这些因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和传播设置了障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思想发展所必须正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