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81—前411年)是智者学派的奠基人，其学说富有人文精神，强调以人为中心，写过《论政制》和《论真理》等著作，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三条残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该条残简是从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摘录的。第欧根尼也重述过，根据柏拉图的解释，该条是阐述认识问题的。按柏拉图的解释，普罗泰戈拉这一命题的意思是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81]。譬如刮同样的风，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不冷。这就是说，风对于每一个人呈现出一个样子，“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82]。柏拉图认为，普罗泰戈拉是把事物对他的“呈现”与他对事物的“感觉”当成一回事，“事物之呈现也可以说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感觉之中，就是像他感觉到事物的样子”[83]。这就是说，事物的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他所感觉到的那个样子。按照柏拉图的这种解释，普罗泰戈拉的这一命题无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后人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此为据的。
首先，这里有一个疑问，柏拉图对该条理解的语境与普罗泰戈拉论述这段话的语境一致吗?难道柏拉图没有歪曲?这要查明该段话究竟出自普罗泰戈拉何篇著作，是一部著作的结论还是前提?是在何种语境下，针对什么问题而言的?资料没有充分地显示，柏拉图也只是说“在一部著作的某处”。设想该段话出现在普罗泰戈拉的《论政制》的著作中或者是在政治的语境中，那么，该段话的人文精神或者对政治的人文关怀精神就很自然。如果我们从政治哲学发展的线索和智者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来看，从人文和社会政治的语境上来理解该段话，这也基本符合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政治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起码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是一个不能被证伪的选择。由此，该段话的人文精神或者对政治的人文关怀精神就更加凸现了。荷马、赫西俄德坚持从神所创造的人的身体构造来解释人的性格差异和社会习俗。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则利用自然原理来解释社会伦理和政治规范。到智者这里，真正实现了从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认识。因此，智者们所实现的这一转折完全可以作为理解智者思想和言论的基本出发点或宏观语境。事实上，当普罗泰戈拉第一次把人所处的环境区分为自然与社会，特别关注社会环境对人的意义，把社会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并加以研究时，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要从“存在”的社会性来理解万物，理解存在，来区分存在与非存在的问题。许多学者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波普指出，“社会科学的开端至少应追溯到普罗泰戈拉的诞生”，因为“他认识到有必要区分人类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环境，即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84]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常把智者运动“教人成为良好公民的政治的艺术”看做是希腊古典政治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想及其价值)的启蒙宣传。在西方哲学史上，将智者运动看作是从自然哲学转向人的哲学的开端，转向获得实践生活的技能的启蒙教育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时期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科学和有益于人类美德的问题”[85]。文德尔班认为，以智者为标志，希腊哲学和科学“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力”[86]。总之，伴随着智者运动，以政治生活为基本观照对象的政治哲学应运而生了。
其次，如果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智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对存在的理解首先需要理解或分析的不是“人”而是“存在物”，只有指明了普罗泰戈拉所讲的“存在物”的本质，“人”的问题才能解决。事实上，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关于存在的观点。在智者学派这里，沿着早期自然哲学对“存在”理解的逻辑，把对存在的理解推向了至高点，也使得对存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前苏格拉底哲学是“存在历史”的“第一开端”，他们用存在的思维性去超越神话观念中的存在的想象性。在这以后“存在”真正地进入到了形而上学领域或形而上学的时代，由此可见，尺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的语境中首先是一个本体问题。如果我们首先分析人，并且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可能恰恰落入柏拉图精心设计的陷阱。在古希腊哲学中“存在论”是研究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或是之为是的学问，是作为本原的“是”或是自身即是者何以为是或是什么的学问，因此，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是者”何以是的尺度，也是不是者何以不是的尺度。人在这里便成了区分“是者”与“不是者”的尺度。在这里，人被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成为本体和本原了。始基或本质的概念起于泰勒斯。当这一概念提出时，就已提出了一个变化物与不变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提出了“是”本身何以是的问题，“是”的含义或具有什么规定与特征也是哲学家们极力关注的。是者具体是什么或是者的一般规定既有分离性，又有联系性，也产生了“是者”是具体的，还是普遍的分歧。在赫拉克利特思想中，流变事物或变化的事物由于与本质不是完全的一致，因此，它不是“是者”而是“不是者”。逻各斯是一个“是者”，只能思想、智慧相一致，而感情不可能把握它。在巴门尼德的哲学中，把世界中的不变物与变化物加以绝对的分割，把变化物理解为“不是”者，不变物理解为“是者”，也坚持不变物为思想所把握，而变化物为感性所反映。到了普罗泰戈拉这里，“是者”与“不是者”的本质规定，区分“是者”与“不是者”的标准，何物才是“是者”这三个问题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在普罗泰戈拉这里变化物才是是者存在的前提，甚至可以说，变化物才是“是者”，因为，没有变化就说不一致，一致的存在本质就包含历时性的变化，唯有变化物才有一致性问题，由此，唯有人的感觉才是能认识变化，变化的事物存在于社会中，因此，社会或人类中的事物才是存在物。
根据上述分析，当普罗泰戈拉实现了哲学的转向后，在自然与社会的区分上，确定了社会为“是者”的思想，起码明晰社会也是一个“是者”，在社会中也存在“非是者”。因此，起码就社会中的是者与非是者而言，人是区分的标准。那么用人的什么来做区分，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搞清一个问题，才能说明普罗泰戈拉的“人”究竟是个人还是整体。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普罗泰戈拉表现出在用人的感觉和用人的德行作为“是者”的评价尺度的截然对立。柏拉图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也显示出一定的矛盾性。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用人的感觉为标准来诠释普罗泰戈拉的命题，而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叙述普罗泰戈拉对人类的出现和产生所做的神话解释时，显示出普罗泰戈拉用人的普遍的德性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可见，普罗泰戈拉对人还没有作明确的区分，或者说只是朦胧地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人与普遍的人之间的差异，用人的感觉和用人的德行作为是者与非是者的评价尺度的差异。
因此，当普罗泰戈拉用人的尺度来审视社会政治生活时，从神出发的原则就失去尺度的意义。所以，他认为，把神作为尺度的原则并不是以人出发的原则，因此，这一原则是可疑的。他说:“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像什么东西。有许多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促的。”[87]显然，普罗泰戈拉从可知性上已经把问题排除在是者或存在者之外了。那些与人相关的可知的事物就属于“是者”的范畴了。在这些是者的范畴中，道德、法律、正义、理性、感觉、经验，都属于以人为尺度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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