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的政治化

2.2.2　人类生活的政治化

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起关于抚养权的诉讼案：一对长期没有生育的夫妇通过订立协议，采用人工授精的办法借用另一个女人的肚子为他们生养了一个孩子，但是孩子出生后，其生养者与孩子产生了感情，不愿履行协议将孩子交给那对夫妇，从而引发了诉讼。这本来是一个生育问题，至多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但是，当人们去思考那位实际生育小孩的妇女的肚子究竟是一种生育工具，还是她自身作为一个人的权利的一部分时，原先表面上看是金钱交易、医学争论、道德探讨的“非政治”问题，一下子就成为美国的人权问题了，就转变为严肃的政治问题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把军事战争、阶级斗争、起义政变等比较直接的、显露的现象算做政治，仿佛只有处于战火的洗礼中，只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才算是过着政治生活。这些的确是政治生活，但却是比较少见的政治生活。而人类实际经历着和参与的大多是间接的、不太显露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逐渐减小，以发展核武器为主要内容的军备竞赛也日益减弱，各国大多致力于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更是“隐身”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后面。但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政治没有了，而是政治日益渗透到经济、宗教、文化之中，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越来越“世俗化”了。从这一意义来说，现在的政治不是少了，而是变得无处不在了。可以说，人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深刻地卷入政治生活的漩涡之中。

另外，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大多带有对抗性、强暴性，甚至血腥恐怖，从而具有某种消极性的话，那么，今天的政治则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发展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源。任何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都会将政治民主化作为重要的社会进步指标；但凡想在经济上变得强大的国家又无一不把政治稳定作为首要条件。当今时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人类生活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现时代的人类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政治，每个国家乃至每一个人都比以往带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

按照日本学者加藤节在《政治与人》一书中的分析，人类生活的政治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1)政治权力能够统治和支配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广泛。在国内方面，由于户籍、税收等制度的作用，每一个人从居住地、家庭构成到职业、收入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公共权力几乎是无所不至的控制。尤其是税收制度，在使现代国家中的“政治化”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近代以来国家必须以对公民征税作为其财政基础，各国宪法一般都把“依法纳税”作为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因此能够逃脱税收体系的公民几乎是不存在的。^[42]

在国际方面，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较大规模的政治活动都会引起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连锁反应。大国基于本国利益所做出的政治决策，也在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国计民生。一个国家出现政局动荡，会引起许多国家的密切关注，进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某些国家甚至还会出面进行一系列的干预。

(2)政治权力渗透到人们生活之中的程度越来越深刻。在现代社会，公共权力管辖的对象越来越广泛，从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到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等，这些人类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要依靠政府才能保障，人们对政治权力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Robert Alan Dahl)所说的：“不论他们的价值观和所关注的是什么，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政治体系的网中，不管他们是否喜欢，甚至是否注意这一事实。”^[43]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就是各国都纷纷把建立“福利”社会作为基本政策。对于政治家来说，“福利国家”的一大隐性功能就是它不断地使公民转变为政治受益者的角色，进而把政治权力对人们生活的渗透合法化，把“政治化”正当化。^[44]由于政治和人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而人们也就不得不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习以为常。

(3)政治的影响力正不断地扩展到政治以外的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众所周知，宗教、科学、艺术、体育等，本来都是一些独立的领域，它们追求各自不同的价值，具有与政治不同的目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权力，它们独立活动的“纯粹性”和“自由性”正在日益丧失。^[45]比如说，国家为了对民众进行广泛的动员而利用宗教的号召力，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而介入科技的研究，对市场原则进行强制性的干预，通过对艺术家们的各种奖励制度进而弘扬所谓的“主旋律”文化，体育则经常被当做宣扬国威的工具而失去了单纯的竞技意义。

总之，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对象，加深对人们生活的渗透程度，并且对其他领域迅速地进行蚕食，因而大概可以算做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