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酋邦城邑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

二、产生酋邦城邑政治的社会经济条件

（一）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物质技术水平的提高

酋邦城邑特别是酋邦盟主都城的产生，使原始社会末期的政治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空前地复杂起来。如果从根基上说，这种上层建筑的变化不过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及其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反映与要求。依据对龙山文化时代考古发掘的资料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五帝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与物质技术提高的情况，已不可同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农业状况同日而语，就是同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相比，也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大变化。其突出表现可以从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化等情况来说明。

首先是铜的发现与使用、石器工具制作技术的精致化与完善化。我国什么时候发现铜并使用铜器？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传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史记·封禅书》），“蚩尤以铜作兵器”（《世本》），至今尚未得到考古文化的确证。不过，从有些资料的分析与推断来看，大致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至少在距今55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不仅发现了铜，而且已经学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开始是红铜）。铜与石相比，不论从质地、性能与工作效率来说，还是从外观式样与精巧程度来说，都是石器所无法比拟的。由于铜的原料较少，辨识铜矿较难又不易开采，而且加工的温度（铜的熔点摄氏1084度）较高，生产技术也比较复杂，所以在发现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铜器基本上没有用于大型生产工具，只是小刀、锥、凿、钻、指环和手镯等一些小器具而已。但是，铜器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日益为我们的祖先所重视，于是社会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成为酋邦城邑区别于纯部落乡村社会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与亮点。石器工具的制作技术已十分高超灵巧，不仅器件通体磨光，而且广泛使用切割法、管钻法等先进方法加工农具，使农具中的石铲向扁薄型方向发展，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有梯形铲、舌形铲和双肩铲；还发明了鹤嘴锄与中耕技术，等等。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在耕作方式上耜耕方法已经普遍推广，有些地方还开始了“犁耕农业”（开始以人力作为牵引的动力）。工具的改进，先进耕作方法的推广，必然促进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产量也相应快速增长。考古发掘的一座三里河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大约处于公元前3000年）的遗存，其中一个巨大的窖穴储满了朽化的粟粒，如果换算成新鲜粟米应该有三四千斤。随着粮食生产的增长，家畜的饲养与粮品的加工业（例如大汶口墓地发现的饮酒杯盏，说明酿酒工艺出现）也日益兴盛起来。由此可见，在酋邦城邑大量出现之前，原始社会财富的存量与增量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着。

其次是手工业生产的发达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如果说当时的石器工具制造还不能脱离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父权家庭，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形式；那么许多日用生活品的生产则逐步出现了手工业生产的专门化趋向。在制陶、制石、制玉、制骨、制木、制象牙等方面，由于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其产品的数量与品种日益增加，技术水平也日益提高。就制陶业来说，以大汶口文化为例，其早期的产品均为手工制作，形具粗糙，火候较低，造型简单，多呈红色。中期（大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产品呈灰色（说明火的温度增高），器类增加，已经采用了轮制技术，出现了薄胎的质地细腻的灰白陶。晚期的大汶口墓葬中陪葬陶器，大多数是采用快轮旋制而成，胎薄、光亮，颜色以灰黑为主。其中代表当时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一种薄胎黑陶高脚杯的生产，为其后的龙山文化中闻名于世的蛋壳黑陶杯的问世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五帝时代”地处今浙江省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2200年），其出土的石器、玉器中的由人力牵引的硕大扁平的石犁量多而精巧，尤其是制玉技术已达到了原始社会最高水平。玉制产品数量多，器形美，大小不一，制作技术十分复杂。其精美的代表性产品之一——玉琮（例如反山12号墓出土一件玉琮，宽17.6厘米，高8.8厘米，重达6.5公斤），被后世誉为“琮王”。^[10]这些精美的手工制品的出现，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如果没有专业人员和专门化的技术，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史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原始手工业在“五帝时代”的长足发展，已经展示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与此同时，经过几千年原始村落、原始初城和城邑的建造，屋宇、宫殿及城堡的建筑技术已经相当高明了。传说在中原地区有鲧作的“三仞之城”，有考古发掘的古河姆渡人于距今六七千年前，用“干栏”式的建筑方法建造的“空中楼阁”——水上或旱地上的竹楼、木楼（以适应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等等。这些高超的建筑技术为建造在惨祸连连的战争中发挥攻防作用的巨大城堡（大邑）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随着物质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产品或原始性的商品交换也日趋发展起来，甚至还出现了远程贸易。

（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与对立强化了政治的整合功能

在我国原始农业的初级阶段即村落文明从发生走向鼎盛的时期，母系氏族大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石。随着犁耕农业的产生与发展，男人很快地就从渔猎劳动转移到农业劳动中来，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由于犁耕的劳动强度大而不适宜于女人，所以劳动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又进一步地加强了男人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地位。同时，手工业制作专门化趋势的加强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与深化，产品交换与远程贸易的开展，以及为掠夺财物而进行的战争的出现，都从不同方面加强了男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氏族社会内部男人势力的崛起，必然带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生产剩余物的逐步产生和积累，私有制开始萌芽。这一切都为母系氏族公社的解体准备了充分条件。社会转型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以妻子随丈夫居住的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产生，家族世系从按母系计算变为按父系继嗣，子承父业的财产私有制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或快或慢地取代原始的财产公有制。私有制的出现必然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可以从墓葬的葬式变化（即将以往母系大家庭同姓男女的合葬式改变成夫妻的合葬式），从墓葬中陪葬的实物的种类、数量与质量上一目了然地观察出来。例如：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期（公元前3500～2800年）的墓葬中，就墓葬的形制反映出的贫富分化现象已很严重了。在墓群中，少数大墓的墓穴面积达到十多平方米，并常见有木质葬具。随葬品多的达60多件，除玉、石、陶器以外，还有精致的象牙雕筒、象牙梳等物件。另一些墓葬中则没有葬具，许多简陋狭小的墓中仅仅只有几件质量低劣的陶器随葬。例如62号墓中仅有一枚獐牙，70号墓中仅见一把石斧，等等。从墓葬中还可以看到政治权力的集中与社会地位的悬殊现象。10号墓中出土的各种精美的玉、石、象牙、骨制品和陶器等不下100多种，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柄墨玉磨制的玉斧和一面用鳄鱼皮蒙制的鼍鼓，前者象征富有华贵，后者象征权力地位。117号墓主是一个未成年的男性，其陪葬品中居然也有一柄玉斧、两个象牙雕筒及玉笄、玉臂等贵重器物和大量陶器，证明死者是一个氏族贵族，说明贵族世袭制已经产生。^[11]大汶口文化的陵阳河遗址中的一座墓葬，墓主为一成年男性，杖钺执旄，腰挂号角，随葬品十分丰富，说明此人生前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军事首领，正好与“五帝时代”南征北战建立酋邦制度的时代吻合。除了氏族——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那些因为种种自然资源禀赋、人员素质差异和历史文化影响等原因，在酋邦之间、酋邦共同政治体之间，其发展也会不平衡，贫富状况也会出现差别，因而也从一个方面助长了兼并战争的继续乃至于扩大。在上述两种情况特别是后一种情况下，政治的整合功能被现实要求凸显出来。而这种政治整合功能的发挥，在我国乃至一切农业部落社会中，又往往同治水与进一步推动原始农业生产的强烈要求统一在一起。从整合的形式与手段是通过战争，因为在当时条件下，战争形式的政治整合几乎是唯一的手段。历史已经证明，战争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增加酋邦的财富（对战败者来说，就是损人折财），已经成为当时迫切的时代主题。

自古以来，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东方文明来说，四大古国（中国、印度、古巴比伦和埃及）的产生无一不是从大河流域开始的，而其发展更是同水利或水患息息相关。凡是民族的命运与水相关的国家与地区，在远古时期的历史起步阶段大都遭遇过“大洪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当代地质科学的发现与研究证明，距今6000～4300年（大约相当于我国的龙山文化时期，正是从黄帝到夏禹的“五帝时代”）之间，由于太阳中黑子数量大量减少，太阳对地球的辐射增强，世界气候处于温热湿润时期，加速了地球上冰雪的融化，促使海平面增高。据中国古地质学的资料估计，当时的海面比现在高出10～15米，今天的华东许多地区还浸泡在海里。由于原始社会的晚期确实出现过世界性的大洪水，因此，在当时和往后的历史中，那些农业民族为了战胜水害而进行的治水活动，不能不成为生产与生活的重大内容。可是，在当时工具极其简陋、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不但个人在水患面前无能为力，就是小小的部落集体也无济于事，只有把人群组织起来、把许多小的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才能提供防御并进而战胜洪水的可靠保证。所以，从酋邦产生的机理上看，远古的部落之间不论以何种手段与方式结成联盟，除了为共同防御或参与战争而联合起来的目的（当时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有利的生存与发展的土地资源和其他比较优越的条件）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为了群策群力地治理水患。千百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的祖先，土地及其他资源条件再好，如果水灾频仍，不但战争的成果无所收益，恐怕最后连胜利者与失败者的身家性命也会一概不保。这就等于说任何胜战都是白费工夫！我国“五帝时代”尤其是其后期尧、舜直到禹的治水活动，可以为这个论断提供充分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