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中的流行取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影响

三、社会文化中的流行取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影响

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的专业课程不同，它不仅仅受其专业知识和专业领域的影响，它是面向社会和面向时代的，社会文化中的流行取向，对学生理解和接受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理念和价值观念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从根本上影响课程的教学实效。

1.当代社会文化中的流行取向

立足当代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了解其中的流行趋势或取向，能更好地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因为当代大学生不会刻意去关注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文化中的流行倾向或走势。因而影响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是这种流行取向，而不是那些被界定为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东西。

(1)时尚化。

对创新的追求。由于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它为新事物提供了交换和销售的市场;由于技术手段的变革，它为创造越来越多的新事物提供了可能性;在文化与市场的接轨中，对新颖和独创的追求，对新的表现形式和轰动效果的追求，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主导性倾向。成为“先锋”是社会文化获得发展活力和吸引青年受众的一面“旗帜”，相应地，青年受众虽然存在着无法马上消化新事物的困难，但只要标明是“先锋”的，都会引起他们的注目，并会使他们趋之若鹜。

在西方，给文化的发展走向创新取向提供哲学支撑的可以说有众多的哲学家。西方传统思想中注重理性、规则和秩序，创新并不是它主要的取向。随着西方进入资本主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人们的欲望被激发，欲望得以满足后的兴奋和愉悦被传播和感染，造成了人们对新事物的欲求。传统注重理性的哲学思想，无法给这种现象作出回应，而早期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它需要的哲学思想。叔本华发明的“意志”，尼采提出了“权力意志”，二者都是想通过“力量”给冷静、规则的秩序世界注入活力，注入一种撕裂它的力量。柏格森更是直接将他的世界界定为运动变化的世界，“绵延”在他那就是生成、变化和创造本身，他的《创造进化论》唤起了多少青年人，达官贵人，乃至贵妇们。

在文化中对创新的追求，表现在人们对时尚的追捧上。人们在商店里买衣服，不是因为他的衣服破了，而是因为它过时了，不是现在流行的款式了，因为它不时尚了。因此，时尚本质地执著于寻求彻底的创新，“除了新颖之外，一个时尚物品原则上不需要任何其他特殊性质”。⁽⁵⁾这样，人们对时尚的追逐，也就体现为对新事物的渴求上，对变化的需求上。也可以这么说，时尚的存在，源于人们对旧的厌恶、对传统的拒绝。从本质来说仍然在于人们对自己感官需要的满足。

(2)日常生活化和大众化。

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比当代人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研究。传统西方思想更多关注的是超经验的领域，在价值观领域，有上帝为世俗的人提供他如此生活的规范和合法性，在哲学领域，常常有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为世俗世界提供如此这样的理由，他们更多的将眼光投入到那些应然的世界中。

胡塞尔后期经常提到一个哲学范畴“生活世界”，它指“我们正常的实践的生活整个地得以进行了的那个日常的共同世界”，“作为平常人的世界而存在着的这个日常世界，它的生活与一个平常的、在某个平常的经验类型中成为众所周知的事物的领域相关”。⁽⁶⁾这个“生活世界”与专家们构建的数学的、物理的、技术世界相分，并且不能用反思的或理性的方式来解决。阿格妮丝·赫勒写有一本《日常生活》，其中“日常生活是总体的人在其中得以形成的活动”。⁽⁷⁾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是人出生时就面对的一个既定的场所，也是人在其中得以对象化的一个过程。米歇尔·德·塞托指出:“日常生活通过数以千计的方式侵入其他领域来实现对自己的创造。”⁽⁸⁾这些哲学家理论派别不同，主张不一样，对日常生活的解读也不同，但他们都看到了日常生活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文化的日常生活化与大众化，更多的缘于文化走向市场，以及文化成为一种产业，即文化成为一种商品。在传统社会里文化更多的具有表达的象征或道德的含义，它陈述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的理想。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文化更多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告诉人们的更多的是我们是如此这般的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着。它不再以精神或道德的追求为宗旨，而是以呈现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塑造某种高品质的生活样式为归依。因此日常生活既是文化赖以生存的场所和对象，也是它塑造的结果或制造品。文化在这里不再仅仅是观念或理想，它更多的是生产品、制造品，是文化用品。

(3)消费主义。

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源于大众消费的兴起，而大众消费的出现得益于现代社会的三项发明:一是流水作业的采用，使过去的奢侈品能够成为廉价的必需品，如汽车等;二是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的全球化程度，为消费者欲望的满足提供了各种手段和途径;三是分期付款方式的传播，使人们可以花未来的钱，满足自己现在的欲望，进一步刺激了消费的增长。不断消费和高品质生活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合法目的，也为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支撑。

当文化成为文化用品时，也就成为了消费品，文化在这里就如同公园一样，是供人们消遣娱乐的，文化的独立性，以及文化的教育功能在弱化，相应地作为消费品，它的使用价值在突显，即我们会像问这个商品有什么用一样，去追问这种文化用品有什么用，它能满足我们的什么需要。我们看电影不再主要是去受教育的，而是去娱乐或放松和享受的。人们消费的目的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的、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这样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如汽车和别墅代表的是高品质，香奈尔代表的是精致和优雅，旅游代表的是个性和浪漫。由此，文化作为产品，不仅仅具有商品或消费品的意义，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伦佐·罗素所说的:“我们卖的不是产品，我们卖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迪塞概念就是一切。”⁽⁹⁾

因此，社会文化的消费主义倾向会导致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在过去当人们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时会产生一定的负罪感，在现在，当人们欲望未能得到满足时，人们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从而降低自己的自信心。消费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你选择吉利还是宝马，不仅仅体现的是你的消费观念，还体现了一种消费实力，即我有没有能力过得起一种高品质的生活，因此人们被驱赶着走上了一条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路，自觉或是不自觉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有人说我们不能决定商品的生产，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商品消费方式的使用和选择来影响生活，其实在这种强大的广告和媒体的引导下，你不想过这种享乐主义的生活，也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4)游戏化和娱乐化。

随着文化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功能的弱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生活方式的表征。文化的游戏化和娱乐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亚里士多德较早将游戏与闲暇联系在一起，游戏是人们在劳作之余的一种休息和娱乐的方式，游戏与轻松和放松是联系在一起的。维特根斯坦将游戏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突出了语言游戏的“活动”特点:“语言的述说仍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部分。”⁽¹⁰⁾在指出语言游戏没有共同本质，有的只是“家族相似”时，还指出游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遵守规则”，人们是在规则的约束下来进行游戏。伽达默尔在阐释游戏时与前二者的表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有游戏活动都是玩味某物的活动”⁽¹¹⁾，他注意到游戏活动中，游戏者不是主导，主导的是游戏，游戏者必须放弃自己行为的目的，把自己转化到单纯的游戏任务中，才能进入真正的游戏状态。关键的就是这个“玩”，它代表着人们对待事物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无论我们以事物本身的方式看事物，还是以观察主体的方式看事物，我们试图揭示的都是事物本身的真相。然而游戏化的“玩”某物时，情况就不同了，这里首先至少没有了真相一说，有的只是我怎么“玩”，怎么游戏，游戏的方式不同，某物的状态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社会文化的游戏化倾向，在现代不在简单的是一种休闲和娱乐，它从根本上表明人们对待文化的一种态度的转变。人们不再是以一种严肃的、认真的和科学的方式来对待社会文化，也不再注意文化的反映功能、意识形态功能、教育的功能等，人们以一种“玩味”的心态来对待社会文化。如《让子弹飞》不是为了让人们了解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而是让人物处于那样的历史情境下，轰轰烈烈玩那么一场。因此，怎么玩得刺激、潇洒、有创意，是游戏追求的境界。如果这种游戏化的方式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话，意味着人们对待社会文化方式的根本性颠覆。

社会文化的娱乐化取向主要指的是对文化发出的有趣、愉悦和轻松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由社会生活的紧张和压力造成的，压力有多大，人们对轻松和愉悦的要求就会有多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造成人们生活压力增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作压力的增大。在流水线上工人的工作紧张度，那还是有形的。而现代资讯发达的社会中，上司不停地跟你要的销量和创意，所带来的压力常常是无形的。其次，我们的生活是朝向“未来”进行谋划的生活，小时候就开始面对作出各种定向选择的压力:上学要考好分数，进名牌大学;进入社会后面临着各种鉴定评级，竞争的压力空前。其三，随着知识的专门化和市场化，今天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明天也许面临着下岗，终身学习成为必需，然而终身学习也许意味着终身劳累。人们在白天紧张了，忙碌了，在晚上可能“放浪形骸”。因而，在闲暇的时间里追求愉悦、放松、有趣则成为首选。这样，在电影院里坐着的并不一定是影迷，在歌厅里坐着的并不一定是歌迷、在剧院里坐着的并不一定是戏迷，人们选择坐在影院里、剧院里和歌厅里，也许只是想让自己通过这种方式高兴起来、轻松起来而已。

2.流行取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影响

上述社会文化的流行取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影响有的也许是根本性的。

(1)形而上的迷失，具体而言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以及崇高感的幻灭。

在西方传统的社会文化中，总有一种超越性的东西成为人们世俗生活的理由或支撑，或者是西方的宗教，或者是西方人对真理的追求，总之，那种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世界，给人的世俗生活带上了一层理想、崇高或英雄般的光环，人们借此能忍受世俗生活的平凡无奇，生存的压力和煎熬由于意义的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也就不再是那么不堪忍受的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西方的形而上的超越性世界的存在，但我们有明确的理想道德标准和规范，引领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

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进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人们看清了日常生活是自己实现自我的场所和结局时，那曾经笼罩日常生活之上的形而上的光环，突然间显得已经不那么真实了。人们一下子清楚了，自己不过是一个挣扎在日常生活中，受自己的欲望和利益驱动的一个平凡的生命。那些唱着理想和崇高调子生活的人，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有点假，有点不真实、有点不符合人性。人们在面对所谓真实自我的同时，将自己投身于自己的欲望中，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谋取自己正当的利益，才是真实的人的行为。人把自己放置于没有超越意义的日常生活中时，人也就把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炼狱，人们一边享受和沉醉于欲望带给自己的快乐，一边却觉得自己得不到提升，快乐且虚无着是当代人的现状。

其实现代人是需要拯救的。他需要一种神圣的力量，一种至上感，一种超越性，使他免于欲望的轮回，使他无需面对虚无。关键的是那种神圣的、至上的、超越性的东西，不能让他感觉是不真实的，非生命的或非我的。

谁都知道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因为它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支撑的。党中央、国务院为此专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与关心。中央已经注意到全球化条件下，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青年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冲击和影响，尤其关切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为此，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体现了在思想政治教育里的国家意志。然而，学生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的自由选择的向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维护，这种具有国家意志的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顺利转化为学生的自由意志的思想，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学生一方面需要一种神圣的、至上的和具有超越性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排斥那种强制的、外在的、具有国家意志的思想，因为它们已经被标上了“不真实”的标签。因此，如何避免学生陷入市场经济中欲望的轮回和洗礼，使学生内生出一种神圣的、至上的、超越的精神，使国家意志的思想政治与学生自由意志的思想政治合一，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难题。

(2)对时尚的推崇，对创新和多变的追随以及中心的缺失，给思想政治教育中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带来挑战。

古希腊时期的核心观念是存在，它的实质是上帝;中世纪时期上帝的观念取代了存在这个核心;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的概念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体现了最高的价值; 17世纪则建立了自己的观念，自我和个性成为一种绝对的道德要求; 19世纪理性主义的运动丰富多彩，却没有发展出一种综合的核心观念; 19世纪末才出现了生命的概念，并被提高到中心的位置。

然而，在当代，由于对时尚的推崇，运动感和变化感成为人们感知和经验世界的方式，新的形式总是渴望着代替旧的形式，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文化的概念则是建立在多变性的基础之上。”⁽¹²⁾由于世界界限已经被打破，文化艺术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剧，一种戏剧或文化样式，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上演，人们虽然来不及理解和欣赏，但人们选择了去包容和接纳它，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来接受。进入人们的文化视野的“话题”越来越多，人们很难确定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主义”像潮水般涌现，如:未来主义、意象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我们同样也看见，它们未曾灿烂多久，就会成为“明日黄花”，它们很快地成为“过时了”的。所以“没有中心;有的只是边缘”⁽¹³⁾。

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状况中的这种特质，比西方的可能更甚。在西方各种“主义”灿烂的时间虽短，但它毕竟依次灿烂过。而这些“主义”却是同时被介绍进我国，国人对这些“主义”的新奇和眩目，你是可以想象的。感觉中，国人每天都在吃“满汉全席”，其中，消化不良的大有人在。或感觉，国人每天都在试穿新衣，今天试试“未来主义”，明天试试“达达主义”、后天试试“立体主义”，人们忙着试穿新衣，来不及思考和选择哪一种是适合自己的，更遑论去建造自己的主义。

西方的文化发展处于这种“没有中心，只有边缘”的状态，但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却仍然是有一个基本点的，我们只要比较西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点，就会发现，他们虽然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概括所有的文化中心，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他们的思想教育中的基本点:培养国人的公民意识或公民精神。这种公民意识或公民精神，不是国人的最高意识或最高价值，但却是作为国人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如，法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责任公民，使之具备共和国推崇的平等、博爱、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信条，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准，具备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使青年人顺利融入到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中，消除和缓解社会冲突和矛盾，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是法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主要目标”⁽¹⁴⁾。再如，冯增俊在《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一书中提出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责任公民”⁽¹⁵⁾，即学生必须具有美国的“国民精神”，具有民主理念和成熟的民主行为道德。它是通过这种公民意识或公民精神来体现它的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

面对我国文化发展中的“盛宴”状况，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及时提出了“核心价值”体系建立的任务，这是非常关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问题在于，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本身太包罗万象，如先分析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我们在48个学时内，介绍给学生的，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所有知识点，其中还包括少量的实践学时在内，我们希望学生了解一个整体的马克思，这个出发点和期望值是好的，但是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其实，我们并不想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我们只是想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方法。然而，目前我们的研究重心和教育重点，仍然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实质和核心的研究并不多，有也缺乏权威性。这样，学生48学时学下来，除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和知识点，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核心精神是什么这样的意识。48学时结束后，什么也都结束了。因此，核心价值观念不核心的状况，导致核心价值观念无法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得以贯彻和落实。

(3)游戏和娱乐化的对待生活，实质上表现为对严肃和永恒的逃离，会从根本上拒绝思想政治教育。

游戏和娱乐如果单纯停留在休闲和享受这个层面上，本身并不可怕，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作为人，总是要休息和娱乐的，休息和娱乐是人生活的一种权力，尤其在背负着如此重的生存压力的前提下，好好休息，愉快的享受，是人生存下去的一种合理的方式。我们要担心的是那种游戏化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态度。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严肃和永恒的逃离，它会使我们的生存永远飘浮，到达不了深入的处所。

游戏和娱乐与那种由欲望刺激而起的享乐主义不同，后者是对自己欲望的满足，如通过得到一个心仪的商品而感到的满足，它是欲望和感觉层面的快乐。游戏和娱乐是以一种“玩”的方式而进行的一种活动。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游戏者先得放下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角色的人或放弃自我，单纯以游戏者的身份来参与活动。这或许就是游戏的魅力之一，我不是专家、不是教师、不是牧师，也不是父亲、丈夫、儿子，总之我不是一个拥有任何身份的人，我不需要扮演任何一个我在生活和社会工作中需要扮演的那个角色，我就是一个游戏者，我想玩这个游戏，我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让自己被游戏占满，我通过游戏，暂时忘记和放弃了那个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我，那个生活和工作中的我通过游戏而得到彻底的休息。因而，游戏是对工作和生活中的那个自我的放逐。同样游戏者天生就是非反思式的，也是非功能化的。因而，如果游戏和娱乐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它是有利于自我的生存的，如果，游戏和娱乐化状态成为主导的生活方式，那么，它在本质上就是对自我的逃离。它是不利于人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的。

游戏和娱乐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观看”状态。即我不一定要直接参与某种游戏或娱乐，我在“观看”别人游戏和娱乐，如现在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家里看电视，度过他的休闲时光，还有的人选择看表演、看戏剧，有的人选择观看体育比赛来度过他的休闲时光。这种“观看”的状态，使文化越来越具有“视觉文化”的特点。“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¹⁶⁾，贝尔指出这种“视觉文化”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是以反思思维的方式来进行的，而是以戏剧化的方式进行的，它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它没有文字所带来的那种持久性，它枯竭得更快、更迅速。

我不反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游戏和娱乐的方式，辅助思想政治教育的完成，但我深度忧虑那种用游戏和娱乐的方式对待生活和文化的态度，因为，它是从根本上拒绝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