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影响

四、大学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影响

大学自身的诸多因素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诸如大学教育的理念，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倾向，大学教育的发展规划，还有大学校园的软环境等，都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基本内容、地位、方向走势和有效性，发生根本性的影响。下面，仅以大学教育理念的变化，考察分析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1.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时代性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影响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教育目标的深切向往、深度探索与勇于追求的思想认识，大学理念反映的是一个大学应具有的大学观、使命观与职能观的深层次问题，提倡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建设大学的问题。因此，没有一种恒定不变的大学教育理念，大学的教育观念是随时代的变迁而调整，这种调整自然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步伐。

(1)自由教育的大学理念将精神的自由放在首位，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的。

自由教育，“即适于自由人之教育也。所谓自由人者，其意义乃谓人之不因实用目的之顾被迫而取得任何特定的技能者，自由人必能使用其时间于其所认为具有特定的修养价值之任何科目之上”。⁽¹⁷⁾自由教育的兴起是由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被区分为自由人和非自由人，自由教育实际上是针对社会中少数自由人的教育。因为，这些自由人没有衣食住行等的生存压力，所以自由教育不是出于实用与必需的要求，而是为了提升自由人的高尚情操。从这个理念出发，自由教育通过发展理性、提升智慧及道德水平从而实现身心和谐发展为目标并排斥任何实用目的的教育。因而也有学者把西方早期的大学教育称为博雅教育。这种大学教育寻求的是心灵的自由和解放，把教育引向人的精神层面美德的塑造，它排斥两种需要的满足:一是肉体方面需求的满足，二是商业技艺层面需求的满足，这种大学教育，天然具有道德和精神的气质。这种大学教育理念的特点，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相吻合，它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的。

(2)人力资本的职业化大学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被边缘化，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

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的大学理念，其核心是把人作为人力资本来进行培养，这是西方大学教育中一次重要的转型。也是为了适应西方近现代工业化生产需要的结果。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种职业对专业知识的需要也越来越高，对人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培训也就成为必需。再者，近现代社会也没有自由人的存在，自由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消失，针对自由人而进行的博雅教育也就没有了市场。因而，专业教育或专才教育，就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特征。

这种专业教育是以科学知识教育为核心的，它排斥的是人文的自由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是这时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专业教育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工业化和商业文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的，与之相应地，带来了实证主义的真理观和实用主义的功利观等价值观在大学的渗透，并逐渐成为大学的一种主导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人文科学由于不符合实证科学的精密性和确然性的要求，也不具有实用性的特征，被推上了批评的风口浪尖上。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学教育就展开了科学教育与古典人文教育之间的论战。如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在《教育论》中，讨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时，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完美的生活做准备”。而斯宾塞所理解的完美生活又主要是与个人身体健康、生产活动、养育子女相关的内容，因此，他把与个人健康和实际生活有关的科学看做是最有价值的知识，而文学和人文学科是最无价值的知识，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只是一些“花哨摆设”和“虚文华饰”。相应地，在所排列的学校课程中，与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课程排在第一等;与生产活动相关的课程在其次，而关于怎样养育子女的课程;人文课程排在最末等，按照这样的大学教育理念，思想政治教育相应也就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因而，天然地不利于它的成长的。

(3)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相统一的大学教育理念，人文精神的部分回归，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重要影响，但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的比重，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分量。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通识教育本身源于19世纪，当时有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以至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自从20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

关于通识教育尚在研究和讨论之中，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在这三点上有一定的共同性:一是通识教育是对专业教育的一种补充和纠偏。随着对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作为物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陷越深居于中心，成为操纵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工具理性。将工具理性推向极致的结果，造成人类精神生活追求的失落和对生活意义寻求的缺失，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的技术性危机。这样价值理性的重塑和发展就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通识教育以自由精神为内核、以实现自由人为目的、充满浓郁人文气息和深厚人文关怀，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地去顺应人们对教育本位回归的期望、为全人的和谐发展而存在。二是对传统自由教育在现代的延续。J.Dirden认为:“自由教育作为一种含有等级观念的教育思想好像是过时了，但实际上它的精神并没有死亡，现在它以一个中性词汇‘通识教育’而流行。”⁽¹⁸⁾“通识教育实质上是对自由教育和人文传统的继承……general与liberal在本义上是相联系的，它们都在于塑造自由人，旨在使学生的理性获得自由。”⁽¹⁹⁾三是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完人”。自由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成为“自由人”，专业教育目的上使人成为职业化的“专才”，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将人培养成“完人”或“全人”。全人教育寻求人的精神性和物质性的全面发展。全人教育并不贬低物质的重要性，不否认社会存在的价值，但他认为教育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与技能的训练，更应关注人的内在情感体验与人格的全面培养，达到人的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可见，这个“全人”是针对在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下，形成的“单向度的人”而提出来的，在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对“专才”教育的一种纠偏。

在当代大学教育理念中对通识教育理念的强调，对我国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有重大的意义，尤其是通识教育中对价值理性的关注，这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人生价值观的塑造有其共通性。但通识教育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因而，在世界大学教育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它的实效性，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民国期间大学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民国期间，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处于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我国现代的大学教育却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大力发展。并为新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大学教育理念具有的前瞻性。

第一，蔡元培“兼收并包”的大学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东西方文化观念的相较与相融。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也应该在思想的解放上。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讲词中就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积极倡导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大力主张学术研究要遵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及“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治学理念。在蔡元培那里，兼容指的是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而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他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将世界最新的科技成就，引入到大学的教学内容中来。提出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不仅是对本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继承与消化。这种理念，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和消化，提供了大学这块有利的土壤，让其顺利的滋生。另外兼容还指的是对不同的学派的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共容与共存。蔡元培坚持不论学历与派别来遴选名师，聘用了具有激进思想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在中国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为理科学长，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随后引进了文科方面:新派的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沈伊默、高一涵等;守旧的陈汉章、黄侃、辜鸿铭、刘师培;年轻无资历的梁漱溟。理科方面请来了颜任光、李润章、李仲揆、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李石曾、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秦汾等;法科有马寅初、王宠惠、陶孟和等。还盛邀英、美大学者罗素、杜威、葛利普等来北大执教讲学。北大门下，大师荟萃，群星璀璨，不同思想流派不断交锋，学术水平长足进步。北大真正脱胎换骨，跃为中国最高学府。可见，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不在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制定、建设和遵守上，而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创建与发展上，思想的解放与自由是那一时期的核心与主题。

第二，西南联大时期，爱国主义情操和自由民主精神是其首要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办学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时期，而且个人的生命也处于危险的边缘。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在这一时期的大学教育纲领性文件《大学一解》中着重指出:大学师生既要与全国民族共命运，关注现实，又“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²⁰⁾。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南联大师生在昆明建立了一个既关注现实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自足的精神家园，他们在初期的挫败和忧愤中，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意气风发的学子，每一双眼睛都热切地关注着现实、前方的战事、动荡的时局和苦难深重的人民。另外，自由民主的精神是西南联大办学的一贯宗旨。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举办的，在学术精神和学术魂的塑造上，发挥了三校的优良传统。北大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著称，清华以求实科学的精神令人称道，南开以从严求实，活泼创新为世人瞩目。在西南联大艰苦的环境下，联大学术空气自由，百家争鸣，政治空气浓厚，“民主墙”壁报耀眼，是供人呼吸新鲜空气和获得营养的“窗口”。联大草坪的民主集会，经常吸引成千上万要求进步的青年和市民，成为学习天下大事的课堂。正是由于北大的“自由”、清华的“民主”和南开的“活泼”的融汇，西南联大为祖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联大师生担任中国“两院”院士的共170余人，几乎占到院士总数的一半。其中毕业生杨振宁、李政道二人获得诺贝尔奖金，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等4人获得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西南联大可以说是办学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办学硕果累累的时期。

(2)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大学教育理念是专业教育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革命性和专业性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本科教育在国家建设需要的指向下，在学习苏联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形成了“专业教育”的理念与模式。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专业教育”理念的基本特征就是按专业招生、培养、分配，以专业为教学的中心，围绕专业构造课程体系，按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编写教科书，展开教学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教育，走专业教育的模式，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受苏联的影响很深。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意在对通才教育思想进行批判: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什么都会一点儿的一般的共产主义干部。一般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以为是，现在对于我们是枷锁了。我们现在需要五金业、纺织业、燃料业、化学业、农业、运输业、商业、会计以及其他等的布尔什维克专家。我们现在需要整批的成百上千的能在各种各样知识部门里精通一项的布尔什维克专家。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他们在大学教育中选择的这种专业教育模式，无疑会对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理念的选择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另外的原因，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百业待兴，确实如斯大林所说，我们需要五金业、纺织业、燃料业、化学业、农业、运输业、商业、会计以及其他等的专家，大学是培养这些专家的摇篮，由于这种时代的紧迫性，催生了对专业教育模式的认同。而专业教育模式的真正建立，是从对民国期间建立的大学通才教育理念的批判开始的。通才教育被视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办学理念而加以排斥，而主张通才教育的人常常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而被批判。

这个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立足于两点:一是社会主义观念的巩固和加强，二是强调教育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国家和社会服务。革命性和专业性的结合是那时的重要行色。其中，革命的热情和服务的精神可能比专业教育占的比重要大。

(3)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受工业化和大众化的影响，高校大学教育理念走向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整合期。而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处于高度重视的范围，在民间具有边缘化的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增大，高等教育与市场结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建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专业教育”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对向苏联学习而建立起来的“专才”教育理念的批判之声也越来越多，随后，对大学本科教育的改革和探索在不停地进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了通才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等的探索，我国的本科教育，明显地进入了一个深度整合时期。

具体而言，大学本科教育的发展有两个明显的向度:一个向度是将大学本科定位为高等教育中的基础教育。一些研究型大学大多选取了这种本科发展定位。如北京大学认为北大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能够在各个行业起到引领作用的顶尖专业人才，但这个任务需要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共同完成，仅靠本科教育是不够的。本科教育的任务是进行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培养基础知识宽厚、创新意识强烈、具有良好自学和动手能力的通识性人才，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研究生教育阶段的生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科教育主要就是给研究生教育打基础。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也可以成为社会需要的适应面广的复合型人才。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确立本科的基础教育地位，北京大学在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在高年级实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同时进行学习制度的全面改革，实行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另一向度是本科高职，走技术应用型的本科教育。大多地方类本科院校选取了这种向度的发展模式。有学者主张虽然我国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应该以高等专科层次为主，但本科教育阶段也应该存在职业教育，也应该承担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任务。有人甚至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本科教育中，有些就可以看做高等职业教育。如从学科内容看，有的科类偏重技术，或偏重应用;从培养目标看，有些科类也同时培养应用型人才，甚至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这些科类有相当部分的培养目标应该属于技术应用型人才，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培养目标一致。大多地方院校，由于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地方的目的，会主动与地方企业和政府进行订单式合作，为企业和政府输送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改革开放后，大学本科教育的这种发展走势，对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出了挑战的。一方面，从中央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统领青年学生的思想，不愿意失去意识形态这块主战场，相应地认为，在条件和形势都非常复杂的今天，用怎样的方式和手段，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才是至为关键的。因而，在中央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愈加深重的。另一方面，在民间，受实用主义和功利化因素的影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质疑和漠视的声音也越来越高，人们将其视为无用之学，思想政治教育的边缘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3.适应大学教育理念的变迁，加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1)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为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发展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然在相当于当时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的条文”。几乎是同时，出台了《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规定在高等学校开设: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从此，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如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从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看到，党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贯彻到大学教育当中，使每一个大学生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外，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的思潮。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很强。这种做法与当时社会主义刚刚建立，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急待进一步清理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随着全国解放的实现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政治理论课教学水平一般的问题，师资短缺的问题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国家教育部组织了首次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集中研讨，为时半年，以培养专业师资为目的。后来，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师资的指示》，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各地高等学校培养部分政治理论课师资。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师资;在全国师范院校设立“政治教育系”和“政治教育专修科”，目的是培养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师资，简称“政教专业”。

这一时期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开设，其目的是非常明确，而且单一，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就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以及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思想，保证和维护大学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开设，主要是为了解决全国高等和中等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师资紧张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紧迫性，意识形态色彩极浓。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还没有被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

(2)改革开放期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专业和学科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一种新的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要科学化的呼声中，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走上了学科化、专业化的发展路程。1984年教育部首先批准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十二所高校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87年，教育部明确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科学。1988年，教育部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0所高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9—200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时期。这个阶段有两个主要标志: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并深化，全面建设层次比较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二是专业建设全面开展，完成从硕士点到博士点的建立，并进入国家重点学科2005年开始至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进入了整体性发展时期。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其所属二级学科的设立，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内在逻辑体系的要求向整体性建设的方向发展。2005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5个二级学科。通过这几个时期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专业和学科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培养了高端的研究人才，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提供了高水平的师资。然而，在工业化和大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实效却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受实用性、功利性和职业化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了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3)适应需要，作出改革与调整。

具体而言: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与中国化刻不容缓;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思想政治舞台，是我党一贯的宗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教育格局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沿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做的教条式的图解，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走向一个死胡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与当今世界发展轨迹相吻合的时代主题，宣传和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式发展，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才会具有说服力，从而具有生命力，进一步来说，才会真正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二是适应教育全球化需要，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内容和特点。无论是从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自由教育”、“专才教育”和“通识教育”理念的转变，从“自由人”到“专才”到“全人”的培养。还是从中国的“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的通才教育理念，到专业教育的“专才”理念，再到复合型人才的教育理论，大学教育的核心仍然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它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大写的“人”。因此，为适应大学教育的这种全球化和人类化的共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仍然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教会学生们如何做人，这样，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增加人性化的内容，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倾向，克服那种一提人性化，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容的错误倾向。这样，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增加诸如:民主自由的精神研究、生命意识和情感意志的研究、休闲等的生活方式以及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的研究等。成为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力和实效性的有利方面。三是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要能够真正做到思想的解放与创新。从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变迁，或是从中国大学教育理念的变化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大学教育的发展，与大学教育理念的解放和创新密切相关，而这种解放与创新都是紧随着时代发展的步伐的，“专业教育”理念是紧随着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而做的调整与创新，“通识教育”理念又是紧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为克服“专业教育”的局限性而做的一种调整和创新。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关注人的思想动态和政治态度的教育，思想的解放和创新应该是保持其活力和增强其实效的一个重要原则。四是关注青年问题的研究。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一定是青年学生，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青春期问题，诸如，恋爱、婚姻、家庭的问题，关于如何取得成功的成功学问题，再就是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人际交往问题等。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中，增加青年问题的研究，自然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吸引力和生动性的重要内容。

【注释】

(1)卢梭:《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3页。

(2)杨清:《心理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0页。

(3)彼得罗夫斯基:《普遍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

(4)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7页。

(5)拉斯·史文德森:《时尚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6)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7)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8)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9)拉斯·史文德森:《时尚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10)维特根斯坦:《游戏规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1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1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9页、第153页、第186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9页、第153页、第186页。

(14)上官莉娜、王仕玉:《法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目标与模式》，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

(15)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16)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9页、第153页、第186页。

(17)［英］亚当姆斯:《教育哲学史》，余家菊译，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275页。

(18)Gary E.M: Themeaning of General Educ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78，pp.182-183．

(19)Harvard University，General Educationina FreeSocie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5，p.52．

(20)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