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其名之发轫及若干乡土志书编纂时间之考订

（五）“乡土志”其名之发轫及若干乡土志书编纂时间之考订

以“乡土志”作为书名，较早出现的是清光绪十七年（1891）吉林《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黑龙江《宁古塔地方乡土志》、《阿勒楚喀乡土志》。前者书题“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为遵文，将本境界址内事宜，采访各节缮造清册，咨送将军衙门查核施行”的字样。光绪十七年，吉林将军长顺、翰林院编修李桂林编修《吉林通志》，要求下属州厅县上呈方志舆图以供参考。该志应系修省志之需，收集整理并向上呈报的材料，属于普通的地方志。^[163]东北地区系清廷“龙兴之地”，以“乡土志”名之，赋予了对该地的情感，大概有加强满洲自身认同的意思。所以，这几部“乡土志”与后来大量出现，作为小学教材的乡土志书是有本质区别的。^[164]

1905年以前，教育界已经提出加强对儿童的乡土教育，并实际编写出了一些乡土教材。张相文应该是首先提到作为教科书的“乡土志”一词的学者。1902年，张氏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其“凡例”说：“地理教授之始，不外分解、综合二法。童子初学，宜依综合法教以乡土志，就目前所见，随处指点，使其易于领会。”^[165]翌年，他在《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又提到：“校舍之广袤，村邑之距离，以及一邱一壑，稚年之所游钓，各有其乡土之地理，为本科之导引。但此随校地而异，虽两地同校，已多不可通用之处（前编有《乡土地理范本》为之公式，可由教师就地选材以配当之）。”不过，《乡土地理范本》尚没有发现。^[166]

留日师范生侯鸿鉴于1904年所编的《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两书，是我国具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乡土教科书。侯氏曾在日本弘文师范接受师范教育，对教育学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尤其是历史、地理两科，颇有心得。因此，其编乡土教材，径名之《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而不曰“志”，说明在其意识中，教科书与“志”是有较大区别的。巴兆祥先生认为，“首部乡土志书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蔡和铿编《浙江乡土地理教科书》”^[167]。但据笔者反复核查原书，此书应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纂辑而成。饶有趣味的是，张相文、侯鸿鉴都曾就学于南洋公学，两人在该校读书时，可能已经接触到了西方乡土地理教学的思想。张氏是中国地学会的创始人，所译多为西方地理学书籍。^[168]而侯氏则留学日本，学习师范教育，尤其注重历史、地理学科。因此，无论他们两人中谁是中国乡土教育的实际发起人，都是符合情理之事。与侯氏所著无锡乡土教材时间相仿的，是《最新通州地理教科书》。此书“乡土地理、历史，谨遵钦定章程”（壬寅学制），也是较早的一部乡土教科书。

综上，我们现在所讲的作为教材的“乡土志”，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之后才正式出现。也就是说，以“乡土志”命名的乡土教材，不会早于1905年。因此，凡遇到断代为1905年以前的“乡土志”，要非常注意其纂修年代。比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其收书多、内容系统完整、普遍适用并且注明了收藏单位等诸多优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成为社科研究最常用的工具书之一。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书存在收录范围偶有疏漏、著录版本误差、纂修人确定不当、藏书单位尚待补充等缺点。就该书所收“乡土志”而言，存在不少问题。《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兹一并纠正如下。

1．由于对“乡土志”定义不清，致使乡土志书收书范围过窄。

“乡土志”是清末建立学制，进行教育改革，在全国的小学校开展乡土教育的直接结果。学制颁布后就开始有乡土教科书出现，后来清学部于1905年下发了具有浓厚地方志色彩的《乡土志例目》作为范式进行推广，大量乡土教材遂以“乡土志”命名。由于这类课本在内容上与传统方志非常接近，而且“乡土志”之名也类同于地方志乘，因此这种小学教科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地方志的“微缩版”，并大都作为地方志的特殊种类予以分类。《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共收了清末至民国（1949年前）这个时期，全国各地（台湾地区暂不统计在内）纂修的“乡土志”、“乡土地理”共493种，但是大量“乡土教材”、“乡土历史”和“乡土教科书”未被统计在内，造成收书范围过窄。一方面，如果仅仅把“乡土志”认定为以“乡土志”命名，而且按《乡土志例目》体例编排，那么有大量的“乡土志”也应该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剔除，因为它们仅仅名称叫做“乡土志”，实质上采用的完全是近现代小学教材课目体的编例（如《上海乡土志》、《吴江县乡土志》、《江宁县乡土志》等）。另一方面，尽管有些“乡土教材”、“乡土教科书”在名称、编纂体例上与“乡土志”有所不同，但很多都受到了《乡土志例目》的影响，有地方志的风格，而且它们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背景，记载有近似的内容，具有完全相同的编纂目的和功能，所以完全应将它们归类为乡土志书；甚至有些虽然名称不叫“乡土志”，但实际上采用的就是《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的编例框架。所以，如果仅仅根据名称而非实际内容进行分类，不把这个时期的“乡土教材”、“乡土历史”和“乡土教科书”加以统计，就必定造成书籍分类上的不合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就遇到了这样的困难；而《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的福建省部，没有收任何乡土志书，可能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或不同的理解。所以，应该把这个历史阶段的“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乡土教材”纳入“乡土志书”这个范畴，它们既是转型期的教学课本，又是一种体例特殊的地方志。照此范畴进行初步统计，清末到民国（截止到1949年）我国的乡土志书共有680种以上，大大超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收数量。

2．由于对“乡土志”本身缺乏了解，造成部分“乡土志”成书年代断定上的失误。

如前所述，“乡土志”作为书名，虽然早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就有吉林《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黑龙江《宁古塔地方乡土志》、《阿勒楚喀乡土志》，但它们只是应当时纂修省志的需要，收集整理并向上呈报的材料，属于普通的地方志，与后来大量出现的、作为小学教材的“乡土志”有本质的区别。“乡土志”的主体，即清末小学乡土教育所用的教材，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之后才正式出现。民国以后，乡土志书仍然作为小学教材不断编纂和使用。1905年以前，教育界已经提出了加强对儿童的乡土教育，并编写出了一些乡土教材，如1904年《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等，不过还没有直接以“乡土志”命名的。以“乡土志”命名的乡土教材，其成书年代不会早于1905年，这可以作为“乡土志”编撰时间的一个断代参考。因此，凡遇到1905年以前的“乡土志”，要非常注意其纂修年代。以下就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所收乡土志书存在断代失误的一些例子。

（1）安徽《来安县乡土志》。《目录》注作“光绪二十年（1894）修”，实际上此书完全按《乡土志例目》编排，并且题有“光绪丁未年”字样，即1907年修，误差13年。

（2）福建《侯官乡土志》。《目录》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修”，查原书收录了《乡土志例目》全文，说明成书年代当在1905年之后。

（3）山东《峄县乡土志》。《目录》注作“光绪三十年（1904）抄”，查原书的确如此记载。但经过认真查看，该书有周凤鸣序，落款“光绪三十年秋七月朔后二日”；该书正文题“知县王宝田纂”。再查同样由这二人所编的《重修峄县志》，周凤鸣、王宝田二人所作的序言，落款是同一天——“三十年秋七月朔后二日”，而周氏此时却是该县县令，王宝田只是受聘纂修。在署明的同一天里两人的身份颠倒，其中必有错误，不能不让人怀疑该乡土志书成书年代的真实性。

（4）山东《泗水县乡土志》。《目录》作“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查此书内容按《乡土志例目》编排，可见年代有误。

（5）山东《武城乡土志略》。《目录》作“光绪二十六年（1900）抄”，查此书内容按《乡土志例目》编排，可见年代有误。

（6）山东《朝城县乡土志》。《目录》作“光绪二十六年（1900）修，三十二年刻”，查原书则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代有误。

（7）山东《郓城县乡土志》。《目录》沿用该书“清光绪十九年”的说法，然仔细查看此书，“商会”于“前清光绪三十四年设立”，而且“农业”一目中有“县农会于民国五年改组成立”的明确说法，说明此书成书年代不清，至早在民国五年（1916）以后才改编成书。

（8）四川《安岳县乡土志》。《目录》作“光绪十八年（1892）抄本”，查原书基本按《乡土志例目》编排，目前收录方志书目最全、最新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作“光绪三十三年”，当从后者。

（9）四川《南溪县乡土志》。《目录》作“光绪二十六年（1900）”，查《四川大学馆藏地方志目录》作“1906年编”，前者有误，当从后者。

（10）河南《洧川乡土志》。《目录》作“光绪二十六年（1900）”，而原书完全按《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编排，而且本书户籍类中有这样“光绪三、四年荒以后，益以天疫，民生凋敝，十存二三，尔时户口登诸版图者诚堪太息也。迄今三十载，盛世滋生”等语，可知最后记载止于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可见所记年代有误。

（11）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收《宣化乡土志》。自题“康熙五十年纂，本衙藏板”，但核其体例，系按《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编排，当是为了应付编纂乡土志的要求，由康熙五十年陈坦所修《宣化县志》的辑本。1983年编《宣化县志》作谢恺“清光绪三十三年抄本”，当从后者。

（12）山东《泗水县乡土志》。《目录》题“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笔者未能亲见此书，但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之《泗水县乡土志》“志目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约二万字。是志按《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编写”，可断定该书编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后。

（13）湖南《辰州府乡土志》。《提要》作“是志成书于光绪三十年”。时任知府的该书作者觉罗清泰自序云：“岁乙巳，清泰奉简命来守是邦，政暇恒怦怦于是役。会学部咨行各省转札府州厅县，饬撰乡土志，并颁发例目以为程式……清泰不敏，爰与是邦之学人商榷，采辑成书十有二篇。”乙巳年为光绪三十年（1904），可见该书当成书于光绪三十一年之后。

（14）云南《大理乡土志》。《提要》作“是志原纂于光绪三十年”，而据《云南方志考》“是志于光绪三十一年修”。当从后者。

（15）陕西《洛南县乡土志》。《提要》作“道光”年著。查原书有“兹谨遵乡土志例，编为四言韵语，为便于童蒙诵习其事略，亦即详于分注，措词亦惟期浅显，俾童蒙易解”之语，且按照《乡土志例目》编排，当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后编纂的乡土教材。

【注释】

[1]学部总务司编：《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

[2]卫道治：《中外教育交流史》，11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王长纯、梁建：《初等教育》，373页，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4]《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附高等小常修身绪言”。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5]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第1册，18～19页，山东官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刊本。

[6]《恩县乡土志》，汪鸿孙“序”。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7]《范县乡土志》，杨沂“跋”，光绪三十四年石印，《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8]《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9]韩愈：《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全唐诗》卷344。“图经”是方志的古称。

[10]《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七期，“文牍”：学务处咨各省督抚编辑乡土志文，1905年5月18日。第三年第四期，“文牍”：本司详复院札催送乡土志文，1907年4月27日。

[11]《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教育”：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通饬编辑片，1905年10月23日。

[12]《四川学报》，丁未三册，“公牍”：《学部咨催速寄乡土志地图文》，1907年4月。

[13]杨学渊：《章邱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杨学渊“跋”。

[14]宋廷模：《平潭乡土志略》，“凡例八条”，宋“序”，光绪三十一年修。

[15]李炳炎：《齐东县乡土志》“跋”，见《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6]张凤台：《军机处存记束鹿知县张凤台督修乡土志工竣分呈各宪原禀》，见《束鹿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一年修，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7]张瑞玑修：《韩城县乡土志》，张氏“序”，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线装书局，2002。

[18]吕渭英审定，郑祖庚等纂：《闽县乡土志》，166页，“地形略一（各区）”，《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标点本），海风出版社，2001。

[19]江春霖（1855—1918），字仲默，仲然，号杏邨，晚年自号梅阳道人，福建省莆田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御史，先后任江南、辽省、新疆、河南、四川等道监察御史，敢于直言，时人誉之为“清御史第一人”。

[20]《法库厅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编，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省图书馆，1985。

[21]《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第十五，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22]王树人修，侯昌铭纂：《永定县乡土志》，王序，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23]王树人修，侯昌铭纂：《永定县乡土志》，侯“序”，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24]《恩县乡土志》，汪鸿孙序，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25]马梦吉修，郑英澜纂：《宽甸县乡土志》书后“叙言”，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26]《范县乡土志》，杨沂“跋”，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27]沈继焱修，杨念先纂：（宣统）《阳城县乡土志》，沈“序”，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28]周郑表修，孔广文纂：《莘县乡土志》，周“跋”，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29]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相关论述，谭汝谦译，三联书店，1983。

[30]《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

[31]吴若安：《回忆上海务本女塾》；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60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吴怀疚即吴馨，系上海县立务本女学堂的创始人，主修民国《上海县志》。

[32]关于李维清与侯鸿鉴，本论文另有专门论述。

[33]潘德潜：《我所知道的綦江中学六十年》，载《綦江文史资料》，第2辑。

[34]缪俭成、蔡汉伯：《缪文功先生二三事》，载《如东文史资料》，第2辑。

[35]参见顾启：《魏建功早期语言学习考略》，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36]张正藩、缪文功：《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张“序”，见《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37]《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七章“教育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8]钱应显：“拟陵县乡土志叙”，《陵县乡土志》。

[39]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162～165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40]宣统《南金乡土志》，袁金铠“序”。转引自柳成栋：《东北方志序跋辑录》，549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41]《学部官报》106期，宣统元年第30册，“审定书目：广东嘉应州教育会谢宗熙等呈乡土教科书请审定批”。

[42]《学部官报》108期，宣统元年第32册，“审定书目：浙江东阳县附生吴允让呈乡土教科书请审定批”。

[43]《浙江教育官报》，（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第四十八期，“文牍：本署司邮批东阳广益小学堂长吴允让禀请简易学塾添入乡土志一科由”。

[44]此书又题作《泰州乡土历史教科书》。

[45]刘崇本：《雄县乡土志》，刘“序”，光绪三十一年修，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46]周少濂：《福安乡土志》，周“序”。

[47]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54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48]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思想文化研究》，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9]此处所称“德儒萨尔曼氏”其人，现在通常译作“撒耳士曼”，即Christian Gotthilf Salzmann（1744—1811），德国教育家。

[50]《国粹学报》，第二年5～7册，总第25期。

[51]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382页“黄节传”，1981。

[52]关于刘师培的《编辑乡土志序例》，本书另有论述。

[53]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54]傅熊湘：《醴陵乡土志》，傅“序”，民国十五年版。

[55]《国粹学报》，1907年第27期。

[56]《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第十五，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57]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下），1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58]金建陵、张末梅：《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载《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3期。

[59]周淑媚：《清末新知识界社团与南社文人型态之试探》，载《人文与社会学报》1期。

[60]参见胡迎建：《论南社中的湖南醴陵诗人》，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61]《广益丛报》，“短评”，1908年第28期。

[62]季仁：《安徽乡土地理》，连载于《安徽白话报》，1908—1909。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误认为是《安徽俗话报》，其实这是两份不同的报纸。

[63]唐文治：《汇刻太仓旧志五种序》，收《茹经堂文集》二编卷五。转引自刘露茜、王桐荪：《唐文治教育文选》，23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64]参见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第二章第五节“清末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65]“署开原县正堂札催劝学所编送乡土志”，《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298页，辽沈书社，1983。

[66]“长寿县知县为详送事”、“吉林省批长寿县详送乡土志业已编辑成书并全境舆图由”，《清代黑龙江孤本方志四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67]马梦吉：《宽甸县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马“序”。

[68]萧玉春：《广宁县乡土志》，萧“序”。

[69]《学部官报》106期，第30册。宣统元年十月十一日“审定书目：广东嘉应州教育会总董饶熙等呈乡土教科书请审定批”。

[70]翁辉东、黄人雄：《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宣统元年编。书后附“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海阳县正堂徐为出示严禁事”。

[71]《学部官报》106期，第30册，宣统元年九月十七日“审定书目：广东东海附生蔡铸呈编辑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请审定批”。

[72]邹鲁回忆说：“入学不久，看到黄晦闻先生所著的两本书，一本是《广东乡土历史》，一本是《广东乡土地理》，里面竟有客家和福佬都非汉族的言论，我认为他抺煞史实，有伤同胞感情，便挺身出来作文辩斥，同时请客家和福佬的知识分子注意，结果所有客家和福佬主持的劝学所，都一致附从，竟得到了全省的大半数。于是共同推举我领衔交涉，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到把那错误的言论修正了才罢。经过了这次交涉，不但客家、福佬的知识分子和广府人都对我感情很好，就是黄晦闻先生本人也对我没有丝毫芥蒂，反和我十分要好。”参见邹鲁：《回顾录》，18～19页，岳麓书社，2000。

[73]如温丹铭就撰文对此问题发表看法，并参与发起“客族源流调查会”，得到邹鲁、丘逢甲的赞赏。参见张益祥：《史志学家温丹铭》，载《大埔文史》第19辑。新编《大埔县志》也有传。

[74]《学部官报》31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一日“咨江督请劄上海道饬国学保存会改正广东乡土教科书文”。

[75]《学部官报》31期，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一日“劄广东提学使广东乡土教科书已令改正，转饬大埔县劝学所总董等遵照文”。

[76]转引自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77]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

[78]刘崇本：《雄县乡土志》，“叙”光绪三十一年，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79]李麟图：《镇安县乡土志》，“序”，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80]王树人修，侯昌铭纂：《永定县乡土志》，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81]刘锡渠：《光泽县乡土志》，“凡例”，光绪三十二年木刻本。

[82]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编辑辰州府乡土志原始”，光绪三十三年，收入《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83]《最新通州地理教科书》，上编“编辑大意”。

[84]马锡纯：《泰州乡土志》（本书正文题作《泰州乡土历史教科书》），“历史总论”。

[85]杨学渊：《章邱县乡土志》，“跋”，光绪三十三年，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86]《齐东县乡土志》，叶宝昌“序”，宣统元年版，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87]游夔一：《中江县乡土志》，“跋”。

[88]张瑞玑：《韩城县乡土志》，“序”，光绪三十三年。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线装书局，2002。

[89]吴寿宽：《高淳县乡土志》，“例言”，宣统二年。

[90]谭鸿基修，吴士仁纂：《建昌县乡土志》，吴氏“序”。

[91]谭绍裘：《扶风乡志》，“序例”。

[92]《邵阳县乡土志》，姚炳奎“例言”，《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93]《法库厅乡土志》，“例言”，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94]《华亭县乡土志》，“凡例”，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95]《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第十五，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96]吴寿宽：《高淳县乡土志》，“例言”，宣统二年。

[97]缪果章：《宣威州乡土志》，“宣威州乡土历史例目”，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98]林传甲：《黑龙江乡土志》，第113页，“凡例”。

[99]张瑞玑修：《韩城县乡土志》，“编纂大意”，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线装书局，2002。

[100]沈继焱修，杨念先纂：（宣统）《阳城县乡土志》，民国再版序，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01]《灌县乡土志》，抄本。

[102]《邵阳县乡土志》，“凡例”，光绪三十三年，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03]缪果章：《宣威州乡土志》，“宣威州乡土地理例目”，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104]缪果章：《宣威州乡土志》，“宣威州乡土历史例目”，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105]沈继焱修，杨念先纂：（宣统）《阳城县乡土志》，沈“序”。

[106]《金堂县乡土志》，“凡例”。

[107]林传甲：《黑龙江乡土志》，101～102页。

[108]裴晃：《奉贤乡土地理》，宣统元年版。

[109]萧启冈等：《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第一课，“发端”。

[110]关于中国古代韵语教育方式的专门研究，参见王尔敏：《中国传统记诵之学与诗韵口诀》，收氏著《明清社会文化生态》，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111]《岫岩州乡土志》，宣元年编版，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12]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2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3]郭沫若：《少年时代》，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14]吴寿宽：《高淳县乡土志》，“例言”，宣统二年。

[115]陈绶：《雒南县乡土志》，“序”，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16]转引自郝瑶甫：《东北地方志考略》，8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17]朱福贤：《南康乡土志》，光绪三十三年刻板。

[118]陈瀛编辑，谢扬光注：《赣县乡土志》。

[119]此书于民国十七年增订，因此也有民国时期的内容，但沿用了旧序，并且其基本内容为《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的内容，其体例当无变化。

[120]民国十七年抄本，“序例”，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21]夏诒垣修，李席纂：《晋县乡土志》，宣统二年修，民国十七年抄本，略有修改。

[122]刘肇烈编，陈昌运纂：《金堂县乡土志》，“凡例”。

[123]《蒲江县乡土志》，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24]《佛坪乡土志》，“历史”，收于《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125]《镇安（黑山）县乡土志》，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26]马梦吉修，郑英澜纂：《宽甸县乡土志》，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27]刘鸣复：《法库厅乡土志》，黄家杰“序”，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28]《农安县乡土志》，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29]《西安县（辽源）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修，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130]阎绪昌：《镇西厅乡土志》，“序”。

[131]张渊字深如，南风薰字南轩，南兆丰字雪亭，均系早期同盟会会员，兴平光复的领导人，在民国五年的反袁运动中先后被杀害。参见《兴平百年大事记》、《兴平近现代人物》（《兴平文史资料》第九、十辑）。

[132]张瑞玑：《韩城县乡土志》，“序”，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5册，线装书局，2002。

[133]洪汝冲：《辽阳州乡土志》序，光绪三十四年。转引自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221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34]白永贞（1867—1944），字佩珩，满洲镶白旗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拔贡。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热心兴学，历任启化学堂校董、劝学所总董、教育会副会长等职。因办学成绩突出，当选为省谘议局议员，后任海龙知府。张作霖时期，被荐为大帅府专馆塾师，教授张学良。1920年，又受命组建奉天文学专门学校，任校长，从教多年。1927年主纂《辽阳县志》。后任奉大省第二、三届议会议长和省通志馆馆长等职，著有《丹桂轩诗钞》、《阅微草堂评语》等。

[135]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年轻时曾坐堂行医，关心时务。日俄战争爆发后，受社会风气影响，精研日本村屯、警察制度，颇有见地，引起当地乡绅的注意。35岁时，正值“新政”诸措施在当地实施，于是被时任辽阳警务提调的袁金铠聘请至辽阳开办警务学堂，任教员和监督两职。此举开创意义巨大，被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誉为“奉省开办警政之第一人”。1908年，王氏任辽阳州巡警总务长，值学部要求纂修乡土志，于是派人对全境进行勘查、测绘，并在后来出版发行。王氏后因功荐候补知县，又任奉天省南路巡防营管带、税捐局局长。1911年冬以镇压革命党有功，被赵尔巽保荐为总督府民政使，但遭张作霖反对而未就。1913年袁世凯召王永江进京问话，以内务部道尹存记，归省任职。以后曾历任辽阳、康平、海城、牛庄等税捐局局长。1915年改任奉天省城税捐局局长兼官地清丈局局长等职，均以“干练”闻名。张作霖署理奉天军政大权时，王永江又经袁金铠举荐，任奉天警务处处长兼奉天省警察厅厅长。后因军警冲突，转任财政厅厅长兼烟酒专卖局局长。1921年，张作霖委王永江代理省长。1922年，王永江就任奉天省长一职。1923年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成立东北大学，王永江兼任校长。1926年1月，张作霖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再次进兵关内。王力谏不听，遂决定辞职，回金州老家。1927年11月去世。有《铁龛诗草》传世。袁金铠（1870—1947），字洁珊，晚号甲庐，辽阳人。20岁补县学学生，后在附近村屯教授童蒙。后入沈阳萃升书院肄业。清末庚子之役后，任郡北路保甲局总办。1904年任辽阳警务提调。1909年任奉天谘议局议员及副议长。1917年后任奉天财政司司长。1915年任参政院参政，翌年任奉天督军署秘书长，清史馆编修。193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通志馆副馆长。曾拥戴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大臣。著有《中庸集解》、《连湾杂著》、《诗存》、《文存》传世。参见《辽阳文史资料》，第二辑“伪满大臣袁金铠”。

[136]参见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第一章第三节“社会风气”，第三章“政治现代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

[13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收于《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9。

[138]辜天佑在民国后还著有《长沙县乡土志》。

[139]参见新编《浏阳县志》，第856页“黄征传”，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浏阳乡土志》，编成后未刊，1967年黄征之子于台湾地区自费出版。

[140]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收于《方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141]郭沫若：《少年时代》，36～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42]参见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143]《外务部学务大臣：奏准游学西洋简明章程》，光绪三十年八月初六日（1904年9月15日）。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2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44]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45]王永江：（光绪）《辽阳州乡土志序》，转引自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221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46]乔德秀：（宣统）《南金乡土志序》，转引自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77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47]（宣统）《齐东县乡土志》，李炳炎“跋”。

[148]（宣统）《安南县乡土志》，杨咏裳“序”。

[149]《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线装书局，2002。

[150]缪果章：《宣威州乡土志》，“宣威州乡土地理例目”。

[151]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第三十三课“风俗”，上海劝学所，1907。

[152]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卷上，第十八课“风俗”，无锡艺文斋活字本，梁溪文苑阁排印，1908。

[153]马锡纯：《泰州乡土志》，“风俗”，泰州教育会劝学所发行，上海锦章书局印刷，1908。

[154]佚名：《最新通州乡土地理》（又名《最新通州地理教科书》），上编“编辑大意”，1902。

[155]刘师培：《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叙》，《刘师培全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156]缪果章：《宣威州乡土志》，“宣威州乡土格致例目”第十一条，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157]吴从周：《留坝厅乡土志》“漏厄与生齿相关之故”，收于《乡土志丛编》第三辑。

[158]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实业”，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159]袁国钧，杨世桢：《徐州府铜山县乡土志》，第十章第三节“商务”。

[160]曾炳熿：《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商务”，收于《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161]吴寿宽：《高淳县乡土志》“商务”。

[162]觉罗清泰：《辰州府乡土志》，“植物动物”，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3册，线装书局，2002。

[163]金恩晖、梁志忠：《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225页，中国地方史志学会，1981。

[164]马大正：《新疆乡土志稿·序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黄曙光《乡土志述略》，载《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期。二者都误认为吴大猷山西《保德州乡土志》编纂于光绪五年（1879），把它当做最早的乡土志书。

[165]张相文：《初等地理教科书》，“凡例”，南洋公学师范学院编译，1902年第2次石印。

[166]张相文：《蒙学中国地理教科书》，“编辑大意”，第28版，上海文明书局，1908。转引自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1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67]巴兆祥：《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蔡和铿，字芝卿，浙江鄞县人。曾任本族义学校长。参见《中国目录学家辞典》，42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关于侯鸿鉴，详见本书之“中国乡土教育的先驱：侯鸿鉴及其《锡金乡土史地》”。

[168]关于张相文所译西方地理学著述，邹振环先生有详细论述，参见《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