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书的体例风貌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乡土志书的体例风貌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一）“志乘”与“教科”：乡土志书的体例风貌

《乡土志例目》是一个具有传统志书特色的指导框架，而当时不同身份的编者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所以围绕乡土志的性质问题就产生了一些争论。对于乡土志书这种新兴的事物，当时人们大致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乡土志就是方志。比如，《雄县乡土志》的作者就说乡土志“实即邑乘之别派”[78]；《镇安县乡土志》认为乡土志“与邑乘异名而同旨”[79]；《永定县乡土志》认为“方志具体似微”[80]；福建《光泽县乡土志》认为乡土志本来就是县志，是志书的删节本，“是书之作，以便童蒙。讲读县志繁琐，就中节之”[81]；《辰州府乡土志》认为乡土志与旧方志的区别在于其内容，“盖其发凡起例，视旧日之志郡国，纪方域，稽赋役，考风俗者，尤须切实而有禆于今时之用”[82]。这种看法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种持折中的观点，认为乡土志与方志在内容上存在一定区别。比如，《最新通州地理教科书》“于历代循吏治通政绩概不采入者，惧蹈志略之嫌”[83]。《泰州乡土志》对仿照地方志编写乡土教科书的做法表示怀疑：“虽然讲乡土史，与讲历代史则大有差别。”[84]《章邱县乡土志》的作者杨学渊认为：“谨绎编纂大旨，注重简括，固不能尽本志书。而体例亦实相等，至如原刊条目之兵事、氏族、宗教、实业等类，志无专门，尤须编列，正所以重科教也。”[85]最具代表性的是《齐东县乡土志》，作者说：

中国郡县皆有志，或文献奥衍，或卷帙繁多，竞务为文章之观美，未必能尽人而习之。泰西各国皆以乡土志为入学之先务。乡土志者，有旧志之详核，而无旧志之繁重。[86](www.guayunfan.com)

以此为基础，很多乡土志书的编排是介于志书体与课目体之间，即课文内容宗法《例目》要求，体例却采用了当时比较新的章节体，卷下分章节，每节都有课文标题，实际上是《例目》与近现代课目体的奇特混合，带有旧方志向近现代教科书过渡的性质。

第三种认为乡土志是教材而非志乘，二者差别悬殊。《中江县乡土志》认为：“乡土志之名创自西人，日本仿之，其重实业而贵新理，与中国旧方志悬殊也。”[87]持此观点的多采用课目体编排，在体例、内容等方面都很接近当代的课本。

第四种则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强调乡土志与教科书的联系与区别。《韩城县乡土志》认为：“不知史例者不可以作志，不知教科书例者不可以作乡土志。”[88]《高淳县乡土志》说：“是书专为小学教科而设，本应求合近时教科各书体裁，第分课类编，多硬为割截，反致详略失宜。故止就事直书，以期简明之中不失疏漏，而雅俗分际亦颇费经营焉。”[89]

基于以上不同的理解，乡土志书出现了多种编排方式。据上表统计资料可知，在清末所编的396种乡土志书中，按《乡土志例目》编排的有313种，占总数的79%，比例非常高，说明《乡土志例目》在当时所起的指导作用是很大的，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与指导意义。还有21%的乡土志书则采用了章节、课目体，或者几种体例混合的编排方式。

进入民国以后，乡土志书逐步脱离了旧方志体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课目体和章节体两种体例。这些丰富多样的乡土志书编纂体例，说明了乡土教材由地方志书形态转化为学校教材形态的演变轨迹，以及传统教育观念向近现代教育思想的逐步转型。

江西《建昌县乡土志》是由谭鸿基修、吴士仁纂的一部乡土志书，谭鸿基系建昌县“正堂”，吴士仁系建昌人，廪生，时任高等小学教员。吴士仁以小学教员的身份，认识到了《乡土志例目》与传统方志的不同，认为“乡土志”与传统地方志相比，应该增加新文明的内容。他还认为《乡土志例目》也不尽完善：

依县志凡例则吐弃新知，依颁发乡土志亦未为完璧，兹特融二者为一炉，体例即斟酌二者之间，是为此书分门之宗旨。

建昌县志凡四修，日久板佚，且咸同以前之撰著，一切新文明均未输入。[90]

陕西《扶风乡土志》也认为《乡土志例目》需要修改，其“序例”说道：

顾就其所颁条例，以为犹有漏者。国家平治之大经，民生尊亲之首务，莫要于赋役者，昔陆清献撰《灵寿县志》，于此篇特详，谓欲使阅者知民力之困瘁耳，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当如此矣。绍裘于扶风，能无述焉？至于政绩分兴利、去害、听讼三门，耆旧分孝友、睦姻、任卹六事，窃谓此为采访之则，可矣。至编之简乘，则不妨合而次之。……于是审阅志乘，参以咨询，整齐其闻见，而次第之。[91]

《平阴乡土志》则立意于当时清政府准备推出的“宪政”之需来谈乡土志体例：

谨依所颁条例，于“政绩”之后，益以“职官”，而略著其禄糈之数；于“户口”之后，益以“赋税”，而粗志其岁入之经。佐治之员，乡里之官，能设与否，可考而知也。则庶乎谈宪政者之一助尔。

正是出于以上不同的考虑，加上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一，在具体的编纂体例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以《乡土志例目》为准，局部做了变通调整。

大量乡土志严格采用了《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结构，如新疆、陕西、山东等省，例目体占其总数的80%以上。相当一部分乡土志书，既有《乡土志例目》的指导痕迹，又做了不少变通调整。比如，《邵阳县乡土志》“遵颁定例目，以历史人类地理赅之历史，首建置，终耆旧；人类首氏族，附户口、实业、宗教；地理首疆域，终物产，附以商务”[92]，将《乡土志例目》十五目内容分为四卷；《法库厅乡土志》“例目之下仿志乘之例，系以小引，低二格书之，以别于正文也”[93]；《华亭县乡土志》按十五目编排，没有采用课目体，但学堂章程对课时做了要求，所以该书内容“以每课百字左右统计，约得二百余课，足敷学期讲授，惟授课字数则听教员自定”[94]

《怀德县乡土志》的体例扩展为二十八目，分别为：建置沿革、衙署、政绩、赈务、学务、兵事、警务、耆老、人类、户口、田赋、风俗、氏族、宗教、实业、农政、工政（古迹、古城、柳边、石佛、附古榆）、险阻、山、水、物产、地理、道路、军制、商政、商务、捐税等。

《闽县乡土志》将十五目的内容分成了历史、人类、幅员、货殖四卷，各卷内容为：政绩录一（兴利）、政绩录二（去害）、政绩录三（听讼）、兵事录一（本境兵事）、兵事录二（涉及兵事）；耆旧录一（德行）、耆旧录二（学业）、耆旧录三（事功上）、耆旧广录二（事功下）、耆旧余录；版籍略一（人类）、版籍略二（户口）、版籍略三（大姓）、版籍略四（宗教）、版籍略五（实业）；地形略一（各区）、地形略二（诸山）、地形略三（水利）、地形略四（道路）；物产琐记上（天然品）、物产琐记下（制造品）、商务杂述一（商会）、商务杂述二（公司）、商务杂述三（本境自售货）、商务杂述四（输出货）、商务杂述五（输入货）。

《侯官县乡土志》也基本采用了这一体例，唯其与闽县本属一境，故篇幅略小一些。福建地处东南商务发达地区，人口成分复杂，因此内容多物产、实业、商务等，叙述人口也比较详细，是《乡土志例目》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产物。

二是结合学堂章程、《乡土志例目》以及课目体的混合编排。

这部分乡土志书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根据《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把内容分成历史、地理、格致三部分，又把《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的内容相应地分配到这三部分当中，但不采用课目体。如《蒲江县乡土志》、《高淳县乡土志》、《丹稜县乡土志》等。《蒲江县乡土志》“编次遵乡土志例目，而中具教科书体略”[95]。而《高淳县乡土志》全书一册，“是书系奉京师编书局颁发例目编辑，故悉遵照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内例目十五条考查编次，大致取之县志，证以近日见闻，依类序例，其例目未及者概不拦入”。作者显然明白教科书与志书的区别，认为例目与课目有自相矛盾之处，因此“是书专为注学教科而设，本应求合近时教科各书体裁，第分课类。编必多硬为割截，反致详略失宜”[96]。又如《安南县乡土志三编》供初等小学五年级用，由“历史、地理、格致”三部分组成，基本上是按《乡土志例目》编排，但将原来的十门扩展为二十一门。

第二类是将志书分为历史、地理、格致三部分，结合章节，下辖若干课目；或者三部分各系若干课。这种体例离《乡土志例目》的格式较远。比如《宣威州乡土志》，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宣威州乡土历史》，第二卷《宣威州乡土地理》，第三卷《宣威州乡土格致》。以上三卷各为四十课，每卷之前都有自拟“例目”。其“乡土历史例目”第一条和第四条云：

第一条：本书备初等小学一、二学年历史科之用，按照学堂钟点，每星期中以一小时教授历史，本星期为讲解时间，下一星期即作为复习时间，是两星期方能授完一课。合计两年八十星期，只能授足四十课，故本书课数以四十为限。

第四条：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叙沿革，第二章录政绩，第三章录兵事，第四章录耆旧，第五章考人类，以次分诠于后。[97]

又如《黑龙江乡土志》，该书作者林传甲曾执教京师大学堂，因此该书全面反映了学部1906年《奏陈教育宗旨折》的要求，历史、地理、格致三部分各四十课。该书“凡例”云：

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程度：初等小学堂第一二年用

分科：历史、地理、格致各为一编

定课：每编八十课，共二百四十课

期限：每星期各一课，两年讲毕

体裁：每课有题、有解、有问、有图

文字：简明、平近、质实而不俚俗

考证：经史子集、案档咸有根据

咨访：本省官绅校阅，随时改正

校刊：每星期三编各校刊一课

审定：案呈提学使司转详咨部[98]

第三类是将《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内容，具体分配到各课进行介绍，在形式上没有采用例目要求。比如《仁化乡土志》，把十五目内容分为五十四课，每课均为百余字。

第四类是将《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内容，按《奏定学堂章程》所要求的“历史、地理、格致”来予以适当划分，然后以课目编排，既兼顾了前二者，又体现了近代意义上的课目体例，可视为乡土志书之典型。此类可以《韩城县乡土志》为代表。

《韩城县乡土志》由时任知县的张瑞玑纂修，张氏对乡土志书是用作小学教科书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因此“谨遵奉到《乡土志例目》，上合以《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堂第一、二年之学科程度编辑”[99]。该书在体例上能非常好地兼顾到《乡土志例目》、课目体以及历史、地理、格致三部分内容的要求。全书三册合订，一册历史，二册地理，三册物产（格致），每册八十课时。据其计划，三册内容同时开讲，刚好满足两年讲完之用。“历史”门各课内容，字数略有参差；“地理”、“物产”则一课多为四十字左右。“历史”前四课是两份本境沿革表，“政绩录”位其后，占十一课，分“兴利”、“除弊”、“听讼”三种。“兵事录”二十课，大事四课，小事一课。“耆旧录”四十课，分事业、学问两类记录本邑历代人才。“人类”（户口）五课，有人口增减表、实业、宗教、民人表、氏族表。“地理”门中，本境四界、府治距离等占六课；本境所辖乡、里、古迹、祠庙、坊表、市镇、桥梁、学堂占五十四课；本境之山占七课；本境之水、路占十三课。“物产”门分植物、植物制造类有：动物、动物制造、矿物、矿物制造、商务共七类八十课。“商务”为本境行销本境表、本境行销外境表、外处货入境表。

三是采用章节体和卷目体体例。

章节体有两种类型。一种可以《石柱厅乡土志》为代表，该书成书于光绪末，刊印于宣统元年。由杨应玑、谭永泰、刘青云编纂。三人均系石柱本地人，杨、刘为附贡生，谭为岁贡生。三人各编一部分：杨应玑编历史，谭永泰编地理，刘青云编格致。全书共分二十一门，三十五章，以章、节附标题，约四万字。另一种则是把《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内容相应地分成章节，如《海阳县乡土志》。卷目体则把课文分卷，如《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全书共六卷二十二章，卷一、卷二历史，卷三地理，卷四、卷五人类，卷六特产。每卷下又分若干章节。后者如《金堂县乡土志》，把《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内容分为四卷：卷一，历史、政绩录、兵事录；卷二，耆旧录、人类、户口、宗教、实业；卷三，地理；卷四，道路、物产、商务。这三种也是比较常见的体例编排方法。

四是采用纯粹的课目体。

课目体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课目编排方法，其形式可能与《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的要求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内容更切合实际。此类可以《上海乡土志》为代表。其他如《最新通州地理教科书（乡土地理）》、《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昆新乡土地理志》、《奉贤乡土历史》等。

章节体与课目体的混合使用，也比较常见。如《常昭乡土地理教科书》、《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均是全书分若干章，章下又分为若干课。

亦有一小部分乡土志书，大概是分工合作，各自为编，全县下属各区分别编纂乡土志书，全县乡土志书则为各区乡土志书之合编。如光绪三十二年四川《隆昌县乡土志》。此志含历史、地理、物产三部分及东南西北四乡乡土志，记载比较简略。历史记述政绩、兵事、耆旧、人类、户口、氏族、宗教等。地理记述山水、道路、学堂、物产、商务等。而东、西、南、北四之乡土志则不作三部分，按乡分别列目记述各乡方里、四界、古迹、洞庙、桥梁、学堂、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山水、道路、物产、动物、植物、制造物产、商务等概况。不过这种体例的方土志书数量较少。

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所收清末乡土教科书396种进行统计，章节体课目体风格的乡土志书为115种，占清末乡土志书总量的21%。其中，课目体32种，占总数的8%；章节体83种，占总数的20?9%。乡土志书体例的数据比较，大致能反映出近代教材意义上的课目体在当时的普及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