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

经过清末爱国主义的宣传，以及推翻满洲统治的国民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被唤醒和加强。“乡土”、“乡土志”两个词汇，也因此得到广泛普及，常常与爱家乡、爱国家的话语相联系。孙中山曾经指陈中国传统的弊端，认为中国人只有家族概念，而无“国族”概念；为了造就“共和”，就必须培养国民的“国族”精神。提倡由爱家族，进而爱国族、爱国家，认为“国者乡之积也，爱国者必爱乡”，“以爱身、爱家之思想能力，合而爱国”。^[1]这种号召，对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与乡土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而民国“社会的地域性”，地方实力派事实上的割据分裂状态，则从客观上刺激和强化了人们的这种乡土观念。^[3]

因此，在民国时期，把地方文献与“乡土”一词相联系，开始成为比较流行的做法。比如，有人称赞《芜城怀旧录》一书“不仅供士人赏玩，且足为乡土历史上之参考”^[4]。民国十五年《齐谿小志》云：“王子佩诤博综群书，泐成卷帙，使弹丸黑子，油然兴乡土之思，可不谓贤乎哉？”“展诵是编，弥深乡土之思。”^[5]民国二十年《绍兴地志述略》云：“本书以绍兴山川道里向无记载专书，故辑是篇，以供乡土之参考。”^[6]有的把乡镇志径称为“乡土志”，如民国二十二年重印清道光年间沈藻采所修的《元和唯亭志》，沈藻采的后裔沈受天为该一书作序，序名径题为“重修唯亭乡土志序”。^[7]

其实，早在《乡土志例目》颁布后不久，就已经有人用“乡土志”来指代地方文献。《乡土志例目》颁发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间，三四个月后，安徽巡抚冯煦上奏朝廷请求批准编纂《皖省辑要》。在其奏折中，他就称计划编辑的《皖省辑要》“为乡土志之统宗”^[8]。到了民国，用“乡土志”来指代本地志书的现象就更为常见。1912年，“南社”成员姚光发表《论各县亟宜修辑志乘》一文，提出：“采风问俗，必有资于乡土志乘，此编辑邑志所以备国史之采也。”^[9]民国六年《巴彦县志》序说：“……故志乘尚焉，不特历代之一统志、通志，不能离州、县乡土之志。即廿四史、《通典》、《通考》、《通志》诸大部头书与夫私家著述，名为经世者，胥资之，讵可以一乡一邑而忽哉？”^[10]民国十七年《辽阳县志》序称“《辽阳乡土志》简略无章，不过存十一于千百州志，成于康熙二十年，距今二百四十余年。”^[11]民国十七年《岫岩县志》说：“清咸丰六年，邑绅李明府芝岩先生应邑侯台公之聘，初次编辑乡土志。宣统元年，代理册篆贺公竹亭又作二次之纂修。”^[12]民国二十四年，昆山《巴溪志》邱樾序云：“惜无隐君子为作乡土志，俾补昆志之缺。”^[13]（伪康德三年）《海龙县志》序称：“民三年，白前知事永贞，著有《乡土志》一册。”。以上实际上都是用“乡土志”之名来指代本地旧志。^[14]“乡土志”也影响到家族志的编写，如民国初年湖北杨廷芳纂《月山乡土志》，实际上就是专记杨氏家族之事；更有把乡土志编入家谱的，如民国十八年修《海虞鹿苑钱氏支谱》，创设了《乡土小志》。民国十四年，山东省为了乡村建设的需要，在全省开展普查，编写各地调查报告，由山东省长公署颁发了统一的模式，名为“乡土调查方式”。民国二十一年左右，最后成书，名为《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该书收了26个县的地方资料，实际上是乡土地情调查。民国三十二年《甘肃省乡土志稿》的作者朱允明说：“由于原有省、县各志，均系大部书，披阅颇感不易。于是综合各项设施，缩写为乡土志，阅者可一目了然。”^[15]由此可以看出，经过一二十年的宣传，“乡土志”的提法，的确比以往更加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