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者乡土志书研究史回顾

二、大陆学者乡土志书研究史回顾

我国学术界较早在论文中提及乡土志的，是朱士嘉《方志之名称与种类》一文，文中讲到：“州有乡土志，县亦有乡土志，起于光绪末年，乡先辈为使学童辨悉本乡之风土、人情、物产起见，将府州县志中之材料择要录出，再加以实地调查，以所得缩编成书，名曰乡土志。”^[10]同年，丁绍恒出版了《全国各地乡土志略》一书，惜今未见。翌年，朱士嘉编撰了《中国地方志综录》，后又于1938年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中国地方志综录补篇》。两书共著录乡土志242种。^[11]

最早对乡土志的编纂历史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见于1946年由赵燕声撰写的《馆藏乡土志辑目》^[12]，文章分“概说”、“辑目”、“附录：乡土志例目”三部分。在“概说”中，作者明确指出“乡土志非专记地方风俗之书，更非乡志、镇志之别称名”，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乡土志出现的缘由；“辑目”列出了该馆所收的77种乡土志；“附录”则是民国以来首次对乡土志例目予以整理和研究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志研究者也曾从各个方面对乡土志进行了研究或评述。1982年，史继忠发表《方志浅谈》一文，其第二节“方志的种类”中讲到：“乡土志，通常是指县级以下行政单位的志书，如镇志、邑志、里志、场志、乡志、村志、屯志等等。个别县级单位的志书称‘乡土志’又当别论。乡土志的出现较晚，大抵始于明、清之际。乡土志主要盛行于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人才荟萃之区，如江浙一带、中原地区。”^[13]作者把乡土志理解为包括乡镇志等的小区域性的志书，全文只有论断，而没有作出分析。1984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内中收有范学宗《乡土志浅谈》一文，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论述清末乡土志与乡土教科书的第一篇专文，认为地方志“除了一般省通志和各府、厅、州、县志外，又有乡土志书。我国的乡土志，原为汇集一乡一镇或一村、一里风土人物之作。据记载它始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澉浦镇税监罗叔韶嘱常棠所编的《澉水志》，全书八卷，只有四十四页。其后，唐栖、枫泾、安定、甫里、乌青、南浔等乡镇之志，以及山志、水志、湖志等亦相继问世。……乡土志由志乡、镇、村、里，扩大至县、州、府，乃至全省，则始于清代末年以至于民国。这一类乡土志是作为各地蒙学教材而编写的”。“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间，学部除行文各府、州、县督饬从速建立小学堂外，并按奏定小学堂章程，另文颁布编辑小学堂课本乡土志的例目。”^[14]此文也把清光绪末年所编的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与历史上的乡镇志、风土志视作同一性质的志书。1984年，黄曙光发表《乡土志述略》一文，对乡土志的出现和发展、乡土志兴起的历史背景、志书内容及其特点、乡土志的爱国思想和作用进行了概括和介绍。但全文主要偏重于一般介绍，缺乏更深一层的分析，而且在具体论述中犯了个别常识性的错误，如说“乡土志最早出现于清光绪五年。是年，吴大猷首纂山西《保德州乡土志》”等等。^[15]1985年，许霆于发表《乡镇志、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一文，指出范文“把乡镇志、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三者混为一谈，还有的方志学论著的作者，也持相似的论点；或者，有既不混同也不相区别的态度”“乡土志的‘乡’，不是区域行政单位。‘乡’只是某一区域之泛称，如同省、县等；乡土，是别于客土他邑之意。”但作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认为“乡土志编纂体例纲目，基本上是仿照县志，尤其光绪之前的乡土志，主要特点是简约扼要，可以称之为州、县的简志”。^[16]作者也提到了《乡土志例目》，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深入揭示《例目》颁发的历史背景，把乡土志与乡土教科书割裂开来。同年，田雨发表了《清学部颁〈乡土志例目〉》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首次整理、标点《乡土志例目》全文。^[17]1986年，黄曙光又发表了短文《乡土志产生于何时》，指出了史继忠论文中关于乡土志产生时间上的错误。^[18]1987年，陈光贻在其《稀见地方志提要》一书的“例言”中说：“乡土志，始于清末预立宪法，用以观察民俗，乃征各省府州县编纂，辛亥后流散民间及辛亥后编纂者，约计有500余种，或称乡土教科书，亦有仍称县志者，如《明江县志》，为乡土志编例也。其书大抵从速编纂，草率成编，无一定编例，记一郡一邑之概要而已。溯其源委，清末际仿泰西学校，有乡土科，而编乡土教科书。然考明时杨循吉纂《苏州府志纂修略》，清周凯纂《襄阳必告录》，揆其义，与乡土志颇相似，盖就有由来耶？”^[19]此后，陈氏在其所著《中国方志学史》一书“方志学史”中的“乡土志”条又强调了该观点。^[20]1987年，行龙发表了《清末乡土志的史料》一文，指出“由于此种方志当时作为小学教材，又因现今流传的数量不多，因而一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它体例简单，节略县志，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这是不够公允的”。但文章也仅限于大致介绍，对于乡土志产生的时间，也认为“乡土志在我国起源较早，但之前尚属个别和零星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编纂乡土志则始于清朝末年”。^[21]1992年，易邵白发表了《清末乡土志初探》一文，从中国古代社学、塾馆的蒙学课本谈起，探讨了乡土教科书产生前几年中国乡土地理教育的概况，指出了中国传统蒙学读本对乡土教科书编排体例的影响。^[22]在以地理学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史专著中也有专门的研究，如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23]，把乡土志书置于“西学东渐”的历史大背景下。前者把乡土志的编纂、乡土教育定位于“民族自信心的重铸”，后者则指出“乡土”意识导致了“地方主义的偏向”，发前人所未发，基本上为后来的乡土志研究指示了两个方向。

2003年9月，中山大学的程美宝发表了两万多字的长文《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24]，再次厘清了乡土教科书产生的历史背景，着重研究当时人们“国”与“乡”的观念，从新的视角来看乡土教科书在清末民初国民教育中产生的影响，是目前所见理论色彩最浓的一篇论文。但是，限于广东省的材料，作者也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论断，比如说“清朝及民国政府都没有持续全面推行乡土教育的措施”，更认为乡土志编者则都是“基层领袖”。其分析方法也不无商榷余地。2003年12月，侯春燕发表了《关于晚清乡土志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一文，简要回顾了乡土志的产生历史，但主要是研究清末乡土志书对目前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启示。^[25]2004年，巴兆祥在日本《史学》杂志发表了《清末乡土志考》一文。^[26]2006年，陈碧如发表了《乡土志探源》一文，张梅秀发表了《清末民初山西乡土志书17种述略》一文。前者综合分析了以往研究成果，将乡土志归属界定为初等小学教科书，并对欧美、日本的乡土教育发展做了回顾。^[27]同年底，巴兆祥又发表《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民国的乡土志进行了数量统计，并对乡土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进行了重点研究。^[28]

专著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民国时期的方志学著作之外，近年来仓修良《方志学新论》、巴兆祥《方志学新论》、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等的相关章节中也都有研究。以上诸前辈学者的研究对本书的形成惠泽良多。

总的来说，由于乡土志多记录一县一乡的内容，一般出于基层文人之手，很多还属于“急就章”，内容比较粗糙，且多为手抄本，难以引人注意，因此人们对它们的认识有限，学术界少有关注兴趣。而方志学界所开展的一些研究，则忽略了对乡土志历史背景的深入考察。近年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乡土志书才又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重新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研究水平也开始得到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