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书所期望的富强之道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乡土志书所期望的富强之道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六、“学战”与“改良”：乡土志书所期望的富强之道

除了以上“实业”、“商战”、“群”的观念之外，多数乡土志书还呼应了当时社会“兴学”的思潮，希望通过兴学来促进人才培养，进而以“学战”促“商战”；并且发出了技术改良、社会改良的呼声。

《乡土志例目》所提出的教育目的，乡土历史是“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令人敬师叹慕，增长志气者”；乡土地理是“养成其爱国之心，兼破其乡曲僻陋之见”；乡土格致则是“动其博识多闻之慕念”。由于清政府在地方的思想控制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忠君”的意味开始逐渐淡化，大量乡土志书通常在介绍了本地的人文环境、自然资源之后，最终落脚点都是寄希望于读者（学生）能够热心学习实业，致力于本地和国家的建设，“所谓足以纲纪一代思潮而构成一代主流之核心者，实为富强思想”[107]。

很多乡土志书指出“学”和国家的兴亡相联系，认为“不学则无以立国”。《蒲江县乡土志》说：

东西两半球，未有无学而可立国者。印度墟，无学耳；波兰亡，无学耳；埃及灭，无学耳；犹太沦，无学耳。我国家鉴此，欲救黄种而普救于学。我同胞此欲战胜全球，而先战于学。学有本，曰“蒙学”。是今兴学者，艳大学、中学名，而蠡测蒙学，东蒙学铎者半以未谙教育人，强行教育事，声声普及，步步蹈虚。及今不图，更阅数年，天下皆似是而非之学堂，学生皆似是而非之人格，虽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于中国前途仍无禆焉。此可长虑者也。[108](www.guayunfan.com)

《高唐州乡土志》提出：

万事根本皆起于学，处此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特，尤以开通学务为强国基础。光绪癸卯之岁，朝廷毅然振兴，诏各省厅州县创建学堂，是为改良学界之起点。乙巳八月，复奉上谕停止制科，一意学堂，于是士林乃知所趋重。[109]

《邵阳县乡土志》说：

臣钦惟皇上劝学兴贤，将使人才辈出，为国家肩荷大事，为海内日臻富强，日安磐石，其源胥肇自教育，教育胥肇自始基。[110]

《馆陶县乡土志》更希望通过乡土教育，使人们树立一种观念：

将见士学兴读书而知时务，农学兴力田而无游民，工学兴居肆而精制造，商学兴行货而通有无。境界中人，皆学界中人。富强由此而基，文明由此而开。乡社比户，薰德善良；风俗人心，蒸蒸日盛。此予之所厚望也夫。[111]

“学战”一词，也出现在乡土志书中。教科书的编纂者多是新式教育的施行者，他们根据新颁学制，积极推广学堂，以求培育人才。宽甸县知县马梦吉在该县创设了半日学堂，“内附官话字母馆，收招贫寒子弟及年长庸艺、目不识丁者，分班教授。此项学堂，于谋食之人最为有益。将来推广四乡，未始非学战之助。”[112]一些著名学者也发出同样的呼吁。刘师培于光绪宣统年间投靠端方时，明确提出了“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观点，以及“致用”、“崇实”的建议。[113]

“改良”成为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其中包括经济实业以及社会风气两个方面。迫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压力，在国内外立宪派的积极鼓吹下，1903年清政府预备立宪，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准备施行改良式的“君主立宪”制。此前推动“戊戌变法”的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也在舆论上推出“开明专制”论，以期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亡，摄政王载沣计划于宣统三年（1911）颁布宪法。“改良”一词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流行的。[114]

经济、商业与风俗的改良诸方面，在乡土志书中被给予大量宣传。《绥中县乡土志》的一段话，大概可视为最具代表性的总结：

今之世界，生计竞争之世界也。欲谋国祚之绵长，而立富强之基础，唯在求实而已。士业、农业研究焉，而急为改良；工业、商业考察焉，而急思进步。试观大儒斯迈尔、法国政治家卢梭、德国外交家俾斯麦之三人者，世界上称为伟士，孰非由实事求是、苦心自修得来？至农工商之政府，不务以和平增进，竞争勇猛，直欲推倒他国，专全球之利权，故工战、商战之说，一时风行焉。虽曰天演公例则然，亦力图优胜有以致之也。近者，我国士、农、工、商各设专部，各立学堂，亦思组织完善，而收实业之效果。则为士、农、工、商者，可不力求进步，而极实业之功能哉！绥中风气虽未大开，而造就士才，讲求实业，研究工艺，推广商务，近已小试其端。[115]

关涉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技术改良问题，最受乡土志书编纂者的关注。比如，鸦片战争以来，山东肥城县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鸦片种植。1906年清廷下诏禁止鸦片，要求逐渐减少鸦片种植，以求逐渐全面禁止，肥城经济因此受到极大影响：本地植物产品只够维持本地之用，而“动物制造产”只有羊毛和羊绒；本地的工艺只会用来制毡，只能以初级产品外卖；羊皮只能制皮袄，因工艺太差，不能达到轻暖的效果，销路也很有限；规模不大的缫丝业，也只会用土法制绢；动物毛羽之物，则因没有加工工艺而废弃，殊为可惜……作者在描述了这些状况之后，发出呼吁：

肥城地狭人稠，输出之品远不敌输入之品。近因鸦片减种，进款日绌，其无形之漏卮，关系非浅。使即蚕桑、种植、制造各实业及时提倡而振兴之，数年之后犹可抵制外货，且可抽赀以办新政，人何惮而不为哉！若因循迁就，坐视货弃于地，而长此不治，窃恐数年之后，肥境贫瘠之现象不堪思议矣。[116]

鸦片种植的危害，也受到一些地区的特别关注。陕西省扶风县是鸦片种植大县，《扶风乡土志》劝告乡人，舍眼前种鸦片带来的小利，以图将来之大利。

当今西人之讲求土宜物殖，详且尽矣。邦人士当有闻而兴起者焉。抑余又闻，兴一利不若除一害。扶风之竞种罂粟，为稍获流通之利也，而先已染其害，夫竞目前之利而遗远大之害，则不如其无利也。利过足为害也。屏目前之利而别求乎远大之利，则去害即终以有利，而利且无穷也。余不敏，无以加惠于邦人，窃愿持此不种罂粟之一端，先以为邦人劝。[117]

农业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重要的经济部门，为此乡土志书也提出了不少改良措施。《通州乡土地理教科书》说到本地的农业发展困窘：“地无余力，人无余闲，亦甚苦矣。然农学未兴，不选种子，不辨地质，不择肥料，故收获不能加多，一遇歉岁，即仰屋而嗟。”《泰州乡土志》说：“泰地宜农圃，操是业者居多数，惜未能讲新法耳。必设农务学堂，并附蚕桑传习所，凡耕地种植，尤宜注重普及之学，造就多数之国民，皆晓然于公益之义务，则地方始可言自治也。”[118]

面临“利权外溢”的局面，工艺技术、经济管理的改良受到高度重视。在商业发达的华东、华南地区，这一现象相当突出。福建省《侯官县乡土志》评价本地在这些方面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说：

洋货转输，源源不绝。五都之市技巧杂陈，虽有巧历，莫能名数。苟不亟筹抵制，则洋货皆不翼而飞，而土货浸无人过问。有输入而无输出，不几北行入囊中哉！夫欲筹抵制，必须实力振兴。振兴奈何？仍不外伙立公司，广开工艺局，规设陈列所，而商会则实行其联络商情、调查商业、劝导改良之政策。而官于商务一途力加提倡保护，掖而升之于商战之大舞台。道尽于此矣，岂有他哉？[119]

希望通过乡土教育扭转传统观念不重视工艺技术的倾向。《晋县乡土志》对学生提出忠告：“制造一事，不学奚能？伏望吾晋素识时务之士，约合同志，选聪颖子弟入各等制造厂，以开风气。愚拙之地，便可化为智巧之区。尔诸生当幼稚时须知工学一门，亦足以立国，甚勿以贱业视之。”“吾晋欲治物产，必自讲化学始，化学所载凡一切种植、牧养之法，无所不备，聪颖之士，博览其书，自有心得，然后如法试验，行而有效，人自从之。尔诸生，初学格致，务要留心物产，以求进化。”[120]《闽县乡土志》指出：“泰东西之奇技淫巧亦赓续戾止，喧宾夺主之势既成，匪特漏卮不可殚纪，而风俗习于淫侈，人心随而日浇，又有心者所深忧也！夫势之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挽，则维力筹抵制，以塞其流而已。是用备列其目，俾邦人之游学者，其勿缓视艺事哉！”[121]新疆《宁远县乡土志》对本地学风不振发出叹息：“边隅之地，风气不开，父兄不知诗书，子弟任其偷惰，地方官不惜再三劝谕，以子弟读书为第一要义，其如舌敝唇焦，何故‘士’之一字，言有难色。”[122]

改良社会风气的呼吁更为强烈，破除迷信，改变奢侈之风，指陈本地社会时弊，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江南地区普遍好迷信，敬鬼神，《奉贤乡土历史》指出：“俗多淫祀，信僧道，拘风水，嗜鸦片，好赌博，婚嫁丧葬，竞尚奢侈。近则天主、耶稣两教盛行，蛊惑日众，皆敝俗之宜革者也。”[123]东北地区巫术流行，《宽甸县乡土志》说：“近经马署任梦吉剀切劝谕，颇知悔悟，赌案无闻。而迷信巫蛊一事，亦最伤风化，现已据认真示禁矣。”[124]《蒲江县乡土教科书》在指责本地官员腐败成风时，言辞更为激烈：

于社会现形应以深切之意，为哀痛警告之词，使种种腐败之原因，缕析条分，如暮鼓晨钟，发人深省。而教师生徒皆自知其恶陋之习惯，实为败坏社会之一分子，猛然有革故从新，出死入生之趣向，志中师其意，论社会现形如济仓、三费、税额、路股、鸦片诸端，破除忌讳，直陈腐败原因，以期改良。不敢以知而不言、言而不实者陷吾蒲同胞，盖与其得罪八万一千三百余人而全境皆非，不如得罪二三人而积弊可挽。[125]

《洛南县乡土志》在讲到振兴商务的同时，告诫政府官员，其在改良风俗方面有为人师表的作用，“小利勿图，小怨勿忍。易俗移风，在贤令尹”[126]。《宜川县乡土志》在赞扬了本地民风淳朴，富有古风，“回心向道”之后，指出其相反面：“有一病曰‘惰’，流水可灌田而惰于疏浚，闲田可树木而惰于种植，女惰蚕织，男惰经营，而常忧衣食之乏。”[127]

乡土志书还对有害商业信誉的行为进行了谴责。陕西《鄠县乡土志》说：“论曰：藕粉为鄠地制造之极品，且系行远一大宗，乃奸商希图取利，掺以杂粉，以致货失其真，名誉频减，亦恨事也。”[128]对奸商假冒藕粉，败坏本地声誉的行为感到痛心。《上海乡土志》发出嗟叹：“吾邑棉花一项售于外洋，为数甚巨，乃有奸商掺水致为所疑，销路渐滞，其何以杜塞漏卮，挽回利权乎？”[129]《辰州府乡土志》对该地地方胥吏的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每岁调查人口之数，与工商农之盛衰之比较，为至密切关系之一大事。然窃谓即有人调查，而各属之书役隐匿弊混之习气最深，即本官尚难得其实数，不能如泰西各国之季报月单、预算决算之例，登诸新闻纸，尽人得见其实数，即可推求其利弊。中国最大之要政，皆付于作弊者之手，此害不去，何从比较其利病，改良其实业也！”[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