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教学的学术探讨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乡土教学的学术探讨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四、乡土教学的学术探讨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了弥合“畛域”，强调团结统一，不再特别鼓励各地方对“乡土”特殊性的过分渲染，而是强调乡土与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乡土教育逐步被纳入规范化、学术化发展方向。该时期所提倡的乡土教育，多注重普遍意义上的地情教育；而就乡土教育方法的讨论，也多集中在学界之内。

教育界对乡土教学的理论探讨比较深入，而且内容也愈加广泛。这一时期，教育界人士有大量关于乡土教育的理论探讨性文章刊登在教育类刊物上。比如，王骧著有《小学乡土教育概要》，发表于《教育杂志》二十六卷九号；又著《江都县乡土教材之研究及实施》，发表在《江苏教育》第五卷第六期。在同期杂志上，金润青发表了《吴县乡土教材的研究及实施》。王骧、高衡合编了《乡土风景剪贴教材举例》，发表在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四卷四期。周丰一则译有《乡土童谣与乡土民谣》，发表于《歌谣周刊》二卷二十四期。赵贯吾作《乡土教学的理论与实际》，发表在《江苏教育》三卷十二期。这些论文，多从教育学术角度来理解乡土志书，理论探讨的意味非常浓厚。如时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的教育家杨鄂联，发表了《初等小学乡土教授之研究》一文，对清末的乡土教育进行评价，认为清末的乡土教材，很多都违背了科学的教学方法，因此在教育界评价不高。

前清定章，初等小学先课以乡土地理，以养其爱乡心，原仿日本往时之教则。无如书肆所编乡土历史等课本，重违方法之本意，徒耗学者之精力，于是乡土一科，遂为教育界所诟病。

杨氏指出，当今的教育家非常重视乡土科的教育，日本东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校还建立了乡土研究会，出版了乡土教示和教授细目等书。我国教育界，目前也重新理解到乡土教育的重要性，但内地的一些小学校，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杨氏还说：(www.guayunfan.com)

今年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为此特设“乡土科研究会”，鄂联被推为主任，会拟乡土科教授要目，及教授纲要。[79]

由此可见，乡土教育已经由临时的课程变为常规的研究。杨氏在此文中，详细阐发了他对乡土科教授之目的、乡土科教授之区分、乡土科教授之方法三个方面的观点。

对费孝通先生童年产生很大影响的“沈天民校长”，时任“吴江市立第一初等小学校长，兼任县立第一高小学校教员”。沈氏是“直观主义”教育理念的信奉者，热衷于乡土教育，也积极参与有关乡土教育的理论探讨。其发表的《乡土问题之商榷》一文，把乡土教育分为“狭义的”、“广义的”、“普通的”三派，表明他对乡土教育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他还在此文中检讨了自己对乡土教育的看法：

今年春季，余于课暇，定一教授要目，以史、地平均分配，不重文字，专主谈话。初等四学年皆有之，每周一时，都一百五十余课。甫经竣事，色然以喜，以为直观主义者，必于是可收其效矣。假期多暇，偶翻载籍，并考各家学说，乃又觉今是而昨非矣。[80]

民国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关于乡土教育的专著，其中又以理论研究为多。比如，1936年，吴志尧编著《小学乡土教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为“国民教育文库”之一种。该书分为“乡土和乡土教材”、“怎样选择和组织教材”、“乡土教学目标商榷”、“单元教学举例”、“怎样指导儿童观察”、“从发表增进认识”、“远足和观赏”、“沙盘和校园”、“乡土地理”、“乡风和民俗”、“研究和辅导”共十一章，是一本面向小学乡土教员，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的指导用书。著名地理学家葛绥成编写了《乡土地理研究法》，于1939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该书分“乡土地理的认识问题”、“乡土人口”、“言语地理”、“聚落与经济”、“生物地理”、“气候材料的整理”以及“结论”共七编。从内容上看，该书已经不再局限于儿童乡土教育的理论研究，而是较高层次的理论书籍。1948年，王伯昂编著《乡土教材研究》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该书也是“国民教育文库”的一种，内容分为“乡土与人生”、“乡土教育的实施”、“乡土课程的厘订”、“乡土教材的编纂”、“乡土国语教材”、“乡土常识教材”、“乡土劳美教材”、“乡土音体教材”共八章。对小学乡土教育进行专门研究，比吴志尧的著作略深一层，但又比葛氏所著简略。从这些书的内容来看，当时的乡土教育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抗战时期，“爱国救亡”要求增强学生、民众的爱国心，因此尽管战争频仍，乡土教育也受到非常重视。1936年《大同县乡土教科书》出版；1939年，刘诚著《福建乡土史地》一书，由省教育厅出版，作为中小学乡土教学的补充资料；1943年，谢国度编《湖南全省乡土地理》，由启明书局出版，该书每章后均列有补辑和练习题；等等。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人类学家对乡土社会的关注，客观上推动了乡土教育的社会普及化，极大地丰富了乡土教育的内容。“平民教育”、“乡村生活改造”等不同派别的学者对乡土社会给予了空前的关注。他们深入乡村社会进行的调查、研究，以及对乡土社会改良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时期乡土教育由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型”。[81]受儿童时代乡土教育影响颇深的费孝通先生，于1948年出版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两种以“乡土”命名的社会学著作。同年4月，另一位社会人类学家潘光旦先生发表了《说乡土教育》一文，提出其重要的“位育”思想，认为教育要达到的目标是“位育”，即《中庸》中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示出当时社会人类学界对乡土教育、乡土社会的普遍关注。他在文中说：

中国教育一向专重书本，青年“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至今依然在有人在；在自然科学教材与教法尚未能充实的今日，要改革此种习惯，我认为最良好与现成的途径是在中小学时代充分注意到乡土的史地教材与教法。

潘光旦先生还认为：

民主政治的基本看法之一应该是，民是本，政府是末，地方是本，中央是末，而就中国比较特殊的情况说，我们还不妨添上，乡村是本，市是末……有了这番认识，我们便必然的会想到乡土教育的重要，而也可以料到，前途乡土教育的成效，便是合乎民主原则的一番新的本强而末也不弱的局面。[82]

在这里，乡土教育由爱国观念的培养上升到了与“民主政治”相关联。

民国时期，已经开始有学者利用乡土志进行研究。1931年，谭其骧先生就读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时所作毕业论文《湖南人由来考》，就是主要利用乡土志中的“氏族”材料，征诸史实而成。[83]对乡土志书的有意识整理也已经开始。1937年，学者张国淦就根据燕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抄本主持印行了《乡土志丛编》第一辑，收录了陕西省乡土志10种。1946年，赵燕声整理编写了《馆藏乡土志辑目》一文[84]，文章分“概说”、“辑目”、“附录（《乡土志例目》）”三部分。在“概说”中，作者明确指出：“乡土志非专记地方风俗之书，更非乡志、镇志之别称名。”比较客观地指出了乡土志书出现的缘由。“辑目”列出了该馆所收77种乡土志书。“附录”则是民国以来首次对《乡土志例目》予以整理和研究。以上对乡土志书的研究和整理，可视为乡土教育的进一步学术化。

【注释】

[1]孙中山：《留别粤中父老昆弟书》，见《孙中山全集》，第四卷，479页，中华书局，1985。

[2]参见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第六章“20世纪上半叶社会各界的家族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王续添：《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载《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4]董玉书：《芜城怀旧录》，杜召棠“序”，收于《中国风土志》，第30册，广陵书社。

[5]李楚石：《齐谿小志》，张一麐“序”，单镇“序”。民国十五年版，收于《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8册。

[6]尹幼莲：《绍兴地志述略》，“编辑大意”，民国二十年版。

[7]沈受天：《重修唯亭乡土志序》，《元和唯亭志》，收于《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7册。

[8]冯煦：《奏为编纂皖省辑要以资治理恭折》，见《光绪朝朱批奏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第458号。

[9]《姚光集》，5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转引自金建陵、张末梅：《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载《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3期。

[10]王岱修，李麟兮纂：《巴彦县志》，王岱“序”，民国六年修。转引自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1]《辽阳县志》，“序”，民国十六年修。

[12]《岫岩县志》，郭玉璞“序”，民国二十七年修，转引自《辽宁地方志考录（增订本）》第106页。此文又见于《东北乡土志丛编》岫岩州乡土志的说明。

[13]朱保熙：《巴溪志》邱樾序，民国二十四年版。

[14]王永恩修，王春鹏纂：（伪康德三年）《海龙县志》，王春鹏“弁言”。另据（伪康德三年）《海龙县志》海龙县长王永恩序云“自民国三年，白知事佩珩所修纂县志，仅一册，略而未翔，今已散失无存，遍搜无获”，可以确知，王春鹏所云“乡土志”乃白氏所著《海龙县志》。转引自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381页、386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5]朱允明：《甘肃省乡土志稿》，民国三十二年版。

[16]参见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7]《教育部订定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1912年12月，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69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8]谈国楫纂：（民国）《辑安县乡土志》，“序”，转引自《东北方志序跋辑录》，387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19]中国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三辑》“教育”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0]辽宁省档案馆编：《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37页，辽沈书社，1983。

[2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辑》，第一编“教育”，638页。

[22]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3]“陕西省民政司令各属限一月内呈齐该处乡土志书到司文”，收于《最近行政文牍》，卷三“地方各省官署”。从该文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地方志和乡土志之间的区别，有清晰的认识。

[24]“东三省巡阅使公署训令各县检送县志、乡土志”，“东三省巡阅使公署训令催送县志、乡土志”，收于《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28～29页，辽沈书社，1983。

[25]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收于《清华汉学研究》，第二辑。

[26]关于传统塾师面对新形势的困境以及转化过程，参见沈洁：《废科举后清末乡村学务中的权势转移》，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27]《盖平县乡土志》，张秀章“跋”，民国九年版，收于《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

[28]牛尔裕纂：（民国）《双山县乡土志·序》，见柳成栋等《东北方志序跋辑录》，339页，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29]李心曾：《法库厅乡土志》，“序”，民国二年编。收于《东北乡土志丛编》，辽宁图书馆，1985。

[30]成希藩：《湖南湘乡乡土地理志》，“序”，民国三年。

[31]《澄海近年发现的一批地方乡土教材文献》，载《汕头特区晚报》网络版，2006年4月26日。

[32]此表转引自巴兆祥先生《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一文。据笔者统计，1912—1949年间所编的乡土志书为199种，占清末以来乡土志书总量的28%。据巴兆祥先生统计，民国所修乡土志书达214种。其间有一些误差，主要原因大概是对部分乡土志书分类或者成书断代略有不同。

[33]辽宁省档案馆编：《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37页，辽沈书社，1983。

[34]巴兆祥：《论乡土志的几个问题》，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

[35]《醴陵县乡土志》，“例言”，民国十五年修。

[36]林翰儒：《藁城乡土地理》，自序，民国十二年修。

[37]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7～44页。

[38]张正藩、缪文功：《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序”，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八册，线装书局，2002。

[39]参见缪俭成、蔡汉伯：《缪文功先生二三事》，收于《如东文史资料》第二辑。

[40]印鸾章，笔名印水心，1883年生于盐城，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09年到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校理，《神州日报》、《民权报》、《新闻报》主笔及上海广学会编辑，翻译和校刊过100余种书籍。

[41]参见郑逸梅：《南社丛谈》，199～2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柳无忌：《南社人物传》，388～3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2]丁伟志：《重筑小书巢》，收氏著《无树有巢》（书趣文丛第五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3]舒庆春（老舍）：《拟编辑乡土志序》，1917年6月20日（夏历丁巳年端午节前三日），载《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1919年第1期“学艺”专栏，《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1期、《北京日报》重刊1991年8月23日，初收于《老舍（画传）》，现收于《老舍全集》第19卷。

[44]朱荣松：《泰县乡土教材》，中央印书馆铅印，1947。朱荣松，《民国时期总书目》相关条目作“束秀东”。

[45]《福建乡土志》，第七课“福建地理概略”，启明美记印书馆，民国十五年版。

[46]《福建乡土志》，第二十课“出游”，启明美记印书馆，民国十五年版。

[47]吴昌履：《松江乡土》，民国七年版。封面题有“国民学校三、四年级用”。基督教青年会、小东吴社发行。

[48]顾士江：《萧山乡土志》，“说在本书的前面”，民国二十二年版。

[49]见《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册），下册，甘肃省图书馆，1986。

[50]此段资料参见：《中国历史地理学论著索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51]沈继焱修，杨念先纂：（宣统）《阳城县乡土志》，民国二十三年再版序。

[52]《盖平县乡土志》，郭春藻“序”，民国九年版。

[53]《盖平县乡土志》，张秀章“跋”，民国九年版。

[54]傅熊湘：《醴陵县乡土志》，傅“序”，民国十五年版。

[55]张梅亭修，王希曾纂：《莱芜县志》，王希曾“序”，民国十一年版。

[56]费孝通：《忆小学乡土教育》，见《往事重重》（“书趣文丛”第五辑费孝通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7]韩绍琦：《磐石县乡土志》，“绪言”。

[58]张正藩、缪文功：《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序一”，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8册，线装书局，2002。

[59]另参见顾启：《魏建功早期语言学习考略》一文，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0]《盖平县乡土志》，战兴邦“序”，民国九年版。

[61]王培棠：《江苏省乡土志》“序”，商务印书馆，1936。

[62]王铭恩《萧山乡土志》，第一课“概论”。

[63]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刘超博士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历史书写》第五章。

[64]《辽宁省政府令转内政部关于在志书中不设党务志的咨文》，1931年8月12日，见《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28页，辽沈书社，1983。

[65]《江宁县乡土志》，上册，第二十四课至二十七课“风俗”。

[66]民国初年《南通县乡土志》，第十课“风俗”。

[67]朱正心、张正行：《无锡新乡土参考书》，第三册，第二十六课“风俗”。

[68]张正藩、缪文功：《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第四章“结论篇”。

[69]傅熊湘：《醴陵县乡土志》，第三章“政治”，民国十五年版。

[70]林翰儒：《藁城县乡土地理》，“风俗”，民国十二年版。

[71]匡尔济：《嘉定乡土志》，下册，第十三课“风俗”，民国二十二年初版。

[72]《江宁县乡土志》，下册，第五十一课“商业”，民国五年版。

[73]朱正心、张正行：《无锡新乡土参考书》，第二册，第五课“织布厂”，行余研究社，1920。

[74]《南通县乡土志》，第九课“工厂”。

[75]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6]傅熊湘：《醴陵县乡土志》，“例言”，民国十五年修。

[77]曾宪林等：《北伐战争史》，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78]金建陵、张末梅：《南社与驱张运动》，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民国后，傅氏历任湖南省参议员、省长署秘书、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中山图书馆馆长等职。有《离骚章义》、《段注说文部首》、《更生日记》、《国学概略》、《文字学大意》、《新闻学讲义》等多部著作。编辑有《南社湘集》、《湖南中山图书馆图书分类目录》等。

[79]杨鄂联：《初等小学乡土教授之研究》，载（江苏）《教育研究》，第8期。

[80]沈天民：《乡土问题之商榷》，载（江苏）《教育研究》，第23期。

[81]20世纪30年代广泛兴起的“风土调查”与此关系密切。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教育”与民国时期“风土志”的兴起，还是存在一些关系的。

[82]潘光旦：《说乡土教育》，见《政学罪言》，观察社，1948。转引自《潘光旦选集》第三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83]此文收入谭其骧：《长水集》，上册，300～360页，人民出版社，1987。

[84]赵燕声：《馆藏乡土志辑目》，载《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第2辑，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