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际的“农本观”及其“自强”之道

张元际的“农本观”及其“自强”之道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三）张元际的“农本观”及其“自强”之道

张元际的《兴平县乡土志》全书按照部颁《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编排体例。目前至少有两种版本，其一为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所收，由其弟张元勋题名，木刻本；第二种是台湾成文出版社《方志丛书》所收的手抄本。前者六卷六册，比后者多出卷二、卷三，主要是耆旧部分，即收录的大量古代人物传记；另外，后者还缺失矿物、矿物制造内容，并且没有卷六“附国文”。[81]

张元际曾自撰一副对联言志抒怀：“忧家忧国忧天下；思亲思拜思故人。”这大概也可以视作其编写乡土志的教育目的，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传统儒家的道统思想。在《兴平县乡土志》的序言中，作者首先表达了对乡土教育的看法：

世之谈舆地者，动曰全球五大洲，量亦远矣；世之论人物者，动曰支那四万万，志亦大矣。至近而求之一邑之间，有山川焉，有道路焉，多略而弗悉。侈言五大洲，胡为也？本境古今之会，有耆旧焉，有户口焉，每茫而未知，矜言四万万，奚禆也？万里之程，起于跬步；百仞之台，基于撮土。盖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初等科学，莫切于乡土。此时臣奏请谕旨报可，府厅州县所以令其各成为志也。夫宏远之谟本于识，机务之应由于才，而成才扩识则非学不可。今因欧风美雨，番番激刺，朝野上下，锐意兴学，而蒙学，而小学，而高等大学，序无紊也。蒙毕业而小学，小毕业而中学，中毕业而高学大学，功无缺也。虽然非徒形式之谓，是在真精神。果以真精神贯注其中，学无论各门，教无论何等，授者以真精神开引，受者以真精神学习，迈征其日月，淬励其功修，毋袭皮毛，惟精液是吸，毋涉虚浮，伊切实之是趋。此特蒙学即大学之梯阶也。今日修儒，即立朝之基顾也，是之谓真学，是之谓真才识。盖识生于才，才成于学，未有学不疫其初步而能相底于成也。[82]

作者认为在“欧风美雨”的形势下，无论学习什么知识，都要学习其精华；开展乡土教育是为日后“修儒”打下基础，而“儒”才是立国之基。(www.guayunfan.com)

兴平位居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两汉时人才辈出，所为焜耀于道德、功名文章之地，指不胜屈”[83]。因此，《兴平县乡土志》就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可供作者选择。而其所征引的则多取自儒家经典。比如，在为明嘉靖四十三年兴平县令章许所立的传记中，先是对章许本人在本地的诸多善政做了交代：在本地举行乡射礼，干旱时以身祷雨，本地人民为之立祠纪念，等等。之后作者说道：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朱子云，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先之者躬行也。为上者果能躬行，则为政有本，而人亦易从，公欲以礼化人，先冠仲子，先集诸生，讲行射礼，此为士也。至于为民，则躬诣祷雨，毫不为功，此所谓实心实政也。民安得不立祠以祀哉？[84]

在为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子马廖所作的传记中，作者写道：

平，援长子也。明德马皇后廖妹。既立，拜廖为中郎将。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廖虑美业难终，上书曰：“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自息，至于哀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其言如戏，有切事实。”太后深纳之。

最后作出评定：

《语》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观于吴王长安之语，益信然，不独国君为然也。学堂之师，家庭之长，亦莫不然。凡为人上者，可不端所好哉！[85]

又如“窦让”一条，张元际评价说：“廉耻者，人生之大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综观全书，类似的语句比比皆是；作者藉以分析的理论，均取自儒家经典，贯穿其评价指导的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与“忠孝节义”，表现出作者严守儒家思想的特点。

《兴平县乡土志》表现出的第二个特点，是对兴复儒学（“道”学）的期望，以及他对当时“新学”所表现出的态度。尽管张元际继承了“关学”注重务实的一面，注重“新学”的学习，并曾派人到上海采购“新学”书籍，在学堂开展初级西方科学的教育，但对“西学”本身，他仍持以儒家道统为本位的立场。在一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儒家之“道”的重要性，认为目前“道”就表现在振兴国势上：

道学有用，本原正也；道学无用，末流失也。以道为学，志趣是也；学之未至，道无咎也。以学道之人而迂腐天下之事，遂交攻乎道学，非笃论也。……自圣教不明，士多趋于俗学异常，偶有以道为学者，非骇然讶即轻而鄙，抑思综四万五千余人之众，历四千四百八年之久，何人何事不在道常之中？……且上而为君，下而为民，中而为官绅，以至经济家、词章家、兵家、商家、工家、杂家，与近世之新学家，子无不言孝，孝即道学；与臣无不言忠，忠即道学也。见国势之衰弱，而思振振，即道学之心也；恨外人之侵侮，而思御御，即道学之事也。[86]

由这个“道”出发，他认为各自然科学都只是“道”的支流，而且要反对“流血革命”的“谬论”。

中国大小学堂，外国文武学堂，其条章首在修身，修身非以道哉！次在读经，经者，道之源也。次在读史，史者，道之流也。考舆地以动其爱国之心，习体操以作其忠君之气，爱国忠君，舍道奚以哉？人人在其中，人人避其名，因避名而遂不求实。……现值时局日艰，中外多故，尤宜大其眼孔，振其志气，旁稽博览，聚万国史记以较中外政治之异同，万国舆图以察中外形势之险要，万国公法以悉中外国民之交涉，其兵农商算电化各学，皆道之支流余裔。所当致意者，虑其纷也；就性之所近者一之，恐其杂也，择书之者纯之。举凡阴托乎道者，曲异邪奇显违乎道者，革命流血与一切之厄言谬论，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乎道者，悉为摒去。[87]

本着以上信念，张元际在《兴平县乡土志》中明确提出，“新学”和“古学”没有大的区别；即使说“西学”有什么不同，那也不过是“益加详耳”。

世多惊今之学为新学，教为新教矣。不知学堂之设，教法之立，皆古也。……当今谈学者，为术虽繁，其大纲不外德育、智育、体育。古之礼乐，德育也；射御，体育也；书数，智育也，是幼时无不备习也。十五入大学，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正心修己，即修身也。穷理，即经学、史学、地理、格致学，无不诣其精而足以致用也。治人，即内而教育，外而交涉，悉本热心爱力以出之者也。至于理化，前人言者亦多，今则益加详耳，何尝为新学哉？何尝非古学哉？[88]

张元际认为，西方的诸多科技发明，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因为它们在中国传统儒学中都已经存在。由此看来，作为一名“醇儒”，他无法摆脱对现代西方科技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如《蒲江县乡土志》也曾说：

工学鼻祖，其《大学》“格致篇”、《冬官》“考工记”乎？祖龙一炬，荡为飞灰。震旦绝学，由葱岭以西传于希腊、罗马，诸大哲学、大制造家迭起而发明之，以致十九世纪之富强。昩昩者，志礼失求野。西人有矿学，则引《管子》以当之（如《地数篇》上有丹厌，下有黄金，上有磁石，下有铜金诸说）；西人有汽学、电学，则援亢仓、关尹以先之（如蜕地谓水，蜕水谓气，雷电缘气而生诸说）；西人有光学、重学、化学机器学，则翘《墨子》以抑之。[89]

张元际不仅仅停留在“新学”即“古学”这一步，他还通过对当时社会学风的指斥，做了更进一步的论说：

每念时局艰危，学术纷杂，非反经不可。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并不一定比有些低级官员更富于想象力，这可从1861年11月御史魏睦庭的一份著名奏折中得到证明。……魏睦庭认为，被大吹大擂的欧洲武器技术毕竟是中国自己的遗产。他的论调典型地代表了以后三十年许多中国作者的论调，即：把火药传到欧洲的是元代的蒙古人，虽然它已在欧洲得到很大的改进，以至于‘奇巧百出’。”[90]张元际之所以得出“非反经不可”的绪论，与他崇信儒学，对儒家治国理念的追求，以及自视为儒家正宗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他的这种对儒学的执著，进入民国后更为强烈，最后认为“孔教”是“立国之精神”，只有发扬“孔教”，才能达成“真正之共和”。

近岁信仰自由，崇祀各教者亦不少。教虽不同，同归于善，莫可议也。然抟抟大地，一国之立，必有立国之精神。孔教之沦洽肌髓，吾华立国之精神也。尔来国家尊崇，升为大祀；体制严重，等于郊天，岂徒虚侈隆仪哉！欲国民真心信仰，收召半散之国魂，浇灌垂死之人心，为根本上之补救，促成真正之共和也。[91]

张元际乡土教育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对“农业为本”思想的执著追求。中国是一个传统农耕大国，虽然众多乡土志书都非常重视本土农业的发展，但没有任何其他一种乡土志书能像《兴平县乡土志》那样散发出强烈的农业气息。

兴平地处关西，“僻在西垂，世界进化无大关系”[92]，“年谷顺成，米粟常仰给甘陇，一遇荒歉，饿莩载道，必至之事也。”[93]其自然条件决定了当时该地区以农为本的经济出路。另外，张元际本人对儒家经世之学的推崇，以及杨双山的影响，也都决定了《兴平县乡土志》要给予农业特别的关注。

张元际本人非常推崇杨双山这位“关学”前辈对农业的专注与造诣：“咸阳刘古愚先生，近百年陕中大儒也，读其书，谓不在横渠张子下，近世讲实业者亦多采其说。”[94]他也注重对农业的实践，其所建“尊经学堂”内就“有窑有园”，而且他“主清麓讲席，后蛰乡温旧业，间率孙曾，采蔬观稼，老自适也”[95]。《兴平县乡土志》中全文收录了他为杨双山《知本提要》再版所作的序言：

处邻邦逼侵，时局艰危之日，非有以自强不可。世之言自强者，其要有三：曰兵，曰商，曰农。然兵非官不可，商非财不能，农则不需二者，且足济其所不及，实一日不能无者也。故孔孟当春秋战国之时，兵戈相攻伐，争夺城地，无异今日。而其论政也，足食先于足兵；论王道也，农桑急于商贾。非故重其一而缓其二，良以天下万事，莫不有本，治天下万事端在知本，此吾邑双山先生所为有《知本提纲》也。……因农而蚕桑，而畜牧，而种树，为全书之大枢杻，即一生之最得力。人恐未详也，作《修齐直指》申言农，《豳风广义》专言桑，至蔬木各务则《养素园》尽之矣。……不一求人，自保天爵，其大旨也。今士大夫慨念时局，谓振国威在充民气，而未得其道，亦空言耳。士之生也，虽甚贫寒，必有先人旧田几亩，敝庐几间，诚依先生之法以力行，则家室无累，俯仰有资，何至奔驰营求，寡廉节而士气不振哉！官如依先生之法而扩充之，农报馆、农学局，不必纷纷徒立。各省大员运买耕田犁、取水器、轧花、弹花等各分器，先无需全幅，全幅则费巨。分派各州县领买，择人于城内试办，以为小民观法。民见其实禆于农也，必将欢欣而争购，风气既开，再讲推行广布之法，则人各修业，日用充足，焉有因贫而弱哉！盖衣食足则理义出，忠君爱国之心，将油然而生。先生所谓农为帝性，亲师之本，治世之大端者，不其然乎！[96]

张元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发展农业才是国家的自强之“道”，因为农业发展成本较低，而且不是非常依靠官方的支持，只要利用好“旧田几亩”，同样可以做到丰衣足食，不求于人，因而人也就能“保廉节”、“振士气”；当前纷纷出现的新机构“农报馆”、“农学局”也就没必要急着要建立。如此，“衣食足则理义出，忠君爱国之心，则油然而生”。《乡土志例目》只要求查明士农工商“实业”人数，张元际对此做了修改，他对自己的这一做法是这样解释的：

乡土志凡例，实业只查明士农工商各若干，未及其事也。窃思四民皆是实业，而农尤为实业之要。农之中，详晰其目，则有六。稼穑而外，曰蚕桑，曰种树，曰畜牧，曰瓜果，曰菜蔬，皆足补农之不及，以济生人之用。幸本境杨双山先生于蚕桑树畜之法，躬行实验，知其确有于民生，婆心苦口，恳切言之。予亦聊试，而有益也。因以其说其法，摘要录之。至于细目，详于《豳风广义》，及《知本提纲》、《修齐直指》各书，吾人如不能出而经纶天下，无庸奔驰妄求，依此行之，亦经纶也。尽足遂生复性以立品植德焉。[97]

可以看出，张元际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来看待农业生产于人生的影响：如果不能“经纶天下”，那么，倘若能以农业来“济生人之用”，“经纶”也就在其中，“道”亦在其中了。

本着这种思路，《兴平县乡土志》节选了杨双山的一些文章，包括《蚕桑树畜法》（《蚕桑原委》、《上蚕桑实效书》）、《孟子陈王道说》、《畜牧说》、《养素园序》、《园制》、《蚕桑歌》、《知本提纲序》、《孟子陈王道诗》等等。仅《园制》就包括“柘墙注”、“棘墙注”、“枳墙注”、“大窑注”、“粪壤注”、“园夫注”、“植梨注”、“苹果注”、“安乐园”、“采桑园”、“树梅园”、“葡萄注”、“石榴注”、“红白果注”、“种韭注”、“百合注”、“山药注”、“菠菜注”、“白菜注”、“种莲注”、“蒔药注”、“白芷注”、“饲猪注”、“树桃注”、“树李注”、“树麻注”、“种棉注”等等。这些文章，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不同蔬菜、经济树种的种植方法，田园管理的各项注意事项，在众多乡土志书中可谓独树一帜，蔚为大观。其“蚕桑歌”云：

种桑好，种桑好，要务蚕桑莫潦草。无论墙下与田边，处处栽培不宜少。不见《豳风·七月》篇，春日载阳便起早。女执懿筐遵微行，取彼柔桑直到杪。……老衣帛，幼制袄，一家大小皆温饱。春作秋成冬退藏，阖户垂帘乐熙皥。更得余息完课粮，免得催科省烦恼。天全美利人不识，枉费奔驰徒扰扰。我劝人人勤务桑，务得桑成无价宝。若肯世世教儿孙，管取喫著用不了。各书一通晓乡邻，方信种桑真个好。[98]

《孟子陈王道》诗云：

孟子陈王道，当时为迂阔。那知富强本，尽是农桑括。雍州田上上，所植皆能活。良富处处有，谁谓南北别。治岐与治豳，异地而同辙。莫作章句读，而我非饶舌。若能遵斯道，衣食永无缺。[99]

张元际对园林农业经济的热心，来自于儒家经典以农业为本的理念，其追求的则是“足衣食”、“完课粮”之后，没有外界干扰的小农田园生活。他对文化传统的偏好，最极端的表现是《兴平县乡土志》中“动物植物制造”的内容。《兴平县乡土志》不像其他乡土志书那样，搜集大量与商务有关的产品，而是包含了不少迷信偏方的不经之谈，如用人尿马粪、破布亵衣入药等等，反映了当时作者的知识结构仍然很陈旧。

张元际终生服膺儒学，并且视自己为楷模。中国古代修志，向来有“生人不立传”之例，而在《兴平县乡土志》中，尽管他本人也认为“生人无立传之理，兹叙光祖于学堂之末，录所罕也。邑中不乏丰富之家，若如光祖与杨、邓二人之明义立学，学堂岂有不兴哉？予书至此，心怦怦矣”[100]，但仍然在“氏族”中为自己的家族写了传记；在“学堂”中，也为自己写了传记。到了民国十二年，张元际主修《兴平县志》时，又为自己做了传记，说兴平县“丧不用乐，不御内，不用酒肉，不事浮屠，夫人而知之者矣。今则大不然，甚有演剧以为乐者。吾乡张氏名元际，家风一遵古祀，亦有闻而效之者”[101]。事实证明，他对儒学的热情，终其一生都没有丝毫减退。虽然自从1915年以后，新的学制已经不要求儒学的讲授[102]，但很可能由张元际所主办的诸多私立学校，直到1923年，仍在讲授儒家经典。

以上各学堂，或疑与总章稍歧，然武昌文华大学校，不特大学正科采用《尚书》、《礼记》、《学》、《庸》等书，即附属中学亦采用《孟子》、《左传》。文华系美人创办，尚以经书作教本，使诸生研习之，吾国顾可一概抹煞乎？功令虽无明文，然所颁布教育要旨，经训中语亦许教员采用，是更与部章未歧也。[103]

他的这种对儒学的追求，也表现在他对晚清人物的品评上。对张元际极其赏识、信任，并与他共事多年的晚清兴平知县杨宜瀚，在辛亥年兴平光复时，不屈于逼迫，自缢于兴平县神庙之中。张元际对此事表现出的仍是晚清遗老的立场，他在《兴平县志》中为杨宜瀚立传，说道：

杨公值辛亥政变，土匪滋横，毅然雉经，以身殉国。[104]

其愤愤不平之意，溢于言表，表明了作者对当时革命的看法。

张元际所在的兴平县地处关中，这个地区历史上经济时有发展、起伏，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农业仍是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地方志中，“务本业”、“鲜服贾而多务农”、“商旅不通，亦鲜资本逐末贸易”等类似记载比比皆是。[105]可以说，该地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代表。张元际的前辈学者杨双山虽然注重对农学的研究实践，但没能超越小农经济的套路，“仍然没有突破‘重本抑本’的框架，认为商业为末，而又风险太大，没有保障，不如农业稳妥，在子孙绕膝之际而可获地利，这体现出杨双山的时代局限性”[106]。这个评论，用在张元际身上大概也是合适的。杨双山所提倡的这种“向内挖掘”的农业经济模式，被当今一些学者视作“自然经济的经营地主”的行为规律，命名为“关中模式”，认为它同样可能造成“过密化”、“边际效益递减”，“具有引人注目的传统性与保守性”。[107]

张元际所处的文化环境，是宋代理学，尤其是“关学”影响比较大，在学术上比较“沉闷与保守”。[108]在“关学”前辈的影响与教导下，他服膺儒家，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毕生从事书院讲学或教育活动。我们注意到，与其往来探讨学术者，如赵展如、夏灵峰等人[109]，也多为拘礼守旧人士。因此，他对儒学的执著，也可视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士”的典型。他严守孔子的礼教，在《兴平县乡土志》、《兴平县志》中为自己所作的传记，实际上更视自己为儒家的标准与楷模，体现了传统儒家学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与追求。但是，由于所处环境闭塞，而且对宋儒的信仰太过执著，面对“欧风美雨”的挑战，他不免带着偏见来看待新传入的西方科学。儒家“君臣父子”的信念，让他无法接受已经日益兴起的“惑世诬民”观点，更遑论“革命流血”的“厄言谬论”！他视活动于本地的辛亥民军是“土匪”，赞颂其好友、清末兴平县令杨宜瀚“以身殉国”，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他所持的传统儒家的信念与立场，直至民国也没有改变。

【注释】

[1]关于杨模，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12～14页“杨模传”，1981。

[2]侯鸿鉴：《哲学概论》，载《江苏》，第3～7期、11～12期，1903—1904；《乐歌》，载《江苏》，第11～12期合集，1904。

[3]钱基厚编：《锡山学务文牍》（附政牍一卷），民国六年版。该书收有当时多份县知事与侯氏有关学务的通信与探讨。

[4]参见郑逸梅：《南社丛谈》，213～2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李虹岗：《对〈无锡名人传侯鸿鉴〉一文之订正与补充》，载《无锡文史资料》第26辑。

[6]侯鸿鉴：《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概略》，载《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1期，1914年。

[7]马自毅：《辛亥前十年的学堂、学生与学潮》，载《史林》，2002年第1期。

[8]以上未做注解说明的，均见侯鸿鉴：《靖江学务实行改良政策》，江苏学务处，光绪三十三年（1907）。

[9]侯鸿鉴：《对于江苏教育现状之感论》，载《教育杂志》，第8卷第2期，1916。

[10]郑鹤声：《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对于编审教科图书之检讨》，转引自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11]侯鸿鉴：《中等地理教科书》，“序”，丁未（1907）春三月印行。

[12]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上卷，第十六至十八课“学堂”。

[13]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二十五课“忠义事略二：明季诸殉难者”。

[14]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二十六课“忠义事略三：谋恢复明室诸义士”。

[15]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二十七课“忠义事略四：明季遗宅”。

[16]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二十八课“洪杨之难”。

[17]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上卷，第十九课“学风”。

[18]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上卷，第三十课“社会”。

[19]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上卷，第二十课“（学风）续上”。

[20]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三十四至三十五课“近世名人事略”。

[21]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上卷，第四十二课“产品”。

[22]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十三课“（农业）续上”。

[23]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十八课“风俗”。

[24]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下卷，第十七课“（商业）续上”。

[25]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上卷，第三十九课“禁烟局”。

[26]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上卷，第二十九课“（学校）续上”。

[27]参见杨国强：《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情绪》，载《史林》，2004年第3期。

[28]李康复：《励志学会在无锡》，载《无锡文史资料》第3辑。

[29]《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第六章“民族主义及其反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0]钱钟汉：《无锡〈光复志〉拾遗》，载《无锡文史资料》第3辑。《光复志》的作者钱基博系钱钟书之父，即该文作者钱钟汉的伯父。

[31]李虹岗：《对〈无锡名人传侯鸿鉴〉一文之订正与补充》，载《无锡文史资料》第26辑。

[32]转引自许继琮：《值得铭记的无锡革命女作家秦森源》，载《江南论坛》，2005年第9期。

[33]侯鸿鉴：《继室夏夫人行述》，转引自李虹岗《对〈无锡名人传侯鸿鉴〉一文之订正与补充》，载《无锡文史资料》第26辑。

[34]赵利栋：《新政、教育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1904年无锡毁学案为中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5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5]《大学堂特别演说》，《国民日日报》，1903年10月1日。

[36]《北京大学堂学生公上管学大臣请辞退舆地历史教习杨模书》，见《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三集，第750页。

[37]参见朱邦华：《竢实学堂与近代无锡教育变革》，载《无锡文史资料》第39辑。

[38]参见本书“社会之反响与乡土志书之编纂”一章。

[39]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40]本节所引用资源，凡未特别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刘师培《编辑乡土志序例》一文。

[41]《国粹学报》第二年（1906）9－12号，全文收于《左盫外集》卷十一，《刘申叔遗书》，1586～160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2]参见万仕国：《刘师培年谱》，86～89页，广陵书社，2003。

[43]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211页，广陵书社，2003。

[44]光绪《江都县续志》，钱祥保“序”。

[45]一则为《承示属总纂江都续志》，另一则为《承询志文繁简》。参《答桂蔚丞二书》，见《刘申叔遗书》，174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160页，三联书店，2000。

[47]刘师培：《东原学案序》，见《刘申叔遗书》，17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8]刘师培：《戴震传》，见《刘申叔遗书》，182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9]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见《章学诚遗书》，128～129页，文物出版社，1985。

[50]章学诚：《修志十议》，见《章学诚遗书》，140页，文物出版社，1985。

[51]《蒲江县乡土志》，“编辑管见”，第十五。

[52]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四章“启蒙宣传与教育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3]参见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5期。

[54]秦弓：《乡土教育开拓者李右之》，载《闵行文史》，第1辑。

[55]参见李维清：《上海李氏易园三代清芬集》。

[56]吴馨、姚文枬在清末均致力于地方教育改良，也是清末自治的活跃分子。吴馨即吴怀疚，创办了上海女子务本学堂。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18页、40页，1991。

[57]姚文枬：《上海县续志》，民国七年版。

[58]吴若安：《回忆上海务本女塾》，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60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59]姚文枬：《上海县续志》卷十“学校”门，民国七年版。

[60]《上海县志》卷九“蒲淞市私立小学”，民国二十四年版。

[61]《张元济日记》，上册，1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2]原书系手刻红色油印本，藏上海图书馆。

[63]严独鹤，清末民国著名报人。桐乡人。此评语转引自秦弓：《乡土教育开拓者李右之》，载《闵行文史》，第1辑。

[64]李维清：《上海乡土志》，“序”。

[65]《县教育局通函各校用乡土史地志》，载《申报》，民国十六年八日二十五日星期四（第二张）。

[66]关于张元际的生平材料，主要参考了张过《关中宿儒张元际》一文，收入《兴平近现代人物》（兴平文史资料第十辑），兴平政协文史委，1991。

[67]刘古愚（1843—1903），名光蕡，字焕唐，号古愚。咸阳人。晚清著名经学家。先后任教于西安、三原、泾阳等地，曾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崇实书院院长。他主张教育救国，重视学用结合，将算学列为必修课程。1895年后，响应康梁变法，积极宣传西学，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晚年主讲烟霞草堂，又移教甘肃大学堂任总教习。著有《五经臆解》、《大学古义》、《史记货殖列传注》、《前汉书食货注》等。后人辑为《烟霞草堂文集》等，共50余万字。参见陈三立：《刘古愚先生传》，收于《散原精舍文集》，钱文忠标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8]贺复斋（1822—1893），名瑞麟，字角生，号复斋。晚清著名理学家，主持学古书院、正谊书院。主持编纂《清麓丛书》。于右任曾回忆说：“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我幼年偶过三原北城，见先生方督修朱子祠，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刘先生治西汉今文之学，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兼长历算，为味经书院山长，曾刻经史甚多，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于右任：《我的青年时期》，收入《于右任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69]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自传”，光绪三十三年，收于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70]关于刘氏的生平及思想，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如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兹不赘列。柏子俊名景伟，刘氏好友，也专注经世致用之学。

[71]方光华等：《关学及其著述》，第二章“刘古愚与关学的转化”，西安出版社，2003。

[72]屠梅君，字仁守，湖北孝感人。与康有为交好，代其拟《钱币疏》等。因谏修圆明园，请光绪“归政”而被罢官。

[73]赵展如，名舒翘，陕西长安人。戊戌变法前为刑部左侍郎，思想守旧。“戊戌政变”后被擢为刑部尚书，兼值军机。扈驾慈禧西逃长安。“辛丑议和”时被指为义和团祸首，赐自尽。

[74]刘镜湖，字莲青，河南巩县人，举人，终生从教。参见《巩县刘镜湖先生暨配李宜人合葬墓志铭》，收于《巩县文史资料》第七辑，1983。

[75]牛梦周，名兆麟，陕西蓝田人，经学家。参与主持编纂《清麓丛书》。

[76]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自传”，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77]该镇原名“三家镇”，由于杨双山精研农桑之学，并以此提倡乡里，县人多受其泽惠，因此改名为桑家镇。

[78]“杨宜瀚，字吟海，四川成都人。兄宜治，官太常寺卿。宜瀚好学，尝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幕中，治军书，知名，保知县。中顺天乡试举人，以知县发陕西，补兴平，调宝鸡。以经术饰吏事，与调元齐名。署华州知州。民军围署索饷，以劫入甘露寺中，有以事系狱赖宜瀚平反得出者，约护宜瀚出。入夜，宜瀚独至神殿自经死。遗书亲友，意思安闲，谓已得死所，无可哀者。”《清史稿》，卷四百九十六。

[79]徐怀璋（1858—1932），字奉伯、惺庵，号镜湖。兴平人。清拔贡，补千阳训导，改冕山县丞。民国曾任昭觉设治委员，奉命经办昭觉县筹建工作。又任山阳知县。工诗善文，书法刚劲遒媚、秀美飘逸。著有《镜湖诗文钞》、《昭觉县志稿》等书，与张元际合作编纂《兴平县志》。《兴平近现代人物》有传，见（兴平文史资料第十辑），兴平政协文史委编，1991。又参见《中国美术家人名补遗辞典》，500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

[80]以上材料转引自张过：《关中宿儒张元际》，收《兴平近现代人物》（兴平文史资料第十辑），兴平政协文史委编，1991。

[81]台湾成文出版社《方志丛书》版的《兴平县乡土志》，应该是陕西《乡土志丛编》二辑所收版本的删节本。前者删掉了很多人物传记、传统文献，最重要的是张元际本人所写的《新学道学说》，该文视“流血革命”等革命言论为异端。

[82]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序”，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二辑。

[83]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徐怀璋“序”，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84]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政绩（兴利）”，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85]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耆旧”，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86]张元际：《新学道学说》，《兴平县乡土志》，卷六，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二辑。

[87]张元际：《新学道学说》，《兴平县乡土志》，卷六，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88]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学堂”，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89]《蒲江县乡土志》，“实业”，收于《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9册。

[90]《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5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相关论述还见李长莉：《晚清对西学的两种误读——论钟天纬的西学观》，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91]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卷二“建置（庙祠）”，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92]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卷一“地理志第一”，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93]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卷一“地理（物产）”，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94]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卷五（上）“人物”，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95]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张元际“序”，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96]张元际：《补印知本提纲序》，《兴平县乡土志》，卷四，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97]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卷四“实业”，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98]杨双山：《蚕桑歌》，《兴平县乡土志》，卷四，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99]杨双山：《孟子陈王道》诗，《兴平县乡土志》，卷四，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100]杨双山：《兴平县乡土志》，卷五“学堂”，光绪三十三年，陕西《乡土志丛编》第二辑。

[101]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卷六“风俗”，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102]民国初年，就读经与尊孔问题的辩论时有起伏。参见宋淑玉：《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载《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韩华：《民初废除尊孔读经及其社会反响》，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

[103]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卷二“建置（学校）”，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104]张元际：（民国）《兴平县志》，卷四“官师（名宦）”，民国十二年，西安艺林印刷社代印。

[105]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第一章第四节“土地利用方式及社会经济的变迁与陕西社会风气的转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6]方光华等：《关学及其著述》，197页，西安出版社，2003。

[107]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108]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第二章第四节“明清时期陕西学术文化的地理分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9]夏灵峰（1853—1931），名震武，灵峰为其号，清末京师大学堂教习。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26页“夏灵峰”传中，说他“治理学，宗程朱，以经师自负”，“以道学自任”，曾因祀孔与学堂总监商衍瀛“争立位，几乎很难堪”。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翼道丛刊》中收有《灵峰夫子纪念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