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风格及内容特点的地理分布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语言风格及内容特点的地理分布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三）乡土志书体例、语言风格及内容特点的地理分布

乡土志书的体例、语言风格及内容表现出的地域分布特点，以往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东部地区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西部与北方内陆地区则相对信息闭塞，思想保守。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乡土志书的体例、语言与所记载的内容有较大的地域特性。

西北地区　地处内陆、边远省区。所编写的乡土志书，以新疆、陕西为多。多依照学部规定，严格按《乡土志例目》进行选材和编排。比如，新疆的44种乡土志书全部按照《乡土志例目》编排，只在局部做了很小的修改和调整。新疆多数地区开发未久，教育欠缺，“咸同后，天下多故，东南半壁失陷，玉关外仅留区区镇西，色目猖狂，日肆焚杀，村落邱墟，庙堂灰烬，四境虚无人焉”[130]。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疆所编的诸多乡土志书篇幅均较单薄。但是，这批乡土志书所记载之平定阿古柏叛乱、边卡设置、对俄关系等内容则很丰富。陕西省近54种乡土志书，90%都严格按照《乡土志例目》编排，体例完全划一。有的则大量增添了传统志乘才会出现的内容，如文化相对落后的陕北、陕南地区所编乡土志书内容相对陈旧。陕南多记清末民族起义以及山区开发等内容。而《洋县乡土志》等书，则自行增辟了“节烈”，内收大量烈女、贞妇姓名等，其内容、风格和传统志乘极其类似，与近代意义上的教材相比则差别较大。陕西关中是传统农业区，所编乡土志书则表现出浓烈的农本主义色彩，此可以张元际《兴平县乡土志》为代表。不过，陕西的乡土志书中也不乏杰出者，如《葭州乡土志》就增入了“巡警”一门；《留坝厅乡土志》采用了比较新式的地图标示，如驿站用“◇”，津梁用“（”，铺用“□”，市集用“△”，村堡用“〇”。又如张瑞玑所修的《韩城县乡土志》一书。张氏思想开明，与同盟会有密切联系，曾于宣统元年（1909）和同盟会会员张渊、南风薰、南兆丰等创办《兴平报》。[131]他在《韩城县乡土志》中明确指出了教科书与志书的重要区别，并且针砭了传统志书内容不求实际的弊端，揭示了“学界腐败”的根源：

下至于郡县志乘之书，更无论矣，论其文则可存者少，而可删者多；论其事则可疑者多，而可据者少；至于事不可据，则又乌贵其为文也。此中国学界腐败之原因，亦中国史书志乘之通病也，持此道以教天下之子弟，又何怪天下无人材哉！夫欲兴人材，必先讲实学；欲兴实学，必先讲教科书。中国无所谓教科书，中国之载籍即教科书也；中国无所谓学，中国载籍文章即学也。以文章为学，以专讲文章之载籍为教科书，遂使人人知有文章而不知有学，并且以文为学者，而经济、实业、农工商矿之学若屏诸学校庠序之外，为文人所不必讲；即讲矣，亦摇笔鼓舌，纸上谈兵而已也。则讲犹不讲。呜呼！实学之不讲，人材之不兴，中国之载籍文章为之也，不举此空疏浮华之习一洗而空之，中国学界岂复有疏通之日乎？[132]

该书据《乡土志例目》的十五目内容，分为历史、地理、物产三大部分，分别由不同的人编写，各部分之前分别有《韩城县乡土志历史序》、《韩城县地理志序》和《韩城县乡土志物产序》，物产部分配有大量精美插图，可视为乡土志书之典范。(www.guayunfan.com)

东北地区　辽宁省所编乡土志书最多，其次为吉林、黑龙江。这个地区大多数地方开发较晚，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东北是清廷的“龙兴之地”，为了保持其独特文化，清政府在早期更是严禁汉民前往开发，因此这个地区在文化上总体而言是比较落后于其他地区，政府管治比较严厉。正因为如此，这里所纂修的乡土志书多遵照《乡土志例目》编排。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感觉“气象一新”的乡土志书。究其原因，主要是这里东邻日本，北靠沙俄，经历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受外国殖民影响较大，尤其是日本的一些维新思想与所采用的西方行政制度，较快地渗透和影响到这个地区。以辽阳地区为例，在康熙朝时，此地才由县升为州，其后河北、山东人口涌入，这里逐渐得到开发。在晚清时，这里历经战乱，人口减少，经济衰落。开埠以后，日本人也大量涌入，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庚子拳匪之乱，甲辰日俄之战，盗贼蜂起，烽火频仍，居民不得安枕者屡岁。至今城郭不完，元气大耗。又约定开辟商埠，计今境内日人多至五千有奇。郭外南满铁轨逶迤横贯，主客竞争之势、胜衰倚伏之机，气象又大异矣。[133]

由此可见，这里与日本、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比较频繁。正是在此背景下，该地区所编的一些乡土志书，在内容和体例上突破了《乡土志例目》的局限。比如，《南金乡土志》增设了“乡土租界政治志”，这是其他乡土志所未见的；《复州乡土志》在十五目的基础上增设了“滨海之地”一目，记载本地滨海地区岛屿、港湾及渔盐业。又如，由乡荐绅白永贞主纂的《辽阳州乡土志》一书，便带有浓厚的“时务”色彩。白氏系满洲人氏，曾从事教育多年。[134]《辽阳州乡土志》与《乡土志例目》相比，其体例、内容均有所发明。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称《乡土历史志》，内容包括沿革、政绩、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工政、商政、学务、警务等；下册称《乡土地理志》，内容包括州境、区界、公所、城池、桥梁渡船、祠祀庙宇、古迹、坟墓、市镇学堂、山、水、道路、田赋、厘税、物产、商务等。该书的“兵事录”内容丰富，以较大篇幅详细记载了魏灭公孙渊、隋征高句丽、唐征高句丽、中日甲午之战、日俄战争等十余次兵事情况；“氏族篇”记载了州境内各民族的来源及发展情况；“实业篇”记述了辽阳州农业、工商业发展情况。而《辽阳州乡土志》的序作者“辽阳警务长”王永江以及“警务提调”袁金铠更是清末民初的活跃分子。[135]又如《黑龙江乡土志》一书，收录了大量有关铁路的内容，包括《铁路教科书》全文。东北地区的诸多乡土志书体例都是在《乡土志例目》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增加了农政、工政、商政、警政等内容，情况与此相仿。进入民国后，该区域大部分地区乡土志书较少，内容也多沿用了清末所编的内容。

华北地区　该地区乡土志书总体数量不多。最多的为河北省，其次为山西省。河北省所编乡土志书也多采用《乡土志例目》体例。字数多在五千至四万之间，间用课目体或其他体例，如《高阳县乡土志》共分九十课，全书六千字；《晋县乡土志》设历史、地理、格致三大门，分为一百六十课，采用师生问答形式，课文用口语写成，风格颇具特色；《曲阳县乡土志》全书分为历史、人类、地理、特产四类。河北地区很多地方自康乾以来志乘阙如，乡土志书的编纂弥补了这个缺憾。总体而言，该地区乡土志书在编写风格上多带有地方志乘的色彩。

华东地区　宋元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中国内陆逐步东移，华东、华南地区经由不断开发，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对外交流也逐步加快。山东省是乡土志书存书数量最多的省份。这里是最早创办新式学堂的地区，后经清政府下令在全国推行其创办学堂经验。由于创办新式学堂的经验较丰富，因此该地区的乡土志书多在清末编成，其中90%以上又采用了《乡土志例目》的体例，或者仅做部分调整，极少数采用了课目体和章节体。字数一般在一万五千字至四万字之间，以求合乎小学乡土教育要求，少数则多达八万字。部分乡土志书颇有新意：光绪《荣城乡土地理志》虽奉学部令纂修，但全书分为五章，即绪论、自然部、人事部、地方志、余论；《济宁州乡土志》在“人物录”中增设“技术”一类。民国时期，山东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乡土调查，如1919年林修竹《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1925年，省长公署颁发《乡土调查方式》，推广全省。江浙地区自宋代以来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明代以后更成为“人文渊薮”之地，具有重视教化的良好传统。这里的知识分子思想活跃，在行动上虽然比较谨慎，但在心理上较能积极接受外来思想。[136]江苏是创办新式教育较早的地区，晚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措施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实施，甚至早在“癸卯学制”颁布之初，小学乡土教材的编纂就开始在各地进行，也因此最早的乡土志书就出现在这个地区。以江苏省（包括上海）为例，该省在光绪末年至辛亥革命前这一阶段编成、目前仍然存书的乡土志书就有22种以上，其中多数采用比较新的课目体。有些规模较大的乡镇自明代以来就有编纂乡镇志的传统，此时也编写了乡土志教材，如《黎里乡土志》、《西岺乡土志》。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后该省所编写和存书的乡土历史、地理志（教科书）更是多达37种。该地区乡土志书存书总数排在山东、四川省之后，位居第三。从体例、内容上看，这些乡土志书多为课目体，内容多趋于时事，与中西部形成较大的反差。总体来看，华东地区经济发达，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受西方殖民文化影响较大，其乡土志书中有关铁路、海运、军警、宗教的记述较详，人口、实业、进出口贸易的记载较为丰富。中国成书时间最早的乡土教科书出现在这一地区，并非没有原因。

华中地区　清末，湖北地区受地方大员张之洞在本地推广新式教育的影响，学界思想比较新潮；留学生人数位居全国前几位，对外交流比较多，社会风气开化比较早；另外，秘密会党在此地的宣传活动比较频繁，思想界“异端”思想也非常活跃。湖南则因为地方长官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等对维新思想的支持，学界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的提倡而领先各地，革新思潮活跃，成为“维新之区”。[137]处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乡土志书颇有表现突出者。比如，地理学家辜天佑曾游学日本，归国后任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工场场长。宣统年间著有《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约二十万字，分为九十课，详列本省实务，如铁路开通、洞庭疏浚、风俗改良等。此书后经本人缩写成《湖南乡土地理教科书》，四万字，九十一课，作为小学乡土教材。[138]《浏阳乡土志》的作者黄征，与谭嗣同、唐才常同出名儒欧阳中鹄门下，后曾应谭氏之聘往金陵（南京）协助宣传新政事务，编成《传音快字简法》，谭为之作序。谭氏撰《仁学》，多有黄氏之力，时人称其有“经世之才”。光绪三十二年春，他受任《浏阳乡土志》采访，后任总纂。同年，萍浏醴起义军攻打浏阳，修志工作中止。光绪三十三年，他任教长沙中路师范，又受命续修《浏阳县志》，于同年脱稿。[139]《辰州府乡土志》作者觉罗清泰为满族人，时任辰州知府。该书五分之四的内容都是对西方科学思想的介绍，经济方面，“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外国贸易”、“经济政策”等内容的介绍非常详尽。该书非常强调改变人的观念，强调理论的重要性：

各西国实业界内之公理想，已达极点，即工商经济时代是也。然其初不过数人发明其理，著为论说，登诸报昌，若亚丹斯密、曼罗塞利……而各认而奉行者，盖其学问之讲求，已立于完美之基础，足开国民之智识，变易其理想之私，而齐进于公理想之域，而后其国之工商农业始能由改良而进步，其地方生产出品之力增大，各类劳力杂流之衣食足赡，而百物之价亦适宜，斯不至妨害工商农业之生计，而国家之货税倍蓰，所入倍蓰，比年经数人之论说讲求有以致之也。[140]

此书科学理论味道极为浓厚，可视作乡土志书中“科学派”的代表。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地处偏隅，以四川省文化最为发达。该省目前存有晚清乡土志书51种，民国乡土志书17种，是继山东之后，乡土志书存书最多的省份。此地区乡土志书“体例划一”，多分为“历史”、“地理”、“物产”三部分，把《乡土志例目》十五目的内容分配到这三部分之内，大概是经过统一审定的结果。思想内容上少有发明创新，表现出基层知识分子的思想较保守。但是，晚清时期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留日学生相对较多，对外信息交流因此比较顺畅，这些地区也就较早地接受新的社会风气。郭沫若先生回忆其幼年时说，在“癸卯学制”颁布后，“高等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在省城里产生出来，我的大哥进了东文，五哥进了武备。新学的书籍就由大哥采集，像洪水一样，由成都流到我们家塾中来”。他还列出了《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几种，而且“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图文等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进了中学，他就读到了《国粹学报》和《清议报》。[141]可见，西南地区的乡土志书，体例和内容多种多样。比如，《蒲江县乡土志》之类的乡土志书，既表现出守旧的一面，又有反映开通的内容，情况相对比较复杂；《乐至县乡土志》则在卷首附刻小学教育法，在诸多乡土志书中绝无仅有，说明该地对小学教育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视。

华南地区　福建、广东地区处“欧亚交通之孔道”，对外交流极其便利，清政府所开展的“洋务”在本地最早兴起。会党、革命党人在此地活动频繁，使这里成为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前沿阵地，思想界极为新派。因此，这里编纂乡土志书的活动也很积极。广东省的乡土志书数量多达33种。[142]前文所述，仅嘉应州就有多位教师编写不同的乡土教科书上呈学部，便是最突出的例子。又如，早年加入同盟会的翁辉东就与人合编了《海阳县乡土志》、《潮州乡土历史》和《潮州乡土地理》三种教科书。而《广东乡土志》则“几酿事端”。一些乡土志书尽管按照《乡土志例目》规定的内容编写，但采用了课目体或章节体等比较灵活的编排方式，编纂人员的成分也比较复杂。福建在清季所编乡土志书总数不多，但该地乡土志书多反映本地商务、对外关系（军事、贸易等），反映出该地对外交流的程度很高。《福安乡土志》一书，以“群学”、“群治”理念为宗旨，颇显新意。

总体而言，各地所编乡土志书，由于受到各地所处大环境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地域特点。中西部地区所编乡土志书，多按《乡土志例目》的体例编纂；而东南沿海，尤其是江苏、浙江、上海、广东地区所编的乡土志书，却常常不拘泥于《例目》规定的框架，大量采用课目体，或者带有明显的课目体的特色，很少采用《例目》规定的体例，而且普遍注意到小学教育的特殊性，比如采用日常口语，采用游记体裁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西北、西南地区相对较为闭塞，对外信息交流不多，所谓“边省腹省，风气晚开”[143]；一些地区开发的时间较晚，或者清政府保守势力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更为严格。而江浙地区、两湖地区，多处于沿江沿海的门户开放区，地方政府试办新式学堂较早；又多处于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或者有开明的地方大员的推动和支持，更容易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尤其是清政府鼓励学子到国外“游学”之后，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回国后立志于教育救国，广泛参与教材编纂。他们编纂的乡土志书更符合近代教育科学，志书的面貌更清新，体例更灵活，内容也更为丰富。台湾学者胡春惠说：“在戊戌年间康梁即有鼓吹湖南省实行自治思想，在庚子年孙中山先生等有促成广东独立之意，而日后之立宪运动，更是以江浙、广东、两湖、福建、贵州、四川为基础。”[144]正是这些地区，所编的乡土志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别具一格。

应当说明的是，乡土志书的体例、内容特色与编者群体，或者编者个人的知识结构、社会经验、关注重心也是密切不可分的。另外，乡土志书同样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时间特点。成书时间越接近《乡土志例目》颁布时间，成书就越具有符合《例目》规定的传统地方志的性质；越到后来，受《例目》的约束越少，地方志色彩越淡。进入民国以后，教科书的编纂逐步成熟，乡土志书进一步向教科书过渡，并最终被乡土教科书所取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