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志书的编纂群体及书籍审查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乡土志书的编纂群体及书籍审查_清末民初乡土教育

一、乡土志书的编纂群体及书籍审查

在现实需要的刺激和政府的提倡下，各地方政府官员和教育界、出版界人士热情高涨，纷纷响应，加入编纂乡土教科书的行列中。《钦定学堂章程》刚一颁布，地方政府就开始了编纂活动，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东《恩县乡土志》。县事汪鸿孙在序中说：

朝廷励精图治，首重学堂，《钦定小学堂章程》分历史、舆地、格致三科，而以乡土志县，立法善矣。恩邑旧岁奉饬编辑乡土志，前令未及举办，偬促迁调，戊申春，鸿孙摄篆斯邑……第以甫经莅任，事务冗繁，有志修明，力实不逮。因思目前所最急者，莫如乡土志，乃于簿书之暇，考逸事，访遗民，进邑之文人而商榷之。适庄平刘君儒臣以重修通志采访来恩，弗辞珥笔之劳，不越月而脱稿成。[6]

可见，《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各县就开始了编纂活动。翌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编纂活动更为活跃。同年的《范县乡土志》，县事杨沂在序中说：

谨案奏定章程，初等小学历史、地理、格致三科皆从乡土入手，盖以事易晓，言易入，闻政绩、耆旧而感触深；览山水、产业而知识开；阅地理、户口及氏族而桑梓之念笃。是合兴观群怨、事君父与多识，一以贯之也。余丙午冬承乏斯土，奉饬编辑，以为事贵详实，词尚简明，爰谕李茂才春秀、段茂才继孔等，博访于乡，延吕明经维钊、赵明经梦九、丁茂才宗梅编纂成帙，校雠勘正则杜茂才均平也。[7](www.guayunfan.com)

在一些地方，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当地文人仍积极投入乡土志书的编纂。《蒲江县乡土志》的作者曾说，编者自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前任孙邑尊交奉前锡督宪“饬修乡土志札”后，一切经费均由编者一人自垫，迄今三载，未支薪金分厘，是否合格，俟审定后再将所志各种分别诠解，附参考书以备教师之用。[8]可见当时热情之高。

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认知中，乡土内容一般是地方志的记载对象，而地方志一般是由官方编定的；同时，乡土志又是小学史地教材，与教育界密切相关，所以参与乡土志书实际编纂工作的人员来源广泛。总体上看，参与编纂的人员中，以地方官员、地方绅士和文人为主，其次是大量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师范生、学堂生群体，还有新闻出版界以及学会的参与。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发到各府州县的《乡土志例目》，明令地方官在一年内完成编纂。因此，在随后的几年内，全国各地编成的大量乡土志书多由地方官员亲自纂修或编写。同时，随着新政措施的落实，全国各地已经有了大量的专职小学教师，有大量小学教师加入到乡土教科书编纂者队伍中来，其中还有部分曾留学日本或欧洲。他们有的曾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有的在国外学习的本来就是教育学，所以能把当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运用到乡土教科书的编纂中。进入民国以后，编纂乡土志书的则基本上是教育界人士，乡土教科书的名称也逐渐由“乡土志”向“乡土教科书”转化。

第2-1　清末至民国乡土志书统计表

续表2-1

注：此表综合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以及多种分省地方志考证成果。凡是“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乡土教材”均收入，“风土志”、“乡土调查”则不收在内。另据档案所载，民国时期，热河省曾编多部乡土志，但因归属不详，故此处不作统计。此外，新疆39种，存44个版本。

依以上原则，本人所统计总数为676种；如果加上归属不详者，总数则当在700种左右。此与巴兆祥先生统计的681种在数目上略有出入。巴先生所统计资料见氏著：《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