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乡土志书之比较

（二）两种乡土志书之比较

《上海乡土志》和《上海乡土地理志》、《上海乡土历史志》分别是李右之应清政府、民国政府号召，为上海小学校编写的乡土教本。这两种不同时期编纂的乡土志书，尽管出自他一人之手，但时代不同，立意不同，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由此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两种乡土志书具体课目比较见下表。

表3-3　《上海乡土志》与《上海乡土历史》、《上海乡土地理志》之比较

续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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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乡土志》编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正月，该课本内容涵盖了《乡土志例目》规定的主体内容，但在体例上采用课目体，共有160课。《上海乡土历史志》、《上海乡土地理志》两书各30课。其中保留了《上海乡土志》中原有的一些内容，如位置、形势、海、吴淞江、黄浦、闵行、徐家汇、龙华、涌泉、遗迹、豫园、风俗、婚嫁、方言、户口、物产、岁时、名宦、黄道婆、董其昌、徐光启、施维翰、乔光烈、乔照、五口通商、红巾之乱、四明公所、俄舰进口、工厂、交通等。这些课目的内容也基本一致。一些课目名称做了修改，如《乡土地理》把原来的“遗迹”改为“古迹”，“公花园”改为“西人公园”。有的课目作了合并，如《乡土地理》把原来“物产”的四课合并成了两课，《乡土历史》把“地方自治之成立”、“地方自治之区画”、“地方自治之缺点”三课缩编为“地方自治”一课；《乡土地理》把“风俗”与“民情”合并为“风俗”一课。对部分人物也重新做了编排，如《乡土历史》把原来各自独成一课的“陆贽”与“秦裕伯”合为一课，“曹锡宝”、“曹垂灿”和“曹一士”合为一课，“施维翰”、“叶映榴”与“陆锡熊”合为一课。部分课目则做了较大改变，如《乡土历史》把“明代日本之海盗”、“国初之海盗”合为一课，改名“明清之海盗”，“庚子之役”改为“庚子东南和平”，“长发贼”改作“太平军”，“公堂闹事”改成了“大闹公堂”。《上海乡土地理》新增的课目有：市乡、南市闸北、闵行、浦淞法华、文庙半淞园、拆城、填浜筑路。《上海乡土历史》新增课目有：辛亥光复、癸丑革命未成、对德宣战、五四运动、甲子齐卢之战、五卅惨案、乙丑孙奉之争、收回会审公堂、国民革命军。

另外，《上海乡土志》第二十五课“公花园”云：“黄浦江滨，西人有公花园，芳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洋人豢养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独禁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直奴隶犬马之不若矣。”《上海乡土地理》第三十课“西人公园”云：“黄浦江滨，西人有公园，芳草如茵，鲜花似锦。东西各国之人皆可游玩，即印度亡国之民尚得出入自如，独禁犬与华人入内，是彼之蔑视华人直奴隶不若矣。”这两段叙述稍有差异的文字或为几年前学术界关于租界花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争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记载。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两个不同时代的教材，不只是在课文体例、篇幅上做了大的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词表述方式的细微转换，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思想观念的变化。如《上海乡土志》第六十九课“租界之主权”云：

租界之内华官欲提罪犯，必得领事之认可。或有关于国事之公罪，洋人每出为保护，华官法令杆格不通，故租界几为逋逃渊薮。昔年康逆潜逃，教士为之藏匿；邹、章叛乱，律师为之包容；即近来张、黄二革命党虽经捕房拿获，惟解省一节，再三与领事磋商而后允准，可知吾国有领事裁判权，所以诸多掣肘也。

第七十三课“长发贼”云：

咸丰十年，金陵粤匪下窜，苏、常失守，遂犯松郡，将至闵行镇，为乡民所破。吾邑人未尝不有尚武精神也。贼乃转窜泗泾、七宝，而屯于徐家汇教堂，薄城西南隅，西人用开花炮击之，歼贼甚众，伪忠王李秀成重伤。

《上海乡土志》编纂于清末，尽管此时清政权已经是摇摇欲坠，但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李右之仍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之上，因此才会称农民起义军为“匪”，称邹容、章炳麟“《苏报》案”为“邹、章叛乱”，称民众运动为“大闹公堂”。进入民国后，他的用语发生了改变。关于租界本身的介绍，《上海乡土历史志》“领事裁判权”这一课基本作了保留，但删除了原来对张、黄二人的叙述。而第六课“太平军”的课文也变为：

咸丰十年，太平军由金陵下窜，苏、常失守，遂下松江，将至闵行镇，为乡民所破。乃转窜泗泾、七宝，而屯于徐家汇，薄城西南隅。西人用开花炮击之，歼毙甚众。忠王李秀成重伤。

原来的“长发贼”、“粤匪”变为“太平军”，“伪忠王”也摘掉了“伪”字。又如《上海乡土志》第八十五课“公堂闹事”，在《上海乡土历史志》第九课中改名为“大闹公堂”。类似这种文本的改动，在课本中还有很多，其时代痕迹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