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方志，拟于古代之国史”的乡土志观念

（二）“今之方志，拟于古代之国史”的乡土志观念

刘师培非常看重乡土志书的社会教育意义。面对“欧风美雨”对中华文明的挑战，他从“保存国粹”的角度出发，批评当时社会流行的教育思想忽视了乡土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乡土志实际上包含了各门学科的知识信息。“略于近而详于远，侈陈瀛海之大，博通重译之文，而钓游之地，桑梓之乡，则思古之情未发，怀旧之念未抒，殆古人所谓数典忘祖者矣。若一郡一邑均编乡土志，则总角之童，垂髫之彦，均从事根柢之学，以激发其爱土之心。故观于舆地志，则治地学者可以循轨而遵途；观于大事志，则治史学者可以即小而见大；观于人物志，则嘉言懿行均可资以淑身，乃伦理之精言也；观于文学志，则巨什鸿篇均可择为读本，乃国文之轨范也；政典有志，则熟于地方之利弊，而政治之学非仅托于空言；风俗有志，则明于群治之进退，而社会之学可以得所依归；方言有志，则国语学之别途也；物产有志，则博物学之门径也；推之舆图，有资于绘事，而书缋之学，则美术学之先河也；观物必相其土宜，而物宜布利则实业学之要素也。使童而习之，则普通科学可以得所入门，而国粹保存又以乡邦为发轫，其有裨于教育岂浅鲜哉！”刘师培认为，乡土志，实际上包括了伦理学、国文、政治学、社会学、博物学、实业学甚至美术学等学科的知识。

《编辑乡土志序例》一文不但包括了地方志编纂的要点内容，而且涉及“史”、“志”关系的问题。作为经古文学学者，刘师培非常赞同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六经皆史”的看法，以及章氏的方志学说。余英时曾指出：“章氏‘六经皆史’之旨深为晚清古文派经师所取，故章炳麟、刘师培等都推重章氏及闻风而起的龚自珍。”^[46]本此立场，刘师培提出了“今之方志，拟于古代之国史”的观点。他认为，后世郡县方志所记载的各项内容，早在《周礼》就有专人执掌，也因此后世方志的内容框架早在周代就已经初步形成。比如，“司会”的职责，是掌握地方书契、版图之类；“司书”的职责，是掌握邦、国的版图。“周代之大经大法，必掌以专官司，虽在僻远之陬，亦记载靡遗，此即后世志乘立‘书志’之祖也。”“党正”的职责，是教化人民，培养德性；“闾胥”的职责，是记录地方上的贤良，以备选举。这就是后世方志中“人物”一类的开始。“诵训”之职，负责记录地方久远之事，以及地方方言、民俗。“小史之职，奠系世，辨昭穆。则古代之方志，兼详氏族。”“形方氏之职，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山师、川师之职，各掌山林川泽之名”。另外，通过对《周礼》中“大司徒”、“训方氏”、“外史”等官职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到诸国的物产、政治、文化、语言、礼俗在当时都有专书记载。“部、府、州、县之志，乃国史之分体，拟于周制，犹晋乘、楚杌梼、鲁春秋也。”“国家者，合无量郡邑而成者也。”“今之郡邑，其疆域之广者，比于古之小国有过之无不及”，而且“一国之史，合众乡之史而成；一代之史，又合各国之史而成”，因此，“今之方志，拟古代之国史，岂有殊哉”？

刘师培认为，地方志应该属于史书一类，而非地理专书。在清代学者和学派中，刘师培最推崇的便是戴震和皖派学术，并自称“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47]，认为戴震之学“探索隐，提要钩玄，郑、朱以还，一人而已”^[48]。但是，作为推崇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经古文学家，刘师培对地方志的看法与戴震截然相反。他指出，由于“近代以来，郡县志乘猥滥无法，掇拾不精，而所立之例互相参差，不可为典要，故治目录学者多视为地理家言”。而且这些方志所记录的材料，不足以为编写国史提供素材，“则志乘以外，不得不另编乡土志，广于征材，严于立例，非惟备国史之采也，且以供本邑教民之用”。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章、戴二人关于地方志书性质的辩论。戴氏主张“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而章氏则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而自来误以为地理图经”，提出“方志为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49]、“志乃史体”、“志属信史”^[50]的观点。二人在地方志书的性质问题上针锋相对。这再次表明，关于地方志书性质的争论，不只具有目录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