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师生文学活动与大学校园文学环境

第一节　大学师生文学活动与大学校园文学环境

一

作为新文学起点的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这是从晚清改良派的新民运动开始的一个精神传统，至五四时期乃得以发扬光大，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中国现代大学师生在新文学创作上特别着意于以现代眼光、启蒙精神审视传统乡土中国的取向，这尤其以小说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五四时期鲁迅对乡土中国的表现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开启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先路，其后，有废名、沈从文、芦焚、萧乾以及40年代的汪曾祺等人的创作。

就大学师生新文学创作的精神传统而言，最为突出的的确是启蒙意识、启蒙精神。这种启蒙精神传统的形成，也是与新文学以及新文化运动发端于大学校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出版，创刊号封面最上方画的是一排坐在桌子前准备听讲的青年，而发刊词《敬告青年》则更是以青年导师的语气发出了“以自觉而奋斗”的号召：“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¹⁾这实在是对汉语“启蒙”一词的最好诠释，⁽²⁾也是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经典隐喻，形象地确立了启蒙者即现代青年之教育者的身份定位，虽然这时的陈独秀还没有进入大学校园。

其后，随着陈独秀的走进北大，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逐步展开，启蒙意识正好借助现代大学的有利环境传播开来。而作为新文学主力军的大学校园文学的存在和发展，自然也影响到大学的课程体系和整体的文化氛围，这同时又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营建了良好的环境，大学与新文学之间于是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五四文学革命高潮过后，大学中文系给人的印象则大多是以保守著称的，比如前文已经引述过的朱东润关于“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的回忆。⁽³⁾又如，曾经担任清华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杨振声对中国当时的大学中文系也有着相近的印象：“在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这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许多先生在徘徊中，大部学生在困惑中。这不止是文言与语体的问题，而实在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激荡。大学恰巧是人文荟萃，来调协这些冲突，综合这些思潮所在的，所以在文法两院的科系中，如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会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独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常苦于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⁴⁾

继杨振声之后长期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朱自清，在1931年所作《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中也特别言及这一现实状况，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有人说大学不能研究当代文学，也不能提倡创造。因为当代文学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汰，沙里拣金是不经济的；而创造须有丰富的、变化的生活，沉寂的、单调的、重智的大学是不会供给这种感兴的。他们说提倡创造的人，在古代是帝王达官贵人，在现代该是社会；大学自始并没有准备这种力量。这些话是以欧美大学为标准，当然有不少的理由。但‘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大学，却似乎不适用这样严格的标准。请看看，新文学是谁提倡起来的？不就是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么？现在中国社会还未上轨道，大学是最高的学术机关，她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与力量。创造新文学的使命，她义不容辞地该分担着。”正是出于这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朱自清才再一次郑重宣布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立场：“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我们采取这个目的，便是想试去分担这种使命的。”⁽⁵⁾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先已发表于由杨振声执笔的《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1929年）：“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欲达到此目的，所以我们的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⁶⁾这时候，“研究我们自己的”还只限于“旧文学”，需要参考的则是“外国的新文学”，而到了朱自清写作《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的1931年，具体的课程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了落实“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增加了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高级作文的一部分）三种，“新文学”也已经正式成为大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朱自清1929年春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是目前有确切证据的新文学之进入大学课程的起点。几乎与此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开设了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也有一些教师直接在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有关新文学的知识，比如杨振声与朱自清同时在清华大学讲授“新文学习作”课程，稍后还在燕京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程，周作人到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胡适曾经指导徐芳写作“中国新诗史”，废名在北大中文系开设新文艺写作以及关于新诗发展史的课程，创作起步于北京的沈从文、苏雪林又曾经在其他大学开设关于新文学的课程。⁽⁷⁾与此同时，一些新文学作家还一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具体负责人，比如周作人因胡适之荐从1922年起担任了多年的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胡适本人在30年代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杨振声、朱自清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他们对所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必然有着一定的影响。

1934年2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录：“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讯、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个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⁸⁾其实“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均属于文学研究方面，因此胡适所说的三个方面也就是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重、经典研究与文学创新并重之意，而这其实也正是当时一般新文化人士的共识，因而也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早在1921年，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时就已经明确宣布：“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⁹⁾如前所言，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有深厚学院背景的文学社团，其成员有很多人后来都在大学教书，比如前面提到的朱自清、周作人等人，因此，研究与创作并重、整旧与创新并重的新文学传统也自然成为这些人制定大学教学计划的指导思想之一。

比如，1924年，著名的初期白话诗人之一刘大白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并接替邵力子担任国文部主任。据刘大白回忆：“1924年夏间，前国文部主任邵力子先生以为‘近年来，一般青年被外来的东西洋文艺思潮所激荡，一面引起研求文艺的冲动，一面以中国文艺底比较落后为可耻，而抱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弘愿的，颇有其人，本大学正应该给予他们以一种整理创造的机会。’”⁽¹⁰⁾邵力子本人虽非重要的新文学作家，但却是新文学四大副刊之一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也是新文学阵营的一位重要成员，他由报界转入大学后将“创造新文学”作为大学的努力目标之一，正是将新文学传统引进大学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尝试。

数年之后的1929年，由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改“国学系”为“中国文学系”，在《中国文学系课程说明书》中，也明确提出研究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教学目标：“我们的目的有二：（1）研究过去的中国文学——过去三千年中，中国产生了不少的大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他们的作品都值得我们毕生研究的。（2）创造新的中国文学——自十年前‘新文学运动’兴起后，作者很多而成绩未著，尚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的。”为了落实“创造新的中国文学”这一目标，中国公学还特别开设了以下两门新课：“现代中国文学：这课讲授十余年来新文学运动的产品。新文艺诗作：这课是小说，戏剧，诗歌等创作的实习。”⁽¹¹⁾

从（留学归来的）大学教授从事新文学写作，到（没有外国大学学位的）新文学作家成为大学教授，再到新文学成为大学必修的课程之一，它首先是促成了新文学的经典化，确立了新文学在中国文学格局中的合法性，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中国大学文学教学的课程结构，是新文学对大学的反向影响在制度层面上的具体表征，曾经在朱自清指导下研究中古文学的王瑶后来居然主要以研究新文学史名世，可以说是这一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

当然，无论是新文学作家成为大学教授，还是新文学成为大学中文系必修的课程，只能说是新文学本身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其意义也仅能局限于以上所分析的这些方面，因为这并非影响新文学发展壮大的决定因素。1949年以后，“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在大学中文系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重视，一些新文学作家也继续担任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工作，但是，由于影响文学发展的其他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新文学并未能接续当年的辉煌。

事实上，尽管新文学自1929走进大学课堂之后一直都是大学中文系课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教学目标也时时受到严重的质疑。汪曾祺忆及自己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读书生活时说到这样一件事：“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¹²⁾费振刚在言及自1952年至1966年一直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原沉钟社成员——时也有过类似的回忆：“杨晦先生讲话很随便，几近于漫谈，他反复强调的是在大学学习中主要是打基础，多读书，认真听课，学校不能提供文学创作的条件，它培养的是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不是作家。”⁽¹³⁾“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显然已经不在这两位中文系主任意想中的教学目的之中了。

即使是最早在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文学课程的沈从文，论及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影响时，也有过这么一段非常悲观的说法：“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所以一个文学博士或一个文学教授，不仅不能产生什么好文学作品，且未必能欣赏好文学作品。普通大学教育虽有个习文学的文学系，亦无助于好作品的读者增多或了解加深。”⁽¹⁴⁾沈从文自己当然就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大学文学教育的作家，但他显然自信也是一个“好读者”。在文学创作上受沈从文很大影响的萧乾，对大学的文学教育也有着较低的评价：“1934年，上海《文学》杂志通过郑振铎先生要我写一篇《我与文学》。那是我平生第一篇自述。前一年（1933），我就已经从英文系转到新闻系。在文中，我谈的实际上是自己转系前的考虑：‘除非是为了教文学或研究文学，我一点也不认为一个喜好文学的人有入英文系或国文系的必要。文学没有方程式，黑板画不出门径来。如果仅为个人欣赏，则仍应另外有个职业。不应让社会背起这个负担。如果是为创作，则教室不是适宜的工场。文学博士会写文艺思潮，但写人生的则什么士也不需要。’”⁽¹⁵⁾

《文学研究会简章》中确认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杨振声所作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1929年）和朱自清所作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1931年）也都特别强调为“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必须“参考外国文学”，而一般大学中文系正是在“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或者说是“参考外国文学”方面做得不够。比如，《（民国二十三年度）国立北京大学一览》中所列出的当年中国文学系的34门课程中，虽有冯文炳的“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这一课程，但并无属于“外国文学”方面的内容，只是在选修课目中列有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和周作人的“日本文学史”，以及其他几门关于西方哲学、史学的课程。⁽¹⁶⁾这种课程结构上的偏向，应该也是“中文系培养不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正如最初发起倡导新文学运动者多为有过留学经历、有深厚外国文学修养的新知识分子一样，五四之后，大学院系中对新文学的发生发展起到更大作用的也许应该是外文系。而从现存的文字材料来看，促进或曰支持新文学的发展、“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也是外文系认定的教学目标之一。

吴宓曾经保存下的两份重要材料就是这方面的见证。这两份材料，一是刊载于《清华周刊》（1935年6月14日）的文章《外国语文学系概况》，一是刊载于1937年《清华大学一览》的《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

《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开宗明义地指出：“本系课程之目的，为使学生得能：（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国内所需要之精通外国语文人才；（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¹⁷⁾“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赫然列为外国语文系“课程之目的”，正是陈平原先生所述“大学里的课堂讲授，与社会上的文学潮流”“相表里”的一个明证。为了落实这一课程目的，如《学程一览》所示，外国语文学系所列的第一门课程不是外文，而是国文，足见对中国语言文学的重视。

《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则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课程目的：“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盖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关系至密。本系学生毕业后，其任教员，或作高深之专门研究者，固有其人。而若个人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¹⁸⁾

一则曰“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一则曰“创造中国之新文学”，念兹在兹，可见这是当年清华大学外文系主持者的关心所在。而这种思想主导之下的教育也完全实现了主持者预期的目标，正如研究者所注意到的：“曹禺是清华学生中骄人的文学大家，但他进的是西洋语言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窃以为如果曹禺当初进的不是西文系而是中文系，他的《雷雨》也还是写得出来的，但可能没有现在的好。《雷雨》中欧美戏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如果在中文系，也可能读奥尼尔，但不像在西文系耳濡目染——当时西文系的主任王文显就是一个西方话剧研究专家和剧作家，他对曹禺有直接影响。”⁽¹⁹⁾“吴宓等人先在清华后在西南联大筚路蓝缕开创的这条外国语文学系的博雅教育之路的确是结出了并蒂莲：一脉在大陆，一脉到台湾地区。大陆的代表人物有钱锺书、卞之琳、李赋宁、王佐良、赵萝蕤、穆旦、巫宁坤、许渊冲等；而前往台湾的夏济安更是依托《现代》培育出了一大批新生的力量，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他和一大批台湾现代作家如白先勇、颜元叔、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欧阳子等人都出身于外国语文学系，足见博雅教育之流风所及。”⁽²⁰⁾

尽管大学中文系在培养作家方面的成绩不如外文系，但在“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方面却也并非成绩薄弱，这自有以新文学家而在大学中文系执教的一大批优秀作家为证。

三

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大学授课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

如果说五四时代新文学倡导者的进入北大更主要的是改变了北京大学的学风、校风的话，新文学作家沈从文的走上大学讲坛则更多的是成就了他个人风格的定型。比较沈从文1929年前后的创作，显然可见他后来的创作是一种更加自觉的审美选择，这种选择并且成为他以后衡量当代文坛创作走向的标准，甚至可以说是任教大学的经历成就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沈从文。因此沈从文自己在言及这一经历时别有一番感慨：“第一次送我到学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适之先生。民十八左右，他在中国公学作校长时，就给了我这种难得的机会。这个大胆的尝试，也可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的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²¹⁾

与沈从文之从新文学作家再转变为大学教师不同，在新文学成为课堂教学对象之前，那些虽参与新文学创作而并未在课堂讲授新文学的教师，尽管在大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或者西方文学，但新文学创作的经验自然也影响到他们研究的观念和角度，从而在阅读和鉴赏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时具有一种特别的眼光，开启了用新方法研究旧学问的路向，对大学文科教学、研究风气的转移有着不可轻视的影响。

和鲁迅一样，在新文学正式成为课堂教学对象之前，那些同时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大学教师，他们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首先因为有助于新文学发生的课程设置，——为其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而新文学创作的经历也为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另外一种不同于固守专业者的新的视角，创作与研究之间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状态，并同时通过课堂教学或课外活动影响示范于他们的学生。这一点，在以新文学作家而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台静农等人那里，以及以新文学作家而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周作人、梁宗岱、冯至以至钱锺书等人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时，这一互动关系也同样存在于学生的学习和写作之中，其中在一些由学生身份到教师身份的人物如冯至、钱锺书、王瑶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而那些和新文学创作关系较远而生活于这一校园环境中的学者，如孟心史、浦江清、孙楷第、顾随诸人，他们的学术文章，也都文采斐然，完全可以看作文学散文。以至于当代学者止庵先生曾经一再发出这样的议论：“我们谈论文章常说‘性灵’，似乎这只是属于随笔的，其实有这个态度，写什么都有一份作者的真实性灵在，孙（楷第）的论文正是一种性灵文字。而有学术做底子，又避免了一般闲适随笔的毛病，有大品的分量，小品的味道。”⁽²²⁾“文学散文应该是一个范围之内的文体，介乎散文诗与非文学的论文之间，依次（从最接近于诗的一端说起）包括抒情散文、叙事散文、随笔和具有文学色彩的论文在内。浦江清的论文中就有许多属于美文。……浦江清乃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散文家之一，虽然现成的文学史或散文史上并不曾提到他；如果叫我来精选一本二十世纪中国散文选，《浦江清文录》以及《浦江清文史杂文集》中也当有篇章编入。当然这也不限于他一人，对顾颉刚、周叔迦、闻一多、李健吾等我都是这般看法。”⁽²³⁾

朱光潜在1936年发表的《中国文坛缺什么？》一文中，曾经将欧洲各国从事文学的人分为三派：经院派、新闻纸派和地道的文人派，并特别对地道的文人派表示赞赏：“他们有经院派的训练而没有经院派的陈腐，有新闻纸派的流动新颖而没有新闻纸派的油滑肤浅。文学是他们的特殊工作，有时也是他们的特殊职业，但是他们的文学却没有完全走上职业化的道路。他们能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泥古也不超时，只是跟着自己的资禀和兴趣向前走。好的文学创作是从他们手里出来的。他们又是也做经院派的考据批评，做新闻纸派所做的通俗化的工作，但是比这两派人做的更好。”⁽²⁴⁾

由新文学作家而从事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的大学教授和虽非新文学作家而以流畅的白话文进行著述的大学教授，应该就属于这种“地道的文人派”吧，包括做出这一区分的朱光潜在内，也应该包括鲁迅、沈从文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