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师生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精神基调的确立

第一节　大学师生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精神基调的确立

一

如果说，北京大学主要以五四时代的开风气之先使得新文学蓬勃兴起，那么，同处北京的清华大学就更多是在促进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方面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有意味的是，尽管北京大学实际上是因为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而成立，但在追述校史时却常常以继承中国的太学传统为自豪。而清华大学的起点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从成立起就是直接与西方现代教育接轨，因此虽较之北京大学成立稍迟，却更是一所真正现代化的学校。

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按照《辛丑条约》支付美国赔款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24 440 778．81元），后来有人发现赔款数额计算有误，支付给美国的款额有多余者，经过各方努力，美国人于1908年同意将尚未付足之款项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10 785 286．12元）自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但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又提出希望将这些钱用于鼓励中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清政府则答应“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美国接受教育。⁽¹⁾

1909年6月，清政府外务部与学务部协商设立游美学务处，“专办按年遣派学生赴美留学一切事宜”。⁽²⁾游美学务处以周自齐为总办，唐介臣、范源濂为会办，初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民房一所为办公处，后又迁入史家胡同。1909年8月，学务处第一批招考48人赴美留学；1910年6月，考送70人。在第一次招考学生之后，鉴于学生程度的参差不齐，大部分达不到送美留学的标准，于是有开办预备学校的提议，这就是稍后在北京西郊清华园旧址兴筑的“游美肄业馆”。据《外务部为兴筑游美肄业馆奏稿》：“有西直门外成府东北清华园旧址一区，方广约四百余亩，尚存房屋数十间，卉木萧疏，泉流映带，清爽高旷，于卫生最为合宜，且与京张道路线距离仅有半里，往来亦称利便，以之建筑讲堂、操场、办事室、图书馆、教习寓庐、学生斋舍，庶几藏修游息各得其宜。”^②因校址选在清华园，故学校于1910年12月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1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5月，考送第三批学生59人赴美。

1912年11月再次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并创办国学研究院，并开始招收第一届新生，但校名仍旧是“清华学校”，直到1928年8月才改称“国立清华大学”。

晚清当时开设留美预备学校的目的，据当时办事人员陈述，一共有三个方面：“第一，教导充分的科目，俾学生可以直接升送入美国大学；第二，引注美国的生活习惯和教授法，俾学生到美不至感不便；第三，成立个模范学校，俾国内学校知所效法。”^③“成立个模范学校”当然是指向为中国高等教育示范的意义，但因为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密切关系，这个“模范学校”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同时具有示范的意义。

二

中国新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产物，新文学诞生之初，一方面需要对旧的文学传统进行批评，一方面又要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建构新的标准。破旧是为了立新，而当时能够准确揭示中国旧文学之种种弊病，且具备为新的文学建构新的法则者，只有曾经接受过现代西方文学、文化熏陶并一直关注思考中国文学命运的那一批学人，他们又大多在大学任教，正好通过课堂内外的活动传播新文学理念。

新文学的发生，首先就是这一批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留学生发起倡导的结果，因此，这是一个先有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即“先有‘学院批评’而后有新文学成绩”的进程：《青年杂志》（《新青年》）1915年创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于1917年2月；但直到1918年1月，《新青年》才正式放弃文言而改用白话文，并第一次发表了以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题女儿小惠周岁日造像》及沈尹默的《月夜》等为代表的九首新诗，再到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新文学这才算是真正有了迥异于旧文学且明显展示其有旧文学所不可能达至之成绩的作品。新文学运动发生期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献，从《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到《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论黑幕》、《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其作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均为有域外学习背景的北京大学教授；同一时期为新文学发展作出重要理论贡献的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等，均为北京大学的师生。

因此，作为一个兴起发展于大学校园的文学思潮，首先奠定新文学精神基调与发展走向的，是校园文学批评。中国新文学诞生于中国现代大学，大学校园文学建构了中国新文学传统。作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学格局与发展态势的重要力量，大学校园文学首先倡导并坚持了严肃的非功利主义的文学态度，在理论与批评中确立了中国新文学的基本品格，奠定了新文学的精神基调。

邵滢女士在论及新文学批评的学院意识时曾经指出：“‘学院批评’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现代文学的发轫是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创建密不可分的，身在大学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以强烈的历史主动性和使命感向旧文学发难、宣战，写下了《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人的文学》，对新文学的诞生有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之功。可以说那是一个先有‘学院批评’而后有新文学成绩的时代。”⁽³⁾这是对新文学初期历史发展状况的一个准确概括，也是对校园文学批评在新文学发展中之历史作用的一个准确概括，而这一状况的存在是由新文学的发生方式决定的。

这也是中国新文学在发展形态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点。施蛰存先生在论及中国古典文学之批评与创作关系时有过这样的总结：“五言诗兴于汉，渐盛于魏晋，而诗评始见于宋之《雕龙》、梁之《诗品》。七言诗大盛于唐，宋人始作诗话评品之。词盛于宋，而宋人罕作词话之书。可知文学新型，必待其全盛以后，始有评论。”⁽⁴⁾先有创作后有批评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常态，也是一般文学的发展常态，但近代中国时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⁵⁾文学发展自然也难以沿袭古典的常态理路，因而出现了先有理论倡导后有创作实践的发展态势。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时的校园文学批评具有了为新文学“立法”的意义。而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大学就是北京大学，作为民国首都的北京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于是，北京也就自然成为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文学中心，尤其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

这里有必要对“文学中心”加以界说。所谓“文学中心”，并非重在文学作品发表地所属之处，而主要是指其时文学运动的话语输出中心和创作主体的集聚中心。

上海自晚清开埠以来，一直处于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前沿，所以，现代出版印刷事业之发达也居全国之首。到了新文学兴起发展的1920年前后，上海更是汇集了全国最为重要的报社和出版社，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所以，文学研究会成立于北京而其所依托的主要刊物《小说月报》、《文学周报》⁽⁶⁾均在上海出版；此前，《新青年》在陈独秀到北大之后虽然编辑部也随之北来，但一直是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展示北京大学新一代教授学术实力的“北京大学丛书”，也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⁷⁾甚至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学衡派刊物《学衡》，虽说是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但一开始却是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20年代中后期，以段祺瑞为中心的北洋军阀政府对知识界的压迫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张作霖进入北京之后，随着北京地区的政治形势越来越混乱，许多新文学作家离开北京，一些原本创刊、出版于北京的杂志，如《语丝》和《现代评论》，也都南迁上海出版。到了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北方的出版业更是远不如上海发达，一些重要的文学杂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像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1934年1月创刊时是在北京由北平立达书局印行，但三期后即改为自行出版并委托上海生活书店总经售，到1936年6月又改名《文季月刊》在上海出版发行。1936年4月，天津《大公报》也出版了上海版，甚至最为著名的1937年创刊的北方文坛的重要刊物《文学杂志》也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至于书籍出版，就更加如此：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出版社都在上海，北新书局本来成立于北京，最后还是迁沪了。而像周作人这样抗战前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的作家，其著作很少有在北京出版者，除了早期在新潮社、北新书局出版的几本，后来只有一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其余均在上海出版，直到抗战期间他才又主要是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出书。

但新文学、新文化兴起于北京，上海新兴的印刷出版事业为跟上社会上的新思潮就不得不借助于北京的思想文化界。陈独秀受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是在其北上组稿（兼募款）时；商务印书馆和文学研究会的合作协议是在张元济、高梦旦来京之时，他们此行也应该有组稿的目的，1921年还有请胡适到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计划，事虽未成，但胡适却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并为其提出具体的发展改革意见。上海出版界对居于大学校园中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倚重可见一斑。当时的文学与出版环境，沈从文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过概括的描述：“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办杂志和出小刊物，北平本是最理想地方。因为北平是全国首都，是文化中心地，不特有很多基本作者，而且也有很多基本读者。所以新文学运动基础在北方，新书业发轫也在北方。但这种事到后却有了变迁，从十五年起，中国新兴出版业在上海打下一个商业基础后，北平这个地方就不大宜于办文学杂志了。”⁽⁸⁾到了30年代，随着南北社会政治氛围的差距越来越大，北京与上海之间的文学氛围也愈显不同，但此时依然有上海作家到北京编辑杂志、组织稿件的，《文学杂志》的创办就是起于著名的海派作家邵洵美之北上邀请京派作家合作出版杂志的建议，和林语堂有关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小品文刊物也一再刊发京派重要作家的作品。

当然，在五四前后，北京和上海在出版方面的差距还不是很大。尤其是和新文化有关的出版事业，在当时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重要读者群是大学和中学的师生，而这一读者群在北京更为集中一些，因此，五四时代的北京文化出版界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并不输于上海。比如五四时代的《新潮》和稍后的《语丝》、《现代评论》、《努力周报》等杂志，以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及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意义显然要比当时以《小说月报》和创造社刊物为代表的上海报刊重要得多。在所谓新文学运动“四大副刊”中，处于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的成绩和影响显然也要比处于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大得多。即使到了30年代，北方有《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包括《小公园》、《文艺》等）、《世界日报·明珠》等主要副刊，上海与新文学关系密切的则除《申报》副刊《自由谈》以及曾经连载巴金小说《激流》的《时报》之外，重要的或者也就是《大公报》上海版的文艺副刊。所以，高长虹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有过这样一个说法：“我何以此图单述北京的出版界呢？一，因为北京出版界比较发达，界限也比较显明。我们不妨大致这样说：广东重实行，上海多工厂，北京多言论。广东的出版物，我们常看不见什么。上海出版物虽然不少，然除商务派与非商务派外，我们看不见其他的色彩。北京则不但有专致于思想的工作者，即章士钊做一总长，也要来办一刊物，发挥他个人的主张，我是在别处所看不到的。”⁽⁹⁾“上海多工厂”，固是对其文化事业落后的另一种描述，但“工厂”自然应该也包括与出版相关的“工厂”，如商务印书馆等；北京“出版界比较发达”则和“北京多言论”密切相关，而“北京多言论”正是其为“文学中心”的具体表征。

到了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文学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中心南移，兴起于上海的革命文学以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主导了当时的文学思潮，同时，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达，文学的商业化倾向也逐渐突出，“……从民十五开始，文学运动势力由北而南，由学校转入商场，与上海商业资本结合为一，文学作品有了商品意义，成为商品之一种”。随后，“民十八以后，这个带商品性得商人推销的新文学事业，被在朝在野的政党同时看中了，它又与政治结合为一”。⁽¹⁰⁾而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大学师生的文学写作还一直坚持五四时代的文学观念，并且为了坚持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不得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与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其主要表现就是周作人从20年代开始的对文学自主性的强调直到30年代对左翼文学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评；沈从文30年代作为与校园文学力量关系密切的作家、文学活动家，对文学上的政治功利主义、商业化倾向以及趣味消闲主义的批评。⁽¹¹⁾他们的批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维护新文学传统的“护法”运动。甚至可以这样说，大学师生的文学批评一直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制衡作用。20年代，当文学上的复古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反对复古；30年代当社会上的激进思潮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对激进主义的文学思潮起到了很大的规约作用，因而北方左联的活动一直不太活跃。同时，大学师生也始终对文学的商业化和游戏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或者可以这样说，就其对新文学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而言，校园文学批评队伍在20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30年代则是护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