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革新与中国现代大学的确立

第一节　北大革新与中国现代大学的确立

一

五四新文学诞生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园文学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起点。论及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首先应从北京大学说起。

北京大学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的综合性大学，其前身是由清政府于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大学堂的设立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是在改良派要求废科举设学堂、采西学以补中学的教育革新的要求下产生的，也是变法失败后没有被废去的新政成果之一。可以这样说，北京大学自其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起，就确立了以“维新”为其职志的主导方向，正如鲁迅在1925年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时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¹⁾北京大学的这一“维新”倾向，可以说是后来“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发生于北大的潜在精神因素。

但是，在京师大学堂成立后的数年间，国家依然处于延续千年的传统帝制时代，而随着作为传统教育体系中最高学府的国子监的取消，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学堂成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最高学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机构，也就成为读书人唯一可以因之栖身并晋身的所在，于是各方最优秀之士子大部分均投身京师大学堂，从职能、学统等方面均显示出京师大学堂与国子监之间的传承，京师大学堂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太学的正统继承者。⁽²⁾因此，正如论者所言，“从教育制度以及教学内容和方法来看，京师大学堂实质上处于由封建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向近代大学转变和过渡的阶段”。⁽³⁾当时的京师大学堂，身兼中国最高学府与国家教育部的双重职能，确实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3日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时任总监督的严复成为大学首任校长。这时候，民国政府已经设立正式的教育部，按照教育部当年公布的“壬子学制”，大学废止了1903年之“癸卯学制”中的“读经讲经科”，大学本科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由蔡元培担任部长的教育部，在1912年10月24日颁布的《大学令》中，第一条即明确宣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鸿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⁴⁾《大学令》同时也明确取消了经学科，改通儒院为大学院，更本科毕业生名为学士，设校长和各科学长以代替此前的总监督和各科监督。这样，北京大学才真正从体制上实现了从传统“太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不过，由于当时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北洋政府守旧复古倾向严重，整个中国社会也刚刚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进程，北大的现代化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尽管北京大学在制度上已经确立了现代大学的课程体系，并彻底切断了与传统科举制度的联系，但复古守旧势力还是占据了学校的主导位置。而且，因为政治局势的动荡，北京大学也时时处于动荡之中，从1912年到1913年的两年之间，北大换了劳乃宣（1911年11月—1912年2月）、严复（1912年2月—10月）、章士钊（1912年10月1日—17日）、马良（1912年10月18日—12月）、何遹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六位校长。⁽⁵⁾而在大学内部，从京师大学堂时代开始，“先后主持总教习的吴汝纶、张筱浦；译书局总办的严复，副总办的林纾；民初任文科教务长的姚永概、汪凤藻、马其昶、陈衍、宋育仁在当时文坛都是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分子”。⁽⁶⁾而这一批桐城派作家，都是重振桐城派文脉的晚清重臣曾国藩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的思想意识及文学观念自然还不出传统中国文学“文以载道”、“阐道翼教”的矩，⁽⁷⁾由他们主持的北大文科，自然也是以保守传统为主。

当然，在胡仁源长校期间，曾经逐步聘请了一批章太炎门下的弟子，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他们发扬张大了章太炎推重六朝的文学观念，减弱了桐城派在北大的影响。⁽⁸⁾但一方面这些人所讲授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国学尤其是小学的课程，另一方面章太炎及此时在北大教书的章门弟子在文化理念、文学观念上坚持的是一种甚至比桐城派更为保守的复古立场，⁽⁹⁾并没有什么可以与桐城派抗衡的关于文学的新思想、新理论。所以，此时的北京大学及其文科教育在大学理念、主导思想上较之清末并没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有太大的进步。

二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蔡元培长校之后。

1916年9月1日，时在欧洲留学的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促其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报。11月，蔡元培离欧归国，12月到达北京。12月26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签发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就职之后，蔡元培开始了他整顿改造北京大学的工作。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针对学生提出了“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的三项希望，针对校事提出了“改良讲义”和“添购书籍”的两项计划，并发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宣言。⁽¹⁰⁾这既是在1912年的《大学令》基础上对北京大学性质的具体定位，也是北京大学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方向说明。

稍后，在其刚刚就职不到半个月的1917年1月18日，蔡元培又在给友人吴稚晖的信中申明了自己整顿北大的指导思想：

大约大学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¹¹⁾

这里所说解决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实就是一个延聘教员——“纯粹之学问家”或“模范人物”——的问题，所以蔡元培整顿北大的工作首先就是从延聘教员做起。

蔡元培整顿北大的这一指导思想，应该是基于他海外留学数年间观察分析欧美大学教育与学习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之后的深刻总结。十多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属于蔡元培晚辈的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宣言：“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¹²⁾这和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的指导思想简直如出一辙，强调的也正是延聘教员的重要性。

梅贻琦的这些话，据说可能又取资于美国的一位教育家。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真著《教育问题平议》一书中，有一篇是专门谈大学教育的，其中有云：“欧洲和美国早期的大学，多着重于如何遴聘优良教授主持学术研究工作。美国教育史上一位最著名的大学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其开始筹设霍布根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之初（1872年），特别先往欧洲考察各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同时也想利用考察的机会，在欧洲选聘一些著名的学者到美国讲学。他认为要办‘好的大学’，必须有‘好的教授’。大学的基础在‘人’，不在‘建筑’。他有一句三个字的名言是：‘Man，not buildings’，亦即‘大学所需要的是大师而非大厦’之意。”⁽¹³⁾

其实，在梅贻琦、蔡元培之前，1912年10月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马良，在其就职演说中也曾经发表过近似的观点：大学“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马良（相伯）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又游历欧美、日本，长期关注现代教育，是震旦大学、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创办人，这大学“非校舍之大之谓”，可以说是梅贻琦高论的先声。不过，他这一要求的侧重点是在学生方面，所以接下来有“诸君在此校肄业，需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等说法。⁽¹⁴⁾

但不管梅贻琦等人是否有鉴于吉尔曼之说而立论——中国现代大学原本是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而建立的——这几种说法本身已经可以说明，关于“大学之大”，实在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Man，not buildings”，实在只是一个朴素不过的真理，是关于现代教育的共识，也就是建设现代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证明这样的办学思路也是非常有效的，马良的短期执掌北大虽然未见明显成效，蔡元培的执掌北大和梅贻琦的执掌清华则是两个非常成功的例证。

三

蔡元培延聘教员的具体工作是从文科开始入手的。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在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当天，蔡元培即到旅馆拜访时来北京为《新青年》杂志募款的陈独秀，并邀请陈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复函北大，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5日，陈独秀到任。其后，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教授相继走上北大讲坛：1917年4月，周作人来到北大；1917年9月，胡适、刘半农来到北大；1918年，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宋春舫来校；1920年8月，鲁迅到北大上课。加上前此已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于是整个北大文科的教员面貌焕然一新：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这时候齐集北大，为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汇聚了基本的核心力量，做好了人员与思想的准备。

1929年11月20日，蔡元培在为《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作序时，言及北大在五四时代之光荣，认为：“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¹⁵⁾而钱理群先生在论及北大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时也曾就蔡元培的这一系列改革作出这样的总结分析：“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校长以后对北京大学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发动，几乎是同步的，改造后的北京大学自然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是中国大学向‘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跨出的决定性的一步；而新文化运动则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¹⁶⁾所谓“同步”，强调的是北大改革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影响作用，其实倒不妨更加直接地说，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蔡元培的本意就是要促成北京大学以至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甚至不妨说是在借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来进行北京大学的现代化改革。至于蔡元培首先从文科的现代化改革开始着手，以及因为要倡导新文化而开启的新文学运动，只是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尽管后来这一附庸蔚然成为大国，反过来成为促成大学现代化的决定性力量。

从蔡元培及其同时代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北大的改革既是一次目标明确、定位准确的改革，也是一次成效显著的改革。

蔡元培在晚年所作《自写年谱》中忆及当年改革北大的工作时说：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¹⁷⁾

强调的正是当年北大改革与文学革命之间的历史关联。

当年正在北大哲学系求学的杨晦，晚年在回忆往事时是这样评说蔡元培的改革成绩的：

蔡元培是主张兼容并包的，请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但是，其中主要的还是一些当时认为有进步思想的学者，这就不但在北大形成了一种学术空气，名符［副］其实地成为当时的最高学府，而且把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学者集中在一个大学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力量，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自1917年起，改革得最大的是文科各系，像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这三系新聘请来的进步教授也最多。⁽¹⁸⁾

当年与杨晦同时在北大求学的中文系学生杨亮功，晚年在台湾回忆往事时也发表了与杨晦一致的看法，但他更强调了中国文学系的作用：

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焦点。⁽¹⁹⁾

正是文科尤其是中国文学系的整顿彻底改变了北京大学的学风和校格，使北京大学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太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而促成这一转变的直接的契机，正是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和他主编的以提倡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的《新青年》杂志进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