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与新文学

第三节　复旦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与新文学

一、复旦大学学生活动概况

复旦大学自由民主的校园氛围，为学生活动的踊跃和众多学生社团的涌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复旦学生的学生社团有各种研究学术的会社，如文学社、政治学会、经济研究社，有中英文演说会、辩论会和考察团等。1919年10月，复旦大学部分师生成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0年初，复旦大学组织了一个旨在研究和宣传改造社会的方法的团体——复旦平民周刊社。当时浅草社的陈承荫就加入了复旦平民周刊社，并于1923年2月23日改选中当选为该社图书部主任，“负责专购关于合作的书籍、杂志及其他书籍，以供本社社员的研究或参考”。⁽⁴¹⁾1922年12月，由复旦学生王世颖提议，上海的五个团体组成了“上海合作联合会”。

而当时复旦大学学生活动的盛况，在校友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午八点钟，各种壁报，纷纷出版，琳琅满目。下午各种集会的通告，树立通衢，五光十色，逗人注意。晚饭刚罢“当，当，当”的声音，喇叭声和铃声，不绝于耳，各种集会活动开始，热闹非常。记得那时母校的各种学术、社会、运动性的集会活动之多，为任何学校所无。全校一千多同学，没有一个不在动。⁽⁴²⁾

图书室里，实验室里，教室里，运动场上，无处不是挤满了人，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想，遵守着公共的秩序，自由发挥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才能。

复旦大学学生本来就具有结社的热情，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学生便开始组织和参与与新文学有关的文学社团。复旦营造了宽松的氛围，学生思想的进步和开放，也为新文学进入“民间”校园留出了一定的空间。1922年，复旦大学学生陈翔鹤与外校学生林如稷、北大学生陈炜谟等发起组织了浅草社，编辑《浅草》季刊和《文学旬刊》；复旦中文系主编过系刊《青海》，组织过文学社；1925年，复旦成立了复旦新剧团，1926年改名为复旦剧社，一直活动到今天。到了30年代以后，尤其是抗战前夕，还成立了文摘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张廷灏是1918年考入复旦、1924年毕业的复旦校友，据他回忆，“复旦学生的课外活动大体上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逐渐开展起来的”。他认为，“这主要由于学生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逐步提高，而学生人数的迅速发展，亦未尝不是原因之一”。⁽⁴³⁾

固然学生人数的增加，使得“人多好办事”，社团活动多样活跃，但这主要还是跟当时“五四”运动所带动的社会潮流有关。从学生结社的方面看，虽然学生主要生活在校园里，但时代、社会的变迁激荡往往通过校园文化氛围的中介对它们发生影响。“在1917年和1918年中，随着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兴起，学生们开始建立学习组织。”⁽⁴⁴⁾而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开始，学生们在校内组织的社团更呈如涌如潮之势。以北京大学为例，1919年1月，《新潮》和《国故》同时创刊，标志着“五四”时期广有影响的两个社团新潮社和国故社的正式成立。“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模式”：即“青年一代自发地相互联系，通过构成团体、组织来追求真理和实现某种理想”，⁽⁴⁵⁾社会上形成了许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校社团。“五四”时期，当时青年一代集团意识的萌发、行为模式的改变对校园文化氛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大学的在校人数都不多，复旦大学在1918年秋季大学部和中学部学生合计仅327人，1919年秋季为345人，1920年秋季为401人，1921年秋季为479人，1922年秋季为609人，1923年秋季为849人，到1924年夏季为841人。⁽⁴⁶⁾北大“五四”运动爆发时学生仅2 000余人，因此，众多社团的活动对学生思想的触动作用就更大了。冯至曾一往情深地回忆在北大受到的教育：“在北大独特的风格与民主气氛熏陶下，我的思想渐渐有了雏形，并且在那里起始了我一生所走的道路。”⁽⁴⁷⁾

新文学的诞生，和“五四”以来学生结社的思想的推动，使得复旦爱好新文学的同学自发结成社团。复旦大学学生文学社团所进行的新文学活动，不仅对他们本人发生了影响，同时还波及文坛，丰富和改变着新文学的面貌。下面以浅草社、复旦剧社、文摘社为例，说明复旦大学校园学生文学活动对于新文学的促进作用。

二、复旦学子与浅草社

1．《浅草》中复旦学生的创作

固然不能说浅草社是复旦的学生文学社团，但浅草社与复旦学生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的几个重要社员，如陈翔鹤、王怡庵、陈承荫、周乐山等，都是当时复旦的在校学生。浅草社创立于1922年，由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就读的林如稷，联络他的复旦同学陈翔鹤、北京大学的陈炜谟等发起。为了使自己的创作有发表的园地，他们于1923年3月自费印刷出版了《浅草》季刊。不久经过与上海《民国日报》交涉，浅草社又于同年7月开始负责编辑作为该报副刊的《文学旬刊》，附于该报印行。因此，《浅草》季刊和《文学旬刊》都是浅草社的主要阵地。浅草社的成员大都是复旦、北大的同学，当中北大学生为多。据已掌握的材料，当时就读复旦者，有陈翔鹤、胡絮若、王怡庵、陈承荫、周乐山诸人；而就读于北大者，则有冯至、陈炜谟、高世华、李开先、汤懋芳、游国恩等人。1923年林如稷赴法国读书，此年底，陈翔鹤因“嘤嘤求友”之故，⁽⁴⁸⁾离开了复旦赴北京后，王怡庵和陈承荫还在先后负责《文学旬刊》在上海的编辑与发行，直到1924年二人都离开上海以后，《文学旬刊》的编辑工作才转到北京。因此，浅草社与复旦的关系不可谓不“亲密”。

1935年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里，茅盾和鲁迅对浅草社的提及和评论，足以见得浅草社在中国现代文坛地位。⁽⁴⁹⁾确实，浅草社一直显示着不俗的文绩，难怪1925年4月，在北京大学教员预备室里，冯至将一本第4期《浅草》默默地交给鲁迅时，鲁迅禁不住慨叹：“阿，这赠品是多么丰饶啊！”而且，“就在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许多话”；在这本刊物中，他读出了那些“不肯涂脂抹粉的青年们”“被风沙打击得粗暴”的“魂灵”。⁽⁵⁰⁾

从学生新文学社团的出现，可以看出新文学传播的趋势。浅草社由于主要是由在校学生组成的，所以也可看作是校园文学社团，他们的作品，带有校园文学的色彩，清丽纯净，是一种喜乐与哀伤的吟咏。

在一共四期的《浅草》季刊中，发表了复旦学生陈翔鹤、胡絮若、王怡庵、陈承荫等人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创作。其中陈翔鹤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此外，《浅草》上还发表了后来成为复旦教授的赵景深的诗歌创作。除陈翔鹤外，胡絮若、王怡庵、陈承荫在《浅草》上发表的多是诗歌。当然，这些诗歌意境浅显，内容简单，反映了早期新诗创作形式虽然解放、但稚气未脱的特点。

如王怡庵的《独坐》（一）：

绿叶变了黄色，／红色的花儿落了满地；／只有鲜黄的菊花，／娥媚在秋风里。⁽⁵¹⁾

2．陈翔鹤与其未收集的短篇小说《青春》

1923年，浅草社干将、复旦学生陈翔鹤在《复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青春》。陈翔鹤哀伤的《青春》，虽然只是一个个案，但这个个案实际上反映出了人的成长与现代大学对于人的培养教育之间的协调与矛盾。

陈翔鹤没有出版过全集。在鲁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选了他的两篇短篇小说：《See！……》和《西风吹到了枕边——记梦并呈晦》，这两篇小说都发表于1927年。我们翻阅了所有能找到的陈翔鹤的作品选，都没有找到《青春》这篇小说的踪影。没有入选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因为这篇作品质量不够高，还不能入编者的“法眼”，二是可能因为这篇小说发在校园刊物上，因此编者都没有留心到。我们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选、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陈翔鹤代表作》后面附了一个《陈翔鹤主要著作书目》，这主要还是围绕陈翔鹤在浅草社的两份主要刊物《浅草》和《文学旬刊》上发表的作品，来编写他的著作书目，《复旦季刊》未能引起编者注意。因此我们比较倾向第二个原因，即这篇小说被很多人遗忘了。

《复旦季刊》（英文名THE FUH TAN STUDENTS'QUARTERLY）是一个学生刊物，在校刊中，相对《复旦学报》、《复旦周刊》之类的校办刊物来说，固然表现了大学讨论“高深学问”的气质，大部分发表的仍然是师生的学术论文，但却显示出更大的自由度，对新文学的开放性要大得多，作为“实验场地”，也经常发表学生的诗作、散文、小说、译作等。例如，在第14期的《复旦季刊》上集中地发表过一组学生创作的白话诗；第15期的《复旦季刊》（1923年7月）上，黄维荣把新旧诗歌一起拈来谈诗歌的本质、起源等问题，他说：“无论新诗旧诗外国诗，凡我们能承认为诗的，虽有种种不同，但这都因时间空间的关系使然。他们总有一种紧要的相同的所在。这相同的所在，就是诗之本体。本体究竟是什么？我以为这乃是我人胸中愉快的或失意的情绪，和由此种情绪而生的想象和意念。”⁽⁵²⁾几乎每一期的《复旦季刊》上，都会刊登一篇白话小说。但早期《复旦季刊》上，鲜有学生自己创作的小说来显示创作的“实绩”，大多数是翻译的作品。举例来说，如《复旦季刊》第14期上刊登了涂骏声译托尔斯泰的《往事》，第15期上刊登了王世颖译莫泊三（即莫泊桑）的《收养》，第17期刊登了黄维荣译《我的航海回来的舅舅》，以上皆为译作。到了第18期刊登的是一篇近乎脱胎于古代文人所写游记的《黄山游记》。第16期，刊登的却是复旦学生陈翔鹤自己创作的白话小说《青春》。单从这一点上，就足以见得这篇小说在当时所具有的地位与价值。考虑到校刊的当下性，编者能选取这篇小说，至少说明复旦学生对小说创作的重视。其次，就知识层面和心灵情感体验来说，编者选取这篇作品，说明它能与青年学子发生共鸣。学生是校园文学“理想的读者”，因此小说在接受“理想读者”的检验的同时，也会影响到读者的审美眼光与鉴赏态度。最后，它显示了新文学在学生中的影响，及学生创作的实绩。

陈翔鹤出生于1901年，四川重庆人。1920年考入复旦，写《青春》时也正值22岁最绚烂的青春年华。《青春》的情节很简单，以现在的眼光看，它更像散文，但当时《复旦季刊》的编辑，却是把它当小说推出的。小说写了三个触动主人公心弦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主人公放假回家，叔父请他在假期里帮助几个幼小的表弟妹学习功课，而主人公看到院子里正在玩耍的弟妹们，尤其是最小的弟弟十分天真又有点“憨”的眼神时，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他感叹：“一切的小孩——为我‘青春的幻像之花。’现在我不幸又作了这桩恶事了，我破坏了我的‘幻像之花’的乐梦，更悲伤我‘青春’之不可再来，就梦想也不可长住。”第二个情景是：学校要放假之前，同学们开同乐会，大家吃饱喝足以后，就开始胡乱说话动作、张扬青春的风采，但主人公却在这热闹的场面里又感受到了哀伤：“这都是他们众人自己所现在存留着，进行着，享受着的‘青春的表现’。但是我呢？……什么是我所有的，什么是我所可纪念的？”第三个场景是：主人公回忆起他的一个朋友，经常把从心坎上发出来的“哀柔刺人”的“算了罢”挂在嘴边。有一次，他与主人公道别，也用“算了罢”作为别语，主人公禁不住为这位朋友的少年老成、青春的早逝而感叹：“在我所有朋友当中，最薄命，未满二十即寂然凋谢的朋友，只有他一人，而从他的‘算了罢！’一语，已可以体察出他凋零残毁了的‘青春’的最后悲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人的意义的发掘和提倡个性的解放。《青春》中哀叹的，是年华易逝的悲哀；它所追寻的，是个人的人生意义，是五四运动以来，在传统与西方的对立中发现的个人的价值的张扬。对《青春》及陈翔鹤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人从孩童阶段开始就自然成长，真正享受“青春”的快乐，不受环境与命运的胁迫，能舒展青春的激情。这种“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主要来自于他们在校期间所接受的西方文化。他们坦言：“人的最宝贵的”“是自己”；⁽⁵³⁾“其实我自我，人自人，到不得已时仅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何苦白白为人背十字架”。⁽⁵⁴⁾正如陈翔鹤在一封信里所宣示的：

惠修，若是你要寻求上帝，“自己”就是你上帝；若是你要寻求人间“至宝”，“自己”就是你至宝！我们纵不能为兽中虎豹般的人中英雄，有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气概，至少亦应凡事都以“自己”为本位（顺我者迎之，逆我者拒之）。⁽⁵⁵⁾

虽然从个性主义出发的人生追求是纯真美好的，但现实却把这一切击得粉碎。由《青春》（1923年）的哀伤，便过渡到后来《See！……》（1927年）中对于人生百态、人情可笑处的冷嘲热讽。这种饱含热泪的哀恸和超然事外、对于世故的尽情嘲笑，来自青年人对于人生的诉求。他们追求心地的纯净与美好，这种纯净与美好使之拒绝一切沾着污点的成年人的世俗。

由于青年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恰逢他接受大学教育之时，因此，人们理想中的大学理念里，还包含一层意思，即大学应该提供给青年人“一个可以获得整个生命的最大可能的快速成长的情境”。⁽⁵⁶⁾因为大学生已经不是中学生，“大学对他（她）不再、也不应提供保姆式的照顾，他应该也必然会自我寻求生命之意义和人生之目标。在最后的意义上说，人之成长（包括自我形象与自我认同之形成）是要靠他（她）自己的。人是不能永远没有孤独的时刻的，人需要孤独以创造思想，以体认人生，但人之为人，人之成长需要靠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之相遇和对话”。⁽⁵⁷⁾在此基础上，虽然“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④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个人成长的需求与大学理念中蕴涵的对人成长的关切是协调的。然而，现代大学的教育功能，更多的体现和落实在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上。这就使得大学在对待学生的时候，采取的是课堂教学的整齐划一的形式，而并不注重学生的个性（也无法注重学生的个性）；在决定什么样的知识应教授给学生时，则采取工具理性的态度，来选择“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教育环节中，学校给予的更多的是知识，而不是对于个体的关怀与扶持。于是，学生的个人成长与大学理念之间，又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因此，个体的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的相遇，很难在课堂上完成，而是在校园内师生间、同学间的交流里完成的。《青春》带有“校园文学”的特征，但比一般的校园文学走得更远，它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更是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青春》的哀伤告诉我们，对于个体的迷惘与痛苦，内心的价值判断、心理感受等等与个体相关的东西，在现代教育体制下，是无法从知识层面得到抚慰与解答的。尽管学校教育总是野心勃勃，想要担负起教育的全部内容，但现代教育实际上对此却常常无能为力。

三、洪深与复旦剧社

传统戏剧在中国的历史悠久，但话剧却是地道的舶来品。中国早期话剧称为新剧，一般认为从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算起。但是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新剧已经没落成为恶性商业化的“文明戏”。研究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生、发展，学者很容易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广泛开展以后，留学生对中国戏剧发生的影响。的确，新文化运动期间，归国的留学生对西方现代话剧著名剧作家之代表作的大量译介，几乎成为创建中国现代话剧的唯一参照。同时他们自己还参与话剧创作实践，如1919年胡适发表了《终身大事》，随后洪深、欧阳予倩、陈大悲等都开始了话剧创作，并积极参与话剧运动。

但实际上，上海教会大学学生演剧开展得却要早得多，对上海其他学校产生的影响，也要比留学生对中国戏剧发生影响早很多。上海教会大学的中国学生们，由于直接与西方文化接触，同时也因为从事宗教仪式和活动的影响，如唱诗等，开始组织剧社，排练英文剧，后来又排练中文剧。有史可查的演出实例，已能举出1899年上海约翰书院自己编演的《官场丑史》一剧。比这更早的学生演剧可能还有，只是未发现文字记载而已。教会大学的演剧活动显然影响了上海的中国人自办的大学，汇同社会上流行的新剧的影响，早在新文化运动以前就经常组织演出戏剧。如1915年复旦公学部分教员和学生与社会人士组成了沪滨息游社，1915年10月，复旦排演了文明戏《社会钟》，1916年双十节，复旦师生又演出新剧三天，1917年沪滨息游社又演出了《松柏缘》。

我们知道，不论是对某一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还是某种外来艺术样式的引进，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由接受一方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内在需求。这种内在需求从根本上决定了以何种眼光、何种方式去接受外来影响。所以，在看起来像是偶然的、孤立的个体行为的背后，仍然有着社会的和民族的因素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话剧传入中国之初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中国的大学虽然受到了教会大学演剧的影响，但中国学校借鉴的，仅仅只是话剧表演的形式，而非看重戏剧本身所具有的文学和艺术价值。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教育者眼里，戏剧表演的形式对于唤醒和启发民众，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这如果跟清末新式教育兴起的思想动因结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新式教育之所以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教育等同于救国，认为国家的衰败在于缺乏人才。在清末，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开始意识到，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⁵⁸⁾他们主张把教育改革作为变法之本，作为中国富强之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才有了京师大学堂的建立、科举的废除和一系列学制的改革。因此，复旦排演新剧，基本上也是从启发民众、教育救国的目的出发的，在这里，戏剧已经是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李登辉校长提倡学生表演戏剧，他“认为戏剧有社会教育意义”。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李校长倡导演剧，也正是从启蒙救国的角度提出来的，在他的倡议下，复旦曾组织公演戏剧多种，其中《十年后之中国》一剧，剧情为推翻帝制，改建民国。由于公演此剧时，尚处于清朝统治中，因此很多人为李校长担忧，但他却认为这对鼓励革命有效。

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1920年，复旦大学把演剧写进了自己的章程里。这年重订的《复旦大学章程》第二十六章即为“演剧”：

此部组织之目的有三：（一）研究演剧原理；（二）娱乐学生性情；（三）陶成健全体格。所演历史故事及描摹社会状态临时编定。⁽⁵⁹⁾

演剧写进学校的章程，这就等于从制度上保证了学生演剧的合法性，大大鼓舞了学生的热情。1920年复旦就已经成立了演剧部，职员包括谢沛、汪文安、王世颖等。在爱美剧的浪潮中，1925年，复旦大学的吴发祥、卞凤年、袁伦仁、陈笃、曹衡芬等一些热爱戏剧的同学，发起成立了复旦新剧团，延请了1923年赴复旦任教的洪深担任指导。同年，复旦新剧团第一次公演了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复旦学生谢云骏编剧的《私生子》和另一位学生徐曰钰编剧的《春假》。第一次演出时，复旦大学尚未招收女生，女角由男生扮演。1926年春第二次公演时，学校开始招收女生，中文系女生陈瑛（即后来的小说家沉樱）成为剧社第一个女演员，主演了《咖啡店之一夜》。第二次公演后，1926年秋复旦新剧团改名为复旦大学剧社，简称复旦剧社。从那时始，一直到今天，复旦剧社都活跃在复旦的舞台上。改名后，复旦剧社又公演了《同胞姐妹》、《白茶》、《父归》、《星期六的下午》等剧。1928年春，洪深亲自为复旦剧社排戏，复旦剧社经过洪深的指导后，开始有意识地导向文艺戏剧运动，开始关注戏剧艺术上的价值。到1931年，复旦剧社在洪深的指导下，排练演出了《女店主》、《寄生草》、《西哈诺》等外国大戏，并进行了社会公演，尤其是《西哈诺》的成功演出，使复旦剧社名震全国。这几部话剧的成功，也奠定了复旦剧社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地位。30年代，复旦剧社又积极投入了左翼戏剧运动，并以《五奎桥》的排演在左翼戏剧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复旦剧社又排演了《委曲求全》、《琼斯皇》、《雷雨》等剧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雷雨》的演出，第一次将《雷雨》带给了上海观众，它的演出成功为上海观众接受《雷雨》奠定了基础，在曹禺剧作的传播史上有重要意义。1936年，在国防戏剧的倡导中，复旦剧社还排演了《阿比西尼亚的母亲》、《母归》、《汉奸的子孙》，但被当局禁演。从1925年到1937年，复旦剧社一共进行了19次公演。⁽⁶⁰⁾1937年抗战爆发后，复旦剧社大部分社员随学校西迁重庆，小部分留在了上海，但始终坚持演剧活动。复旦剧社的演出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此也形成了复旦大学独有的话剧传统。从1925年到1937年复旦剧社的活动，还培养了马彦祥、朱端钧、凤子等著名戏剧家。

1937年前在复旦剧社的活动过程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洪深对它的指导与影响。从1928年到1934年，洪深一直指导着复旦剧社。洪深的突出贡献是，他清楚地看到已经衰朽的文明戏的种种弊端（这在他后来于193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所写的导言中有详细而准确的描述），针锋相对地提出，演戏必须有完整的文学剧本，必须有严格的排演制度，要有纪律、坚决实行男女合演，以及必须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等等，实现了中国话剧同世界话剧的“接轨”。他的这些主张，在指导复旦剧社的实践过程中，都得到了体现，而指导复旦剧社的活动，也启发和深化了洪深的戏剧理论与创作。

当时上海的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剧社，“据1931年6月的《文艺新闻》调查，那时上海的学校剧团多达二十多个”，⁽⁶¹⁾其中经常举行演出活动影响较大的有光华大学的光华剧社，暨南大学的暨南剧社，交通大学的交大剧社，大夏大学的大夏剧社，持志大学的持志剧社。但由于洪深的影响，复旦剧社的总体成就，是超出一般学校剧团水平的。就全国的情况来说，大学里建立戏剧社相当普遍。例如清华大学，从1911年至1921年的十年间，清华全校编演了上百台的新戏。⁽⁶²⁾参与过清华戏剧社演出的清华学子有洪深、闻一多、顾毓、贺麟、李健吾等，30年代，曹禺担任了社长，校园中的戏剧实践无疑对他的创作是有深刻影响的。同样的，洪深也是因为在清华的戏剧实践才在1916年赴美后，放弃了烧瓷专业转而到哈佛专攻戏剧，成为中国戏剧博士第一人。若干年后，他带着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回到祖国，又深刻影响了复旦剧社。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从圣约翰学院（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开始，学生演剧活动，就已经渐渐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被广大学生接受和认同，是学校学生娱乐活动中不可少的一项。与新诗的写作和传播相比，戏剧在校园中拥有更为广大的“群众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话剧便能迅速地占领大学校园。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学校演剧的盛行，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现代话剧理念才真正得以实现，文明戏时期的演剧世俗化倾向被迅速扭转。1929年至1931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生》，以其反映学生生活的时尚性和多面性，实可以看作是当时校园文化的风向标。当时的《中国学生》就经常介绍各个学校的剧团，介绍学生排演的剧目；当时剧团的演员，如明星一样被放在显眼的位置，还专门附上他们的“玉照”。1930年3月，第二卷第三期的《中国学生》出了戏剧专号，左明发表了《我们的学校戏剧运动》、洪深发表了《学校戏剧运动之必要》、许德佑发表《学校戏剧运动的开展》等文章推广学校戏剧运动。

四、复旦文摘社

《文摘》创办于1937年，是由师生共同创办的，主要由孙寒冰教授负责。《文摘》主要摘编当时出版物上的时事学术评论和学术作品。由于紧贴时事的特色和高屋建瓴的学者摘选眼光，使得《文摘》出版后即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发行量直线上升。《文摘》每期大约入选100篇以上的文章，涵盖内容很广，主要以时事政治、经济等内容为主，但每期必包括一定篇目的文学和文化内容，力求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来开拓读者的眼界，启发思维。《文摘》创刊号上，在“一般学术及其他”的栏目下刊登了以下几篇与文学有关的文章，编者旨趣可见一斑：

知堂：《关于鲁迅》；茅盾：《研究和学习鲁迅》；夏硏尊：《鲁迅翁杂忆》、《鲁迅的话》；任白戈：《关于国防文学的几个问题》；林林：《诗的国防论》；沈从文的两篇：《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与《文坛的“团结”与“联合”》；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

由于鲁迅刚过世不久，所以编者在篇目上多选取了回忆和纪念鲁迅的文章。又由于战争局势紧张，因此“国防”与“团结”的呼吁又占据了选编文章的一半。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文摘》更多地关注时政，文学选篇减少，但每一期上都还会保留一定数量的文学类文章。

【注释】

(1)②　钱智修：《马相伯先生百岁年谱》，《复旦同学会会刊》1939年8（2）。

(2)《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大陆报》1905年3（3）。

(3)见1947年国立复旦大学一览。

(4)参阅钱益民：《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

(5)李登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复旦周刊》1929年11（4）。

(6)陈望道：《复旦大学今昔》，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59年5号。

(7)1920年重订复旦大学章程。

(8)张仁家：《江湾校园话旧》，见《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7页。

(9)张仁家：《复旦光辉耀寰宇——点点滴滴说从头》，见《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82页。

(10)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41页。

(11)程天放：《李公祠四年》，见《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8页。程天放（1899—1967），原名愉，在复旦大学学习时，为五四运动之健将。毕业后留美，曾任我国首任驻德大使，以及安徽大学、四川大学校长。1949年赴台湾后，负责教育部门工作。晚年定居美国，1967年11月在纽约去世。

(12)张廷灏：《私立复旦大学见闻回忆》，见《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9（科教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3页。

(13)以上材料见复旦公学章程1914年、1915年。

(14)1920年复旦大学章程，复旦大学档案馆0358号档案。

(15)马越编著：《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9页。

(16)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设立于1924年，但由于缺乏学生宿舍的原因，真正开始招收学生是在1925年秋季。

(17)《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章程（1924）》，复旦大学档案馆0360号档案。

(18)《民国二十六年春复旦大学一览（1937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Y81165。

(19)刘大白：《中国文学科底过去未来》，见《复旦大学志（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17页。

(20)萧斌如编：《刘大白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2页。

(21)《复旦周刊（1926—1927）》，复旦大学档案馆2373号档案。

(22)《1937年复旦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编号：Y81165。

(23)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2页。

(2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25)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1页。

(26)参阅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7)赵景深：《文学概论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8页。

(28)赵景深：《中国文学史纲要·序》，中华书局1947年版。

(29)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十版自序》，见《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32年版。

(30)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第1页。

(31)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211页。

(32)：《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光华半月刊》1935，3（9、10）（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特刊）。

(33)《中国文学小史·十版自序》，见《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1932年版。

(34)陈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序》，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页。

(35)赵景深：《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序》，见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页。

(36)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页，第6页、第7页。

(37)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8页。

(38)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25页。

(39)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0—131页、第96页。

(40)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页。

(41)王世颖：《本社过去的历史》，原载《平民》第152期，1923年5（5）；转引自张允侯：《五四时期的社团（四）》，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51页。

(42)张仁家：《江湾校园话旧》，见《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8—59页。

(43)张廷灏：《私立复旦大学见闻回忆》，见《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9（科教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4页。

(44)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57页。

(4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21页。

(46)张廷灏：《私立复旦大学见闻回忆》，见《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9（科教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4页。

(47)冯至：《“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见《冯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419页。

(48)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见《陈翔鹤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36页。

(49)负责编选文学研究会小说的茅盾在论及“五四”后“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情景时，提到了浅草社及《浅草》季刊。而负责编选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外其他文学社团的小说的鲁迅，更是对浅草社的创作做出了精要的概括和较高的评价，称《浅草》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50)鲁迅：《野草·一觉》，见《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224页。

(51)王怡庵：《独坐》，《浅草》，1925年1（4）。

(52)黄维荣：《谈诗》，《复旦季刊》第15期。

(53)冯至：《1931年1月20日致杨晦》，《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13页。

(54)陈炜谟：《暮霭——给友人君培》，《文艺周刊》1924年第41期。

(55)陈翔鹤：《1924年10月4日致杨晦》，《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56)Elton Trueblood：《The Idea of a College》，N．Y．：Harper＆Brothers 1959年版，第13页。

(57)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第21页、第18页。

(58)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0页。

(59)1920年重订《复旦大学章程》。

(60)杨新宇：《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附录一。

(61)转引自杨新宇：《复旦剧社与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62)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