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

第三节　光华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

以上两节，分析了光华大学对于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保守态度的形成及其在教育活动中的表现，这种态度根源于光华教师对于民族文化的体悟和他们看待文化危机的方式。

尽管光华大学在国文教学上处处体现着对“圣约翰”的反叛，但是它也继承了圣约翰大学的一些优点，比如学术自由、校园气氛宽松，这就使得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汲取自己所需的知识，自由发挥自己的才华。例如诗人田间曾就读于光华大学，他对光华大学的感觉是“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圣约翰教会学校，学术研究和课程的设置比较自由，什么样的政治思想都具备一些，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³⁸⁾因此，尽管学校当局对使用白话、对新文学创作不提倡，光华校园里的新文学创作还是相当活跃的。这从反面显示了新文学在当时的强劲势头，也是新文学影响大学教育的表现，是现代大学与新文学互动关系的体现。

在光华大学宽松的校园环境里，师生们的文学写作也形成不同的倾向。实际存在的民族危机和日益强烈的战争阴影，使得一部分学生，例如田间、周而复，在校期间就投入爱国救亡运动，以文学创作来呼吁和鼓舞抗敌斗争。但现代上海十里洋场的浮华与奢靡，都市生活中人的欲望与毁灭、人性的黯淡与扭曲，也使得另一部分光华师生用手中的笔，来描摹现代社会中人的种种幸或不幸的境遇，这种倾向以穆时英、予且、王家蒶等为代表。从期刊角度来看，1929年至1931年，在《光华周刊》和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生》上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作者群，其中的穆时英、予且、王家蒶和赵家璧、储安平，后来都成为作家或著名编辑，在新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同的位置。穆时英就读于光华大学期间，开始了小说创作，作为“新感觉派”的圣手，他的小说创作对新文学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从对新文学本身的影响上来看，1935年，从光华毕业不久的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客观上使得新文学走向经典化，新文学传统在不断发展中形成。

一、田间、周而复在光华大学的文学活动

左联在光华校园学生中的活动十分频繁。诗人田间和作家周而复就是左联光华小组的成员。对于他们来说，大学生活奠定了他们今后创作与人生道路，正如马子华所说：“这一段又非常重要，是田间和我参加左联，从事文艺写作的开始。”⁽³⁹⁾

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县人。1933年考入光华大学政治系。周而复（1914—2004），原名周德，江苏南京人，20年代曾就读于南京青年会中学；1933年，考入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

田间在报考光华大学时结识了马子华^②。后两人在欧阳弼的介绍下，与刘宗璜一起加入了左联的“光华小组”，当时的小组长是苏灵扬。苏灵扬转学复旦大学以后，即由欧阳弼代组长。加入左联后，田间和马子华组织了一个校内的文艺组织，名“轨迹文艺社”，又自费出版了刊物《轨迹》，在光华校内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据马子华回忆，童天鉴是在《轨迹》上发表诗歌时，才开始使用“田间”的笔名的。⁽⁴⁰⁾后田间和马子华都曾担任左联“光华小组”的组长。周而复在光华读书期间，结识了田间、马子华、刘宗璜、王元亨等。据周而复回忆：

我和田间、马子华等虽然不同系，但都爱好文学，志趣相同，情投意合，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左翼文学的发展，敬佩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先生。当时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聂绀弩，常到光华大学来，联系光华大学左联小组，给我们介绍左翼文学活动情况，鼓励我们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⁴¹⁾

1933年11月，马子华因参加左联活动被逮捕，周而复则因在光华学生自办的壁报上发表《“匪”何必“剿”》也遭逮捕，二人后被光华大学保释出狱。

1936年4月，在聂绀弩的支持下，光华学生王元亨、田间筹资，周而复、马子华等参与，共同编辑出版了《文学丛报》。《文学丛报》创刊时，左联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文学丛报》实际成为了左翼作家的重要阵地。《文学丛报》由王元亨、马子华署名主编，田间任发行人。后聂绀弩化名肖今度，也列为主编之一。这份刊物得到了鲁迅的大力支持，鲁迅将他抱病写出的《白莽作〈孩儿塔〉序》，由聂绀弩转交，发表在创刊号上。田间在《文学从报》发表过《夜歌》，周而复则发表过小说《公兴坊》、《田福全与二毛子》和两首小诗（后收入《夜行集》）。《文学丛报》第三期还发表了鲁迅的散文《我要骗人》，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由此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起了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由于受鲁迅和一些著名的左翼作家的支持，《文学丛报》影响很大，1936年8月1日第五期出版后，就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周而复在《文学丛报》上发表的《公兴坊》写一家肉铺在经济萧条的年头，接近腊底而难度年关；《田福全与二毛子》写旧历年的除日贫富两家的瓜葛，求一餐淡饭与求一年发财的对比。故事中的时间虽都只有一天，但前者人物俭省，后者人物繁多，前者笔墨集中，后者叙事较为分散，而且生活的熟悉程度不够也使他写后一篇时笔力有所不逮。尽管如此，两篇小说表明他初涉小说领域就把视野放到校园以外，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他在小说写作中，调动了昔年的生活经验，又辅以今日的社会观察，所遵循的正是现实主义的路。

除参加编辑《文学丛报》外，田间还参与了左翼刊物《新诗歌》、《每月诗歌》的编辑活动。1936年10月，欧阳山任主编的《小说家》月刊创刊，周而复是编委之一，并在《小说家》上发表《罢饭》等作品。《小说家》1936年12月出版第二期后即被迫停刊。

1936年6月15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发表，田间和周而复都签名参加。文艺工作者宣言发表以后，田间、周而复等上海青年诗人又联合全国13个诗歌团体，于同年9月，发表《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宣言》，他们都在宣言上签名。

1937年1月10日，田间、周而复与“草原诗歌会”等九团体的诗人等27人发起中国诗歌作者协会，发表宣言：我们需要团结，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团体，我们——任何一个诗歌作者——必须在抗敌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共同携手，造成广大的诗歌作者的联合战线，为了和平、为了自由、为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担负起诗歌崭新的历史的任务。

1935年底，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出版了田间的第一本诗集《未明集》，作为“每月文库之一”，连同序诗在内，共收入了短诗40首，左翼文艺理论家王淑明为之作序。这些诗大都揭示社会黑暗，反映城乡劳动者的苦难生活及其反抗情绪。田间后来对《未明集》作过题解：“这当然不仅说明，祖国是在黑暗之中，同时也说明我自己也在习作之中。”⁽⁴²⁾1936年，田间出版了他在校期间的第二本诗集《中国牧歌》，这是一本充满爱国激情、描画东北人民抗日的诗篇。胡风在为其作的序中说：

在他的诗里面，只有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挑动……，用抽象的此举来表现“热烈”的情绪或“革命”的道理。……诗不是分析，说理，也不是新闻纪事，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像在诗人的感动里面所搅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这是诗的大路，田间君却本能地走近了，虽然在他现在的成绩里面还不能说有了大的真实的成功。⁽⁴³⁾

茅盾则认为田间的《中国牧歌》里：

飞迸的热情，新鲜的感觉，奔放的想象，熔铸在他的独创的风格里⁽⁴⁴⁾

在这两个诗集中，渐渐形成了田间诗歌写作中简短、坚实的美学风格，犹如一声声的“鼓点”，单调、响亮而沉重。后来，田间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

1936年，周而复出版了诗集《夜行集》，远在日本东京的郭沫若为之作序：

这册《夜行集》，我反复读了两遍。这是在重重的压迫之下压得快要断气的悲抑的呼吸。这儿也活画了一张忧郁的悲愤的时代相。时代在哭着，在偷偷地哭着。连哭都是不准放声的了。这是多么可讴歌的哟！

……

但诗人揩着他的眼泪告诉我们：“车头接一连二地开发着了，大家都请揩干眼泪，搭上火车，冲破这黑暗的重围！”⁽⁴⁵⁾

的确，由于田间和周而复在发表这些诗集的时候，尚属创作的早期，因此难免显得稚嫩，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有时也很粗糙。但是，这些诗歌却以其强烈的救国信念和丰沛的感情打动着广大的读者。

二、《光华周刊》和《中国学生》中的光华作者群

《光华周刊》原名《光华周报》，1927年4月创刊，1927年11月更名为《光华周刊》，由光华大学大中学生会编辑出版，属于校刊中的学生刊物。《中国学生》则是由当时光华大学的在校学生赵家璧主编的学生刊物，撰稿人与读者也以大学生为主，由良友公司出版，创刊于1929年1月，1931年8月休刊。

《光华周刊》是校刊，《中国学生》则为良友公司的社会性刊物；一份是象牙塔内师生耕耘的“自留地”，飘逸着校园文学的单纯；另一份则处处流露着大上海的都市时尚。这两份刊物可谓是风格迥异。但在1927年至1931年这段时期里，两份杂志上文学作品的撰稿人却基本上是重合的——主要以王家蒶、储安平、穆时英为代表。而其中供稿最多的是予且、王家蒶两人。除予且为光华附中的教师外，王、储、穆、赵四人都还是光华大学的学生。校内校外，都市的喧嚣与校园内的沉潜，集中到了同一批作家身上。

按照赵家璧的想法，他要把《中国学生》“办成一份富有时代气息，比较轻松活泼，反映大学生思想和生活”⁽⁴⁶⁾的刊物，这份刊物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它最大的特点是有强烈的时尚性。它秉承了良友其他刊物，如《良友画报》的风格，每一期都有一个封面女郎，每期在讨论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之时，也不忘记对都市时尚趣味的渲染，杂志内会介绍女生四季的着装等，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向《中国学生》投稿的光华大学的师生也就迎合它的口味而写稿。穆时英、王家蒶、储安平在《光华周刊》上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谈论校园生活、抒发学生的苦恼情绪时，在《中国学生》上则大谈女人、三角恋等话题。

予且是《中国学生》的最大受惠者，后来良友“一角丛书”中的《予且随笔》，就是他在《中国学生》上连载后结集出版的。予且此时刚从光华大学毕业，在光华附中任教师，在《中国学生》上发表文章也是他创作的开始。予且后来被看作是上海新市民小说的代表作家，专门描摹弄堂内男男女女的日常生活与心理，而他的创作之路是在《中国学生》起步的。《予且随笔》以一个个小片段记录大学生活，如上课、恋爱等，语言幽默简练，思想深度不够，但趣味性却很强。除在《中国学生》上连载《予且随笔》外，他还在上面发表另一种风格的杂文，如《大学生与大学毕业的两失》、《从学生生活到教员生活》等，这些文章则体现出了他对大学生活的思考。在《大学生与大学毕业的两失》中，他认为：大学生是处于两失的境地，一是基本常识的缺乏，二是工具智识的缺乏。他认为，中国学校不以基本智识来分反以工具智识来分，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怕的。

王家蒶则在《光华周刊》上发表了《他》，在《中国学生》上发表了《丢失了一只手套》、《林曼小姐的自画像》等几篇小说。《他》由于是发表在《光华周刊》上的，虽然描写姨母与侄儿之间的不伦之恋，但笔调委婉幽怨，对心理与情感细节的把握十分细腻。《丢失了一只手套》和《林曼小姐的自画像》则明白地写校园男女的日常生活、恋爱等等，艺术上较粗糙。王家蒶和予且后来都被划为良友作家，与他们在《中国学生》上的创作也是分不开的。

穆时英、储安平则主要在两份杂志上发表一些散文、随笔、诗歌等，内容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相对来说，发表在《中国学生》上的作品，更为开放。

三、穆时英就读光华期间的文学创作活动

穆时英在《光华周刊》和《中国学生》上都发表过散文和诗歌，但这些作品与他的小说创作相比，则要逊色些。如第三卷第八期上刊登了穆时英创作的一首新诗《沉闷的大地》：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的沉闷哟！

要我们来改造！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的沉闷哟！

怎单听得些示弱的颂告？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的沉闷哟！

难道竟感觉不得烦躁？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的沉闷哟！

为什么不起来反抗？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的沉闷哟！

唉？还是这样地无聊？

这首诗除了内容上表现出青年人特有的苦闷与澎湃的激情因而比较接近校园文学的特点外，形式上十分幼稚和呆板，语言上也无法与作者小说创作中生动、准确、形象的语言相提并论。

穆时英的新诗水平虽然不高，但作者的小说创作，却大大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实际上，穆时英并非一开始就是以“新感觉派圣手”而著称于文坛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南北极》问世后，他是被人普遍地视为一个前途无量的“普罗作家”的。凭借着发表在《新文艺》上的小说《咱们的世界》和《黑旋风》，以及被施蛰存推荐到《小说月报》刊发的《南北极》，1930年，穆时英在文坛名声大噪。此时，穆时英虽只不过是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的一个18岁的学生，但却由于家道中落而饱尝人间沧桑世态炎凉，有着备感屈辱愤懑的心境，表现在文字上，就有着一股粗豪悍蛮的江湖习气和狂放不羁的原始野性魅力。

据说，穆时英的国文水平在光华大学的课堂和考试中表现得很差，上钱基博的课，他每学期的成绩都不能及格，⁽⁴⁷⁾“他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水平，低得有时还不如一个中学生。直到1932年，他的小说里还把‘先考’写成‘先妣’，原来‘考妣’二字他还分不清。”⁽⁴⁸⁾其实，穆时英此时的注意力几乎完全为外国现代派文艺所吸引，他更关心的是写作技巧和手法的不断创新。因此，当刘呐鸥将日本“新感觉派”介绍到中国，并凭借翻版式的创作为世人瞩目的时候，生活在十里洋场现代都会里的穆时英终于发现这实在正是应该归属于自己的声音，他无法再让自己缄口不言，创作的激情暗涌般裹挟着他一发而不可收。1933年6月，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公墓》由现代书局出版；次年，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由上海复兴书局出版；又是仅隔一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了他的第四部小说集《圣处女的感情》，一时间，穆时英的文字变得很有市场，崇拜者与效仿者众多。

穆时英1930年开始发表小说，到1935年先后出版了4本小说集。而穆时英是1929年考入光华大学、1933年毕业的。可以说，就读光华期间的创作基本奠定了穆时英新感觉派小说家的地位。

四、《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及影响

1932年，赵家璧从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以后，留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工作，先任编辑，后任文艺出版部主任。1935年，他主编出版了皇皇十卷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这套500万字选材、20万字导言的丛书，收集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的主要资料，是一套理论和作品的大型选集。

对于《大系》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谈论。在上海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的语境下，我们更关心的是：1．上海现代大学对此所作出的贡献。2．新文学的第一代名家（或曰五四一代），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新与旧、革命与保守不断龃龉的过程中，如何借助《大系》的编纂，加强“文学革命”的历史记忆，由此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和新文学传统的形成，并恰到好处地建立起有关“新文学”的权威叙事。3．新文学真正以学科形式走进大学讲堂以后，《大系》以其权威性，如何影响着后来人对新文学的研究。

首先，赵家璧编纂《大系》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与光华大学对他的培养、光华大学自由宽松的校园氛围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赵家璧编辑《大系》并非偶然。早在光华附中时期，他就对文学与编辑工作十分感兴趣，而光华附中也恰好提供给了他锻炼的机会和平台。他在光华附中曾主编过《晨曦》。他后来回忆：

我们当时共有十多个同学组成了编辑部，聘请四位老师当顾问。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才去请教老师。老师绝不包办代替、发号施令，而放手让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大孩子自己去动脑筋，去实干。他们仅仅指导我们如何去向合适的师生组稿，如何排列每期的选题目录。审稿加工，由学生自己去做。⁽⁴⁹⁾

不难想象，主编《晨曦》的经历锻炼了他，使他拥有了一份独特的经验，为日后进入出版界并取得辉煌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赵家璧曾回忆，他还在光华附中高中毕业班学习时，大学毕业班组织编委会，准备印刷一年一期的《光华年刊》，就选他做印刷主任。为此，他专门到商务、中华等接洽，都因索价太高，没有谈成。于是同班同学蔡显敏介绍他与开业不久的良友印刷公司商谈，最终谈成。三个月后，《光华年刊》即出版：

一本厚达三百多页铜版纸印的豪华年刊，不到三个月，就全部印制完成，双方都很满意。我所以能胜任这个工作，主要由于在附中编《晨曦》时，在浙江路上华丰铸字印刷厂里已有了亲身实践，关于排铸制版印刷的一套，心中都已略有所知了。^②

经过此次与良友公司的接洽，他与良友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也一见如故，从此与良友结缘。

进入光华大学以后，他又主编了《光华周刊》，这同样是一份由学生会主办的校刊。然而，赵家璧此时的眼光已经超出了校园范围了。他向良友提供了一个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月刊计划，即《中国学生》，而当时良友的主持人伍联德也欣然接受了。从1929年起，他就一面读书，一面为良友主编《中国学生》，这也成为他踏入出版界的第一步。1931年8月后，《中国学生》停刊，赵家璧也转而全心投入“一角丛书”的编辑。1932年毕业以后，他开始在良友全职工作，除编辑“一角丛书”外，还编辑了包括鲁迅、何家槐、巴金、张天翼等人作品在内的“良友文学丛书”。在“良友文学丛书”中，还包括赵家璧自己的一本《新传统》，是介绍美国文学的入门书，系统地介绍美国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的文学发展状况。这本书影响也不小，成为当时中国人研究美国文学的基本读物之一。冯亦代后来回忆说：

根据家璧在《新传统》叙述的作家，排着队读他们的作品，从而更坚定了我熟悉和研究美国文学的决心。⁽⁵⁰⁾

由此可见，赵家璧不仅是优秀的编辑家，而且文学素养也很高，而所有这些，除开他本人的努力外，也离不开光华大学对他的培养和教育。若干年后，赵家璧参加光华的“六三”校庆，在会上，对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潘子端老师，依然崇敬和关心。⁽⁵¹⁾

还在光华大学读书期间，赵家璧就萌生了编辑成套的文学书的愿望，并把实现这个愿望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他曾说：“我喜欢成套的文学书，早在大学读书时代已心向往之，把将来也编成几套文学丛书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⁵²⁾赵家璧对新文学的贡献，也主要在于他编辑了一系列的文艺丛书。除《大系》外，在30年代抗战爆发之前，赵家璧还主编出版了“良友文学丛书”39种，“良友文库”18种，《中篇创作新集》10种，“苏联童话丛书”3种，《现代散文新集》7种，“翻译文学丛书”3种，《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若干种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家璧拟编、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的规模庞大的丛书《世界短篇小说大系》，作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姊妹篇，如果能够出版，其影响也会很大的。

赵家璧在文学出版上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与在光华大学的学习生活当然有密切关系。光华大学在30年代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田间、周而复、穆时英、潘予且、王家蒶、储安平等，他们的早期创作，基本上都从就读光华大学时开始。尽管光华当局对于新文学的态度很保守，但其校园氛围的自由宽松，为学生发挥个人的才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间接地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同时，这也反过来说明了新文学对于上海现代大学的反作用力。尽管校方态度保守，但新文学以其发展的趋势、对青年强大的感召力，大大消解了校方保守态度对校园文化氛围的影响。

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是希望“把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间（1917—1927）关于新文学力量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主要方面所尝试出来的成绩，替他整理、保存、评价”。⁽⁵³⁾这项计划得到了普遍的支持。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第二集《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第三集《小说一集》（茅盾编），第四集《小说二集》（鲁迅编），第五集《小说三集》（郑伯奇编），第六集《散文一集》（周作人编），第七集《散文二集》（郁达夫编），第八集《诗集》（朱自清编），第九集《戏剧集》（洪深编），第十集《史料·索引》（阿英编）。全书由蔡元培作总序；在每一集的前面，都由编选者撰写长篇导言，然后才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文章。因此，《大系》的出版是“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有系统、最巨大的整理工作”，⁽⁵⁴⁾“《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两万字左右的长序），那就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了”。⁽⁵⁵⁾正如杨义所言：“它对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发展轨迹与创作实绩，进行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总检阅和总定位。”⁽⁵⁶⁾

赵家璧在每集前都安排长篇导言，且还有万言总序，其目的是为了“使这部《大系》不单是旧材料的整理，而且成为历史上的评述工作”。⁽⁵⁷⁾借助这一方式，他实已把选家之学转为文学史家之学了。而巨匠大家笔下的导言，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导读功能，其各集的“导言”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眼光和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史写作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后来几十年关于新文学发生史与草创阶段的描述，离不开《大系》所划定的大概框架。闪现在导言中的颇具见地的理论观点和作家作品评论，也已成为后世现代文学研究者广泛引用的经典话语。

【注释】

(1)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的发生，激起了上海市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民族情绪高涨。圣约翰的学生也在爱国情绪的激荡下要求罢课声援，并要求校方给予支持。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坚决反对学生投入政治运动，先是在教授会上一意孤行、否决多数教授支持学生的提案，后又禁止学生升半旗以示哀悼，并抢走中国国旗。卜舫济校长对于学生爱国行动的压制，彻底激化了学校当局与华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矛盾，1925年6月3日，圣约翰大学及附中学生550余人，当场宣誓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并表示永远不再进教会学校，华籍教师孟宪承、钱基博等17人，也集体辞职，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原圣约翰师生脱离圣约翰大学后，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学生王华照之父王丰镐（字省三），当即捐地产90余亩作为校基；学生许体纲之父许沅（字秋朋）捐开办费5 000元；沪海道尹张寿镛（字盳霓）也是学生家长，被推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经过短期的努力，新校很快筹备就绪，并建立了校董会，由王丰镐任董事长，聘请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定校名为“光华大学”，以“格致诚正”为校训。与复旦大学一样，光华大学的校名也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之《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25年9月7日光华大学举行首次开学典礼，共到大、中学生970余人，大部分是圣约翰的罢课学生，也有一部分是自行录取的。光华大学从此蓬勃发展，为全国观瞻所系。

(2)《五卅爱国运动的产物——光华大学》，见《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9册，科教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41页。

(3)《光华大学暨附属中学招生广告》，《申报》1925年，7（4—10）：4／5。

(4)《光华大学章程（1936）》，上海市档案馆，Y81224号档案。

(5)张寿镛：《光华大学起始募捐》，《申报》1925年，8（8）：9。

(6)《光华大学开学典礼记》，《申报》1925年，9（14）：9。

(7)《校闻》，《光华》，1934年2（6）。

(8)《校闻》，《光华》，1936年4（10）。

(9)钱基博：《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送毕业同学》，《光华》，1936．5（10）。

(10)《光华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特刊·序》，《光华》，1935年3（9、10）。

(11)周而复：《往事回首录》，见《周而复文集21》，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9页。

(12)③　《校闻》，《光华》，1934年2（8）。

(13)汪统：《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见《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89页。

(14)卜舫济：《圣约翰大学，1879—1929》，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70页。

(15)卜舫济：《圣约翰大学，1879—1929》，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70页。

(16)林语堂：《圣约翰大学》，见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82—284页。

(17)钱基博：《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送毕业同学》，《光华》，1936．5（10）。

(18)朱承勋：《六三与国学》，《光华周刊》1927年，1（8）。

(19)1936年《光华大学章程》，上海市档案馆，Y8—1—224号档案。

(20)1936年《暨南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Y8—1—324号档案。

(21)1936年《光华大学章程》，上海市档案馆，Y8—1—224号档案。

(22)1936年《暨南大学一览》，上海市档案馆，Y8—1—324号档案。

(23)马厚文：《从钱子泉先生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第115页。

(24)北塔：《曲坛“二姐”张允和》，《世纪》2001年第4期。

(25)②　张寿镛：《发刊辞》，《光华》1932年，1（1）。

(26)刑光祖：《落花》，《光华》1934年，2（6）。

(27)天晓：《为什么这无端的呻吟？》，《光华》1934年，2（8）。

(28)：《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光华（十周年特刊）》，1935年，3（9、10）。

(29)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30)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跋》，见《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8月版。

(31)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04—105页。

(32)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46页。

(33)③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1页、第7页。

(3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8月版，第7页。

(35)赵景深：《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大夏》1934年，1（5）。

(36)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3—29页。

(37)倪志涧：《中国散文演进史》，长白出版社，第604页。转引自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页。

(38)马子华：《我与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的活动》，《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39)②　马子华：《我与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的活动》，《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40)详细情况见马子华：《我与田间在光华大学左联的活动》，《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41)周而复：《往事回首录》，见《周而复文集21》，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0页。

(42)《田间自述（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

(43)胡风：《中国牧歌·序》，见《田间诗文集（一）》，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89页。

(44)茅盾：《叙事诗的前途》，《文学》1937年，8（2）。

(45)周而复：《往事回首录》，见《周而复文集21》，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1—32页。

(46)赵家璧：《回顾与展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8页。

(47)刘衍文的《钱基博先生轶闻》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据说名作家穆时英，其时在文坛已崭露头角，但尚在光华大学就读，就是被子泉先生打了59．9分留级而放弃学业的。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暗笑先生有眼不识泰山，可是先生却全然不管这些闲话：你读我的这门功课，没有学好，你就过不了我这个关！”见《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324页。

(48)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49)②　赵家璧：《回顾与展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2页、第8页。

(50)冯亦代：《祭赵家璧》，见《赵家璧先生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1页。

(51)杨友仁：《追怀老学长赵家璧》，见《赵家璧先生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52)赵家璧：《编辑忆旧》，见《赵家璧先生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14页。

(53)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见《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版。

(54)赵家璧：《编辑忆旧》，三联书店1984年1月版，第440页。

(55)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文学》1935年，1（5）。

(56)杨义：《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

(57)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见赵家璧：《回顾与展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52页。